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蟾舞台旁的红色往事

位于现云南中路171-173号（原云南路447号）天蟾逸夫舞台旁有一幢看似并不起眼的两层沿街楼房，这里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8-1931年期间的秘密机关，也称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共在上海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对于其而言寻找到安全的地方来作为秘密机关就显得极为重要起来。1928年4月，当时在上海担任党中央会计工作的熊瑾玎为党开展工作的需要以商人身份租赁下云南路447号生黎医院楼上的三间房间，对外则声称是经营湖南纱布生意的“福兴字庄”，他与朱端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以“老板”和“老板娘”的身份在这里掩护着中共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

如此精密的安排与中共当时在上海地下工作中的一条原则息息相关，据熊月之《上海城市与红色革命》一文中所述：“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活动曾规定一条原则，即机关社会化，党的各级机关都以商店、住家、医院、写字间等形式出现，住留机关和来往机关人员的穿着、语言、活动等，必须符合公开身份的要求。住家要夫妻二人，进进出出的人也不能太多，商店来往的人可多些，与国际接头的机关是古董店，外国人来往不易引起怀疑…”。正是在这样小心谨慎考虑周全的布置下，中共的各项工作在这里有条不紊的开展起来。

云南路447号在1928年夏至1931年4月期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办公地，当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项英、瞿秋白、李立三、彭湃、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邓中夏、邓小平等时常会在这里召开会议，如当时党中央向各地红军发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届二中、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都是在这里进行讨论酝酿的。

如据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的回忆：“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邓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

又如据乔金伯《福兴字庄：党中央在上海最机密的机关》一文中所述：”（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几乎都在这个机关内召开…每次会议，先有主管某方面工作的同志作中心发言，然后大家围绕中心展开讨论，发言要求简短扼要。其中发言最多的是周恩来，他了解情况多，会前便写好发言提纲，准备充分，内容又涉及苏区的工作和军事斗争等问题，因而他的发言特别引起大家的重视。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开会时担任记录，虽然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而且深入浅出，容易使人听懂。在一次会议上，针对李立三提出的先取得一省数省胜利的主张，邓小平起而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

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这处秘密机关在承载了当时风起云涌革命浪潮的同时也见证了一段“革命伴侣”的传世良缘，这就是在上文中已经提到的那两位“福兴字庄”的“老板”和“老板娘”熊瑾玎与朱端绶。相对于熊瑾玎的老成持重，当时的朱端绶虽刚年满二十却也可称得上是一位拥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老同志”了，早在1924年其在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时，她就经常会去向毛泽东请教问题，而当时担任该校校务委员的熊瑾玎也是从那时起开始认识这位性格开朗的湖南妹子的，据许晓闽《革命的“老板娘”朱端绶》一文中所述：“朱端绶向初次见面的毛泽东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对于这个性格开朗、泼辣的小妹子，毛先生和颜悦色地做了一番深入浅出地解答。毛泽东说：搞革命就是争取全体人民大众的解放，唯有人民大众都获得解放，女子才会真正有与男子一样的平等地位…而革命，在中国只有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成功…那一年，朱端绶按毛泽东的建议，常去湘江中学参加由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主持的报告会，还时常向毛泽东同志请教…1925年3月3日，在长沙棋盘街一座小阁楼里，年仅17岁的朱端绶面对着党旗，庄严地举起了右拳…”。

在“福兴字庄”同心协力为党工作的熊瑾玎与朱端绶在几个月的相处中也渐渐产生了感情，1928年中秋节的夜晚，他们二人在与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等人一同吃饭时，周恩来忽然提议到：“瑾玎同志是我们革命的老板，现在还要有一位机灵的老板娘，我看端绶同志担任这个角色很适合”，话音刚落，一旁的邓小平、李维汉等人也立刻表示了赞同，就这样周恩来可谓是“巧语促姻缘”。成为夫妻后的熊瑾玎朱端绶二人在彼此之间的合作上更是心心相印，他们除了要确保“福兴字庄”内的绝对安全以外，还同时“兼管”了三家酒店、一家钱庄及其它若干个商号，来自于这些的经营收入都会被用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朱端绶与熊瑾玎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共许多秘密机关均被迫转移，熊瑾玎朱端绶也不得不离开了这处坚守了将近三年的“革命阵地”，他们二人在1933年时曾在上海先后被捕，朱端绶在被关押八个月后因查无确凿证据而被”无罪释放”，而熊瑾玎则要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才最终出狱，在这段时期内朱端绶还曾筹资开设过一家“泰来酒店”并将营业所得用于营救被捕的同志，后来朱端绶每每谈到这段经历时，总会感慨地说到：“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重要的是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念。有了这个理念，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抗战全面爆发后，熊瑾玎与朱端绶又转战重庆并来到新华日报社工作，当时熊瑾玎任报社总经理，朱端绶则担任会计科长，在许晓闽《革命的“老板娘”朱端绶》一文中记述有这样一件他们二人在这段时期中的故事：朱端绶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紧张的工作使她未能抽出时间去照料刚出世的孩子。一个冬夜，孩子突发高烧、抽搐。心急如焚的端绶与瑾玎一同赶往医院，不料医生稍加诊查便张口要几十块大洋，否则不予接诊。当时端绶是掌有经费的会计科长，瑾玎又是总经理，钱是不成问题的。但对视党的经费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这对夫妇来讲，他们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病终于没治成。当端绶与瑾玎抱着孩子返回报社时，孩子已无力喘息了…“。

1946年下半年当时在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工作的周恩来特意关照熊瑾玎与朱端绶回当时工作战斗过的云南路机关旧址看看，他们二人在“故地重游“后还留下了几张十分珍贵的照片。

1966年，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在一封信件中这样写到：“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熊瑾玎、朱端绶这对红色伉俪的革命生涯由此得到了完美的总结。

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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