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财阀巨头之死：“三星共和国”背后的明和暗

韩国三星电子宣布，当地时间10月25日，三星电子会长、三星集团第二代掌门人李健熙逝世。

（三星电子会长 三星集团第二代掌门人李健熙）

2017年8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第27号法庭，涉及韩国三星电子前高管的一场审判正在进行。

彼时作为该场审判的证人身份，时任三星电子副会长的李在镕正在回答检方公诉人的提问。李在镕突然提到，“在父亲李健熙会长还活着的时候…”。

听到这句话，现场媒体一片哗然。

就在李在镕说出这句话的十秒钟时间内，三星电子股价突然出现了近1%的动荡，直到李在镕匆忙将话改成“父亲还健在（并展开活动）”的那一刻，三星电子股价已经下跌了1.3%。

（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独子李在镕）

作为韩国第一大富豪，以及韩国市值第一位的企业的第二代掌门人，自2014年5月因心肌梗塞住院以来，李健熙的生死一直都是牵动韩国舆论界最关注的重磅话题之一。

据韩国某财经媒体首席记者吴罗卿（音译）向东方卫视、看看新闻Knews记者权小星回忆，韩国国内至少出现过不下十次有关于李健熙死亡的传闻，其中有两三次直接上了门户网站的热搜。每次登上热搜后，三星电子、乃至韩国KOSPI股指都会出现一阵动荡，直到三星电子辟谣才恢复原状。

不过，在李健熙真正逝世后，其居住的首尔汉南洞家门口一片寂静，首尔KOSPI股指仍旧挺拔，一切看似都是如此平静。

但专家及知情人士普遍认为，背后对于韩国财阀体系，乃至全球科技市场，都会带来一系列改变。

一、“永垂不朽”

在李健熙逝世当日，记者请求三星电子方面对于李健熙逝世作出评论，随后收到一封来自三星电子会长办公室的邮件。

这封以“三星将永远铭记”为标题的邮件提到：三星电子怀着极大地悲痛宣布，李健熙会长于10月25日，在包括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在内的家人的陪同下离开人世。

该邮件表示，李健熙的独到远见，使三星从一家本土企业，发展成为具有世界领先级别的创新企业，尤其是“新经营宣言”是过去、现在，再到未来，引领三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我们对于李健熙会长的家人表示深切同情，未来全体三星全体员工将继续铭记并珍惜李健熙的记忆，对能够与李健熙共事的时光心存感激，而李健熙对于三星留下的精神遗产也将永垂不朽。”

该邮件对于李健熙作出如此评价，三星电子宣传部门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证实，该邮件内容正是三星对于李健熙的官方评价。

三星电子在“李健熙时代”下取得长足发展。

截至2020年10月25日，相较于李健熙就任为三星电子会长的1987年11月，三星集团主力子公司三星电子的销售额增加400%，市值更是增加3700%。

韩国高丽大学政经学院李国宪教授向记者表示，李健熙的一生，基本贯穿了三星企业发展史的绝大部分，他与三星交融的人生故事，使得在谈论三星这家企业时，无法脱离于李健熙而单独谈论这家公司。

（三星电子会长 三星集团第二代掌门人李健熙）

时间回到1987年11月10日，三星电子首尔太平路大厦的会议室。

三星创业主李秉喆去世当天，三星电子立刻召开董事会，就下任三星电子掌门人进行讨论，而候选人只有李秉喆三子李健熙一人。

当时参加董事会的一名前高管回忆，当天讨论仅持续了不到30分钟，就以全票通过李健熙担任掌门人的议案，“几乎没有异议，所有人都像是已经定好了一样。”

李健熙虽然只用了不到30分钟便成为了掌门人，但李健熙为了成为掌门人，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波折。

（李秉喆与李健熙为数不多的休闲同框照）

李健熙出生于1942年，是家中位列第三的儿子。

1961年，李健熙高中毕业后，在父亲李秉喆“学习先进知识”的要求下，先后赴日、赴美留学，1966年硕士结业后回归韩国，进入三星旗下东洋广播电台（JTBC的前身）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由于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当时的大多数财阀企业仍然坚持“传长不传嫡”的原则，而在李健熙还在国外读书的时候，长子李孟熙和次子李昌熙已经在自己的事业范围内小有成就。

