在美国新泽西州威图拉沃里斯医院接受血清疗法3天后，61岁的华裔男高音歌唱家、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费越奇迹般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医生问他在哪儿？他脱口而出：维京群岛。整个病房的人都笑了。

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了14天，命悬一线。那些日子发生了什么，费越一无所知。他只知道自己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他的偶像帕瓦罗蒂在唱咏叹调，从普契尼《艺术家的生涯》到威尔第的《茶花女》《弄臣》，循环往复。在这些早已烂熟于心的歌剧唱段中，他坐上一列南下的火车，车上一直有人鬼鬼祟祟盯着他，令他如坐针毡。火车终于到站，正是维京群岛。

14天，中美医生隔空对话，治疗方案换了一种又一种，陷入绝境，又出现一丝生机。14天，妻子已对所有拗口的药物名倒背如流。14天，两个儿子忽然长大。“醒来后，当家人告诉我发生的一切，我好像在听别人的故事。”费越说。

5月1日，天气很好，他终于从康复中心回家了。

急转直下

3月底，突如其来的发烧，让费越和家人感到隐忧。他开车到芒特劳雷尔市指定地点进行了核酸检测。第二天接到电话——阳性。

究竟是在哪儿染上的病毒？费越至今无法确定。“当时美国人还没什么防护意识，我去过超市、去过酒庄，去哪儿都没人戴口罩。”他曾开车去纽约接过儿子，那里是美国疫情的风暴中心，街上警报声不断，死亡人数在攀升。“可能儿子身上携带了病毒，他没事，却把我感染了。

朋友让费越赶紧从网上订购一台血氧仪。到货当天，他血氧饱和度从97%降到93%。打电话给医院，对方嘱他立即住院治疗。

“病毒来时，我毫无准备，因为我周围没有一个人被感染。新冠病毒有多厉害？我完全没有概念，而且，我身体一直很不错，想着即使得了病，也能侥幸撑过去。”费越说。

芒特劳雷尔在新泽西南部，靠近费城。费越接受治疗的威图拉沃里斯医院，也是他的两个儿子出生的地方。

住进医院后，费越的病情很快加重，3天后就进了重症监护室。“完全来不及告别，也没跟家里人交代一句，我就昏迷了。”

威图拉沃里斯医院里的新冠肺炎患者不算多，进入重症监护室后，各科医生前来会诊。许多远在中国的医生朋友，也时刻关注着他的病情，每天都在群里讨论治疗方案。他们提出的建议，被转述给医院。院方虚心采纳，尝试了种种方案，但都未见显著疗效。药物副作用让费越身体吃不消，中途洗过一次肾，体重轻了30磅。

病情急转直下时，妻子最怕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每次都是坏消息。她曾急得发烧，误以为自己也染上新冠肺炎，向两个儿子仔细交代房本和存折各在哪里后，去了另一家医院。21岁的小儿子费旋学医，每天研究新冠肺炎论文，四处打听新的治疗方法。24岁的大儿子费滕在华尔街工作，他已做好最坏打算。

一线生机

4月初，在似乎陷入绝境之时，正在武汉奋战的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刘正印远程给出建议，可以试试血清疗法。

血清疗法，就是将新冠康复病人的恢复期血清进行处理，再输入其他患者体内，血清中存在的抗体能帮助患者对战病毒。血清疗法在人类与传染病对抗的历史中，已有超过百年的实践。在既无疫苗、又无特效药的情况下，这种传统疗法派上了用场，然而，血清疗法也存在种种风险。

经过慎重考虑，费越的家人决定向美国红十字会提出血清申请。红十字会的电话一直打不通，小儿子费旋辗转找到在红十字会工作的朋友，才申请成功。

层层审批之后，他们得到了一位31岁女性玛莉莎·莱乌齐捐献的血清。3月下旬，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使用血清疗法紧急治疗重症患者，莱乌齐是美国红十字会血清捐献第一人。

莱乌齐捐出血清，最初是为了救助自己的姑姑，63岁的新冠重症患者芮妮·班尼斯特。班尼斯特恰好和费越在同一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血清有了，但新的问题出现了：莱乌齐是A型血，费越是B型，不匹配。威图拉沃里斯医院的医生们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风险，不愿为他实施血清疗法。费旋研究了许多文献，并咨询了有血清治疗经验的中国医生，最终说服了医院。

4月5日，莱乌齐捐赠的血清终于注射进费越体内。3天后，他苏醒过来，6天后，呼吸机摘除。芮妮·班尼斯特也在注射血清后逐渐康复。就这样，莱乌齐捐赠的血清，救了两个人。

费越的主治医生埃里克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这是美国最早接受血清疗法的病例之一，这两位病人的康复让我们非常激动。不过，虽然血清疗法救了这两位病人，但并不能够保证可以对所有患者有效，更多的研究有待进行。”

回到人间

费越出院前，主治医生特地跑来病房同他合影，悉心照料多日的护士送来了自己缝制的口罩。这只口罩独一无二，上面有当地最受欢迎的橄榄球队费城老鹰队的绿色标志。

当费越坐在轮椅上，被家人推着离开医院时，从走廊到医院门外，挤满了欢送的人群。“好像整个医院的人都来了。这家医院里，不少新冠患者去世了，我的康复给大家带来希望。所有人都在鼓掌，能感受到他们全都发自内心为我高兴。”

上世纪80年代，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并在中央歌剧院工作一年后，费越申请到西弗吉尼亚大学奖学金，赴美留学。毕业后他留在美国，曾登上卡内基音乐厅和肯尼迪艺术中心的舞台，接受过许多次来自观众的掌声。但从没有哪次掌声，像这次一样，让他百感交集。

“我父亲是一位斗士。”大儿子费腾说。

4月23日，从隔离病房出来的费越，住进了康复中心。听说是新冠康复患者，康复中心起初有些犹豫，知道费越的故事后破例收治了他。

接受康复治疗后，费越的身体机能慢慢恢复，可以下地行走了。5月1日，他戴着那位护士送给他的绿色口罩，离开康复中心。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拿着气球、鲜花，举着标语，祝贺他出院。有人为他戴上彩色的串珠项链，有人为他戴上金色礼帽。他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人群一阵欢呼。

“就好像经历了一次重生。”费越说。在他心里的致谢名单里，有一长串名字。

“感谢那些全力以赴的中美医护人员，他们不仅救了我，也陪伴我的家人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当然，还要感谢那位捐出血清的姑娘，我儿子已经和她联系上了，不久的将来，希望能登门拜访，当面感谢她。”

他还想感谢患病期间，那些源源不断往他家中和医院送来食物的邻居和朋友，他们会留下小卡片，写下暖心的话。

还有远在中国的朋友们隔空送来的祈祷和祝福——2011年，在上海举行的东方市民音乐会上，费越曾与曹鹏指挥的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合作，演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得知费越康复后，95岁的曹鹏为费越送上视频祝福。曹鹏的女儿曹小夏将乐手们写下的祝福一一转发给他，希望他恢复健康后，回上海再次同台。

“生死关头，才感到好人太多。”费越打算捐献自己的血清，并“用余生尽量多地帮助能帮助的人”。

“当然，还要感谢音乐。”费越后来才知道，昏迷时在梦里听到的《茶花女》《弄臣》中的咏叹调，是儿子找来了他的唱片，在病房里循环播放。那些咏叹调，他曾无数次唱过，还想继续唱下去。音符领着他，走啊走，走了很远，终回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