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南侧的永安大楼，已在此矗立了103年。20世纪20年代初的永安不仅是上海滩时尚地标，旗下还有当时规格一流的“大东旅社”。1920年4月下旬，大东旅社住进了几位新客人，他们自称是《上海俄文生活日报》的记者，来上海建立通讯社。记者团的负责人，是个年轻的俄国人，他叫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此人中等个头，曾在美国生活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吴廷康着手在中国扩大苏俄的影响，聚拢革命者。在他的计划中，凡是从事或宣传中国革命性变革的人或团体，不管无政府主义，还是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是争取的对象。

吴廷康在大东旅社住了没多久，就搬到了霞飞路716号。在霞飞路期间，吴廷康成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内设中国部，其主要目的，就是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

吴廷康的活动以霞飞路为圆心，霞飞路就是现在的淮海路。法租界当局对霞飞路的定位可以用“东方巴黎”来形容，但聚居在此的俄国侨民喜欢叫它东方“涅瓦大街”。

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邢建榕表示，因为上海当时外国人非常多，所以来几个共产国际指导的人，一般不会引起人们注意。整个的生活环境，还有职业的掩护，整个文化氛围，包括大的租界背景，基本上说能够比较好地掩护这些职业共产党人的活动。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斋藤道彦也认为，选择上海确实对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活动很有利。因为当时上海有中华民国政府无法干预的租界，这对他们是有利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米哈伊尔·列·季塔连科生前也说，上海是个港口，和别的地区联系也更为方便。所以也为联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方便寻找资金，开展秘密活动。

正如几位专家所言，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为苏俄共产党人实现来华目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交通四通八达便于联络，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华洋共处、五方杂居的环境也使得他们的活动不引人注目。而更重要的是，这座拥有几百万人口的中心城市，资本家的富裕和无产阶级的贫困正日益尖锐，这正具备了孕育俄式社会革命的阶级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玉贞说，早在1913年，列宁就看到上海的潜力。他觉得中国的南方经济发达，中国的上海，按照他的观点是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它有比较先进的工业和商业。所以列宁说，我希望出现许多个上海来带动中国的发展。

对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姜义华补充介绍称，更重要的是上海它毕竟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或者近代的工商业发展程度最高的一个地方。这是工人阶级力量最雄厚的地方，现代的产业工人在这里是数量最大，而且他们组织程度也比较高。所以它为我们党的活动提供了相当好的这样一个社会基础。

（素材来源：《1921点亮中国》项目组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