（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与其子李健熙一同视察三星工厂）

不过，一件轰动韩国各界的“化学工厂丑闻风波”的发生，使李孟熙等人的接班人之路受到重挫。

1966年5月，韩国一家媒体曝光三星与日本三井共谋，将55吨糖精及其他日本生产的产品偷运至韩国，随后在舆论的压力下，李秉喆不得不离开三星集团，由长子李孟熙接班三星，次子李昌熙作为“主要责任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随后，在监狱中的李秉喆次子李昌熙，向当时朴正熙军政府提出，这件事情是由其父亲李秉喆主导，并提出应该将李秉喆彻底驱逐出三星。随后军政府方面将这个信息传达给李秉喆。李秉喆质疑李昌熙受到李孟熙指使而发出这封信件，并将李健熙定为集团掌门人，史称“王子之乱”。

1987年12月1日，李健熙从三星高管代表手中接过象征三星集团的“三星旗”，并在现场宣布，将在20世纪90年代，将三星打造成为引领全球市场的一流企业。

（李健熙于1987年12月就任三星集团会长）

二、芯片与“烧手机”

根据多名三星知情人的回忆，李健熙一直到1993年发布《新经营宣言》为止，很少在媒体或社会面前露面，一些需要抛头露面的活动也多数派遣其他高管出席。

李国宪教授表示：“这似乎与李健熙在80年代曾主导三星收购韩国国有产业之一的石油公社，但最终失败有着一定关系，以至于李健熙在入职后，花费了多年时间，为了了解三星的内部情况及所存在的问题。”

不过，综合多方信息了解到，李健熙在进入东洋广播电台后，随即被派遣至美国硅谷，担任特派员职务，而在硅谷期间，李健熙似乎对于芯片有着执着的兴趣。

回到三星以后，他多次在会议上提出，注意到了芯片产业“点石成金”的优势——影响家电性能的核心便在于芯片，从此多次提及开发芯片，并下决心投入巨资。

当时全球芯片产业虽还处在高速成长期，不过该产业已被美国镁光、日本三菱、夏普等企业牢牢占据，美国依靠长期以来的系统集成的技术积累优势，日本依靠长期积累的应用科技等，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

而韩国当时的经济状态，虽然凭借朴正熙军政府的新农村运动获得巨大发展，但仅能说得上是解决温饱；因此当日本三菱得知三星将开发芯片产业时，该公司CEO直接表态“对于GDP水平较低的韩国，半导体产业并不适合”，并在公开场合宣扬“三星不能开发芯片的4个原因”。

此后，李健熙一度向美国镁光及日本夏普派遣员工，以获得半导体产业的初期技术，不过过程并不顺利：

镁光曾表示将以400万美元提供较为落后的产业链的设计图纸，但后来以偷看文献为借口反悔，并将三星方面人员赶出了镁光；

夏普则虽然表面上应允三星的请求，不过实则严加看管，甚至不允许三星方面人员接近最新的生产线。

“当时三星的研究员们，因为夏普方面连工厂的面积等基本数据都拒绝提供，于是只能通过自己的脑子记住某些细节，比如有一位研究员通过自己的手指间距离、身高及步伐数，记录工厂的大概面积及其他参数，（例如）工厂生产线宽为30步、长为222步。”曾在三星半导体工作多年的知情人士向笔者回忆。“不过，这些数据，对于建设一个高科技的工厂，显然是不够用的”。

芯片产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很难跳过一代芯片、进入下一代；而进入下一代的研发，则需要非常高的人力资本及研发成本，才能触发量的优势。后发企业刚刚开发了一代芯片，结果发达国家的先发企业直接降价，并投入新一代芯片研发。

正因为这一系列怪圈，导致终端企业更加偏向于性能稳定且价格低廉的先发企业产品。没有足够使用量且背负大量投入的压力下，后发企业只能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命运。

而无论是三星的内部人员、业界人士、乃至于竞争对手都承认，如果没有三星自身特别是企业家本人的主导作用，三星的芯片产业乃至韩国的芯片产业无法走到今天。

可以说，三星死磕芯片产业的背后，有着李秉喆、李健熙两代企业家的拼命血拼。

（李健熙视察三星芯片生产）

1983年，三星成功开发64位芯片，落后于当时最先进的日本技术将近5年（即便是到了开发1MDRAM时，仍然落后1.5年）。

三星虽然于一年后成功量产64位芯片，不料却遇上了半导体价格史无前例的暴跌，先发企业依靠技术及成本优势，大幅降价，每片价格从4~5美元暴跌至最低时只有25美分。

“而当时，三星生产64位芯片的成本是1.3美元，这也就意味着，每生产一片芯片，三星需要倒贴1美元。”知情人士告诉笔者。

记者查阅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三星财报发现，三星电子当年亏损近3亿美元，股权资本更是全部亏空；在外界看上去，三星比任何一个竞争对手都输不起，也更没有继续加码的资本。

