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在地铁站里的媒体人 急需站起来的城市急救系统

6月29日晚上7:40左右，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在北京地铁六号线呼家楼站的站台突然晕倒。金波倒地后，尽管许多乘客伸出援手，对其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但他仍然不幸离世，年仅34岁。事件发生后，城市医疗急救系统成为热议话题之一。对于像金波这类在公共场合发生心脏骤停的患者，缺乏专业的急救人员和心肺复苏设备支持，无疑大大降低了抢救的效果。

据统计，将近90%的猝死事件发生在医院之外，也就是说，在心脏骤停的黄金四分钟内，专业医护人员及时赶到的可能性极小，此时身边人的急救能力和现场的急救设备对患者的存活至关重要。在我国，每年有近120万人猝死，而抢救成功的比例不足2%。2016年1月23日，由《健康时报》社与中国应急急救科普联盟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家庭急救教育普及推广互联网+急救高峰论坛”中，专家们指出，我国北京院外急救复苏成功率为1%，美国西雅图院外急救复苏成功率为20%。急救能力、急救设备、急救责任感的缺乏成为我国城市急救系统建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AED设备：国内尚未被公众认知

作为一种简单易操作的自动体外除颤器，AED(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设备能够让普通人在接受培训后用于急救，为心脏骤停患者争取更大的存活机率。自2003年美国全国范围内开展PAD计划以来，目前已有近300万台AED设备分布于各大人口密集区。而在我国，公共场所的AED配备不足1000台，公众对AED的认知尚未普及，而经过专业知识培训能在突发状况中使用AED进行急救的人员更是少之又少。

上海长海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苏佳灿教授表示，在金波心脏骤停事件中，如果现场配备AED设备和能够正确使用AED的人员，金波的生命或许能够在34岁的这场事故中得以延续。“像上海虹桥这样一个枢纽，也没有配备AED，没有简易呼吸器、气管插管装备等简易的医疗设备。”苏教授提出，大型的高铁站、机场和购物中心至少应该配备AED等设备和一些急救药品。

国内推广AED：资金、培训和立法的困境

在我国，AED普及率低、推行不下去的原因在哪里呢？苏教授坦言：首先是钱的问题。一台AED售价3万元人民币，我们姑且按照全国300万台来配备，就是900亿。900亿，财政拨款从哪里来？即使不差钱，政府投入也是要看效益的。

其次是人的问题。没有专业医疗力量的投入，即使是一些民间志愿者服务机构，大多是服务于一些体育赛事。换句话说，即使有了设备，也没有会使用的人。

第三是技术的问题。目前AED主要依靠进口，国产的技术有待提升。

第四是缺乏制度的保障。使用AED毕竟是一次医疗行为，如果失败，谁又来保障施救者的权益呢？没有制度的保障或者立法，即使有能力有设备，也会有所顾忌。

随着救人的“成本”越来越大，市民即使在能够施救的情况下也存有“到底要不要救”的疑虑。急救中如果没能救活患者，就有可能涉及法律风险。苏教授表示，一些医生在日常遇到突发事故也可能犹豫：“我上去了，一旦没有相应的急救设备，病人没有救活，这个责任我会觉得对不起”。因此，尽可能地保护好人与善行，完善对施救者的法律保障同样是建立急救系统的关键一环。

推广AED设备只是整个急救系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面对资金、培训、立法等种种挑战，政府和一些民间机构正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城市急救系统的建设。

城市急救系统的完善：整合资源 合力保障

2012年，为了“让老百姓拥有自救和互救的能力”，经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认证，陆乐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反应”志愿服务中心。现在，这家安全培训和救援保障机构已为3万多人次提供了培训，并服务了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玄奘之路戈壁挑战赛等142场赛事，成功挽救7例心脏骤停。

“以去年的上海马拉松为例，我们有283位急救志愿者，超过80台AED和280多个手台，以及急救包。”陆队表示，在赛事现场，他们会与120急救车无缝衔接，在急救车到来之前第一时间进行医疗补助。目前5000多名成员中，95%的急救志愿者是非专业医护人员出身。

目前，上海已经有一些地区在试点建设包含AED在内的城市急救系统。浦东新区已经把在部分公共场所设置AED列为区政府实事项目，计划至2018年底，在人流量较大、人群密集的区域设置AED近800台。

7月6日，金波的头七，其家属、知名公益人邓飞和金波生前好友，与天涯社区、新浪微博微公益、腾讯志愿者协会等机构联合，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一起成立了一支“心唤醒”基金。这笔基金旨在建立一个专门服务心脏骤停病人的快速应急体系。

政府推行、公众意识、企业和民间力量推动、设备普及、责任界定……城市急救系统的建设必须从社会的方方面面入手，整合各类急救资源，形成合力，第一时间提供高效、完整的抢救生态链，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在突发事件中的存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