1987年11月，三星创始人李秉喆去世；直到他倒下，都没有看到自己一手推进的三星半导体产业获得成功。而半导体，既是父亲没有完成的一大遗愿，也成为了摆在新任三星掌门李健熙的“心头之患”。

若换成一般企业，可能在此刻会选择放弃；而李健熙选择了“豪赌”。

2002年的国际半导体学术会议（ISSCC）上，三星发布在“每18个月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就会翻一番，而成本却下降到一半”的摩尔定律的基础上，提出“每12个月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就会翻一番”的新定律，并准确预测这一系列的芯片产业变革将起源于移动终端、数码家电等非PC领域，并以时任三星电子半导体总管社长黄昌奎的姓，取名“黄定律”（Hwang’s Law），震惊世界。

这一举动也意味着，三星在量产芯片产业取得巨大成就：成功脱离由美国企业设置的技术壁垒，从后发企业跳跃成为先发企业，并开始引导产业发展。

1988年，三星电子展示了首款可以在外移动拨打电话的手机。

那一年韩国正在举行奥运会，而李健熙在看到外国人仍然对于“排队打公用电话”的韩国表示不理解的时候，直接表示“每个人拿着一台手机的时代必将到来”，并结合当时三星电子的芯片研发成果，认定手机将成为未来三星电子的主要产业部门。

不过，当时的三星上下蔓延着快速赶超摩托罗拉、夏普等欧美日企业的目标，以至于在质检方面出现巨大漏洞，根据1990-2020韩国通讯白皮书的数据，三星手机在1990年的不良率高达11.8%。

当时有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使李健熙受到巨大触动。

一件事是由于当时的三星电子某代理商销售了故障手机，而在更换后仍然出现同类故障，最终愤怒难耐的消费者拿着手机暴打代理商的事件产生，使得三星电子的不良品受到业内广泛关注。

另外一则事件则为李健熙在访问德国法兰克福时，在当地的商超发现，三星的产品全部被罗列在日本、美国产品的一角，并满带灰尘，在询问当地经销商后发现，许多外国人眼中的三星，基本属于“山寨日本产品”的代名词，与劣质画上等号。

这两件事情似乎对于李健熙的触动很大。

1995年3月9日，李健熙指示将所有已经在市面上的手机产品、以及存在仓库里的15万台智能手机产品进行回收，并当场燃烧；而在经历了近500亿韩元的损失以后，三星手机的不良率大幅度下降。

此后，李健熙秘密指示三星电子的公司内部电台SBC，要求潜入工厂偷拍现场生产员工的情况，并表示“我以前也在电视台工作过，很多东西公开去拍，是拍不出什么东西的，必须要偷拍，出其不意，才能够知道真实地情况。”

SBC将洗衣机装机员工不顾误差，强行安装部件等场面进行展示，将所有画面展示在全体员工面前，并在播放画面后，直接安排李健熙的画面。

李健熙表示：目前的三星电子为了维修3万人生产的电子产品，有将近6千人投身于售后——“这相当于一家公司进入了癌症中晚期”。李健熙宣布将以不良率降低至3%为目标，推出“出现一个不良品，在排除不良原因前停止整个生产线”的制度。

一位曾与李健熙保持多年沟通的人士向记者回忆，虽然李健熙小时由于父亲的忙碌，而与李秉喆聚少离多，不过在后来与李健熙的一次聊天中曾表示，其父亲李秉喆和其老丈人洪进基是他人生途中的两个“恩师”：一个教会通过不断实践去掌握问题，另一个则教会李健熙如何在经营过程中考量政治、经济、法律等多种问题，“李健熙经常开玩笑说，我这也算是文武双全了。”

与此同时，李健熙在韩国以“天天都说自己是危机”而闻名，但唯一一次对于三星的未来表态较为乐观，则是在2010年的一次发言，当时李健熙曾提到“从我们的芯片技术来看，日本已经处于落后淘汰的阶段，而中国赶上来还需要一段时日”，这也是李健熙唯一一次对于三星自己公司进行的肯定评价，自然也引发了市场的重大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李健熙一直以来对于三星的“走出去”，似乎有着独特的执念。

据李健熙的一位高中同学向韩国媒体回忆，在高中时期，当时韩国的安保局势尚不稳定，李健熙就多次提到，必须要让韩国政府和企业从美国、日本等外国资本尽可能的多借钱、多投资，一方面能够发展韩国经济，另一方面才会使各大强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更多的去考虑韩国的安全问题。

李健熙曾对外声称：“我的一生，80%时间都用在育人选贤上。”

现在，三星已经建成覆盖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三星综合技术院（SAIT），并每年巡回在各个国家推行专家制度，在派遣优秀人才出国的同时，还在包括中国北京大学等多所海外知名高校开设专场招聘。

而即便是在李健熙活动较少的90年代前期，他也曾主导三星进入彼时刚刚与韩国建交的中国市场，并于1995年亲自主导三星电子成立中国总部。

李国宪认为，三星是韩国第一个将中国事业部门设置为与韩国总部平行的“总部”的韩国财阀企业，这足以说明李健熙对于总部经济拥有一定的见解。

有趣的是，虽然三星的智能手机在华的占有率，已经从2008年的17%下降至2020年第一季度的0.3%，但对于包括三星在内的韩企来讲，中国仍然是无法放弃的一大市场。

韩国产业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华的韩国企业的经济展望指数达到历年来的新高，这也说明韩国企业对于中国市场的信心反而处于不断提升的阶段。

三、“财阀的典型”

在韩国，李健熙早已超越一家企业的含义，成为“财阀”的代名词，例如“社会保障福利是否有覆盖李健熙”、“我与李健熙之间的财富还差多远”等等的问题时常会在韩国网络世界发酵。

一些持有改革财阀政见的韩国政治家，也会时常以三星作为最大的“攻击目标”，不过无论是对于李健熙抱有质疑，亦或者是支持者，都难以否认，三星已经成为韩式财阀的代表。

（李健熙与夫人洪罗喜、长子李在镕合照）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李健熙多次被曝病危，却不断为三星辟谣的情况多次出现，以至于部分韩国民众将李健熙比喻为“长生鸟”。这种说法无论在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中都较为流行，同时这也说明了韩国人对于“从生到死都躲不开的”三星的爱恨情仇。

支持者认为，李健熙无论是对于韩国经济、改善产业结构，还是韩国国家形象有着明显的贡献，因而李健熙一定会“再次醒来，重新振作”；而反对者则结合李在镕曾因试图避税继承贿赂崔顺实，被检方起诉而揶揄。

能够体现韩式财阀的典型特征的，便是1993年发布的三星“新经营宣言”。

这个宣言在韩国国内以“除了老婆、孩子，其他什么都要换”为核心，在韩国首次提出自上而下的企业改革措施。

这段改革则是源于，李健熙高薪聘请日本籍顾问福田，并写了一份13页的《福田报告书》，文中对于三星内部的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及满足于现状等问题进行罗列，随后李健熙要求三星的高管全部前往法兰克福，提出“从我自己开始改革”的新经营理念。

（李健熙宣布“新经营战略”五周年演讲）

多名知情人士也回忆道，去过李健熙的家发现，其书架上相较于经营学等书籍，更多的是理工类及机械类相关书籍。

这种李健熙式自上而下的改革，被视为“只有像三星这样，由一个人绝对掌控的企业才能够做得到”，却也使得截至2019年，李健熙认定的太阳能电池，电动车可充电电池，LED，生物制药，医疗设备五个方面未来增长引擎带来约440亿美元的收入。

而在李健熙的改革带领下，三星总产值占到韩国GDP的20%以上，旗下囊括电子、零售、主题乐园、金融服务、物产工程、生命科学等诸多业务，上市公司多达18家。

在最新发布的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三星电子名列第19位，营收达1977.04亿美元。

另外，三星有近20种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居全球企业前列，并且有三间子公司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世界500强企业。

不过，并不是这种韩式财阀经营一直“一帆风顺”，看似强大的三星也面临过数次危机，其中既有经营方面的，也有法律方面的。

在经营方面，除了80年代收购的失败，其最大的失败在于汽车产业的失败。

酷爱分解汽车，并在美国留学期间修理并出售二手汽车赚取“第一笔钱”的李健熙，于1995年进入汽车产业，成立三星汽车公司，但随后由于同时迎来现代汽车收购韩国第二大车企起亚汽车等噩耗，于1999年向雷诺出售三星汽车的大部分股份。

（李健熙考察三星汽车） 注：三星汽车存活于三星集团的五年中，李健熙正式考察这家公司不下二十次，这成为李健熙最器重的一家子公司。

李国宪曾回忆道：“李健熙曾经对于韩国官商勾结的政界表示过强烈不满，曾提出‘韩国这个国家，企业是二流，官僚体系是三流，政治是四流’，但与此同时又因为多次与政界发生瓜葛，而被检方等机构调查，这也是三星、乃至韩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得不面临的矛盾。”

2008年，三星集团前法务部部长金勇澈曾曝光三星贿赂政府官员、媒体记者等社会各界人士，并逃税1000亿韩元，而韩国财阀“掌控”韩国的相关素材，也多出于金勇澈曝光的一些细节。

随后，李健熙不得不如他的父亲一样，退出三星，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而在提倡“亲企业”政策的李明博政府以“推动平昌冬奥会顺利举办”赦免李健熙，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巨大争议。

（2008年李健熙接受检方调查 随后对民众道歉）

（李健熙被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特赦后 以国际奥委会委员身份出现在申奥现场）

直至2014年李健熙因心肌梗塞住院，其长子李在镕进入到交班时刻。而今，李健熙逝世后，三星继承人成为了舆论另一焦点。

李健熙膝下有四个儿女——唯一的儿子李在镕、大女儿李富真、二女儿李叙显、小女儿李尹馨（已于2005年去世）。

（李富真/左 李健熙 李叙显/右）

（李健熙小女儿李尹馨-已于2005年去世）

有消息称，为了避免重蹈争位之争，李健熙在子女继承中早有安排。

其中，李在镕管电子和金融业务，李富真主管酒店和化工业务，李叙显接管服装和广告业务。

而作为或将继承三星旗下最大核心企业三星电子的李在镕，近年来因“行贿门”、财务造假、不正当交易等负面事件，频频被韩国检方“关照”，甚至因“行贿门”入狱一年，且该案件还处于审理当中。

由此，今年8月，李在镕召开记者会，表示有关三星的许多外部争议，都源自于继承的事宜，从今以后，自己将所有的精力投资在提高公司的价值方面，承诺不会再因继承人问题引发争议，“我将明确表示，我没有计划将公司经营权交由子女继承。”

李国宪认为，在“闺蜜干政”丑闻期间，韩国民众反对朴槿惠的游行中，关于“清算财阀”、“审判三星”等口号多次出现，侧面体现了韩国民众对于目前财阀体系的不满，因而李在镕就任以后的几年，相比于此前的三星，在社会参与及形象方面的投入更加具体化，且更开始重视企业在社会上的形象。

这也是韩国的财阀试图逐步走出以“政商勾结”等负面形象所进行的自我拯救。

此外，由于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此前出具的报告，韩国的遗产税排在世界前列，最低税率为18%，达到2500万美元以上最高税率为50%。以此计算，继承人或将面临76亿美元的遗产税，支付巨额遗产税可能使得李氏家族对三星集团的控制变得复杂化。

（李健熙与李在镕）

事实上，除了法律纠纷，三星面临的挑战仍旧巨大。

虽然三星仍在全球消费电子市场“执牛耳”，但是苹果宝刀未老，中国企业又穷追不舍，三星其实在各方面都面临着挑战和压力。

在2020 CES（消费电子展）开幕前的主题演讲中，三星电子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宣布进入“体验时代”，开启以人为中心的十年创新，将硬件和软件无缝结合，创造个性化体验，并发布了小巧的球形滚动机器人Ballie。这是三星对人工智能时代物联网战略的进一步阐释。

“AI+IoT”时代，智慧家庭的大脑最重要。三星强在芯片、面板和终端产品等硬件，深知要补上软件的短板。毕竟亚马逊、谷歌、苹果等通过智能语音助手，已在智慧家庭甚至智慧城市领域“先下手为强”，并已把物联网的触角伸向了智能汽车等新领域。

而在中国市场，三星则决定重点将从终端产品转向上游部件。今年8月底，三星把苏州8.5代液晶面板线60%股权和模组工厂100%股权转让给TCL，今后三星在中国将重点发展半导体、汽车电池等上游部件业务。

记者从三星方面了解到，李健熙的葬礼将尊重家属的意见，仅由家属们参加并举行；而值得注意的是，由李孟熙家族主导成立的CJ集团高管也前来吊唁，这似乎也意味着曾经围绕在两代人头上的恩怨逐步瓦解。

近期，韩国乐天、现代汽车、LG等集团逐步完成下一代接班人的交接，而李在镕打破惯例，与现代汽车新任掌门人郑义宣频繁会面，就未来动力电池进行商讨，也是在过去被认为“闻所未闻”的事情。

与此同时，目前仍作为“副会长”（副董事长）职位的李在镕在2017年曾表态，自己对于“是否升为董事长”并没有太大兴趣，并表示三星“李健熙会成为最后一任董事长”，这也意味着三星电子已实施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而李在镕今年也曾表示，没有计划将公司经营权交由子女继承，将把精力投入到提高公司价值方面。

也许，李在镕的表态，能够解释这种变化的来源：“虽然目前来自竞争对手及外部局势的危机仍然严重，但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过程中，民众所表现的高度自觉性，也让其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因此三星将不分性别、年龄与国籍，致力于吸引更多的人才，以携手共同克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