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定监护如何走通基层“最后一公里”？

此前，一名40多岁女士因监护人缺失带来的就医和身后事难题引发了社会关注。从独居者突发疾病无法提取储蓄，到“老养残”家庭对未来托孤的深深忧虑，监护缺失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痛点。围绕这一难题，从紧急情况下的“临时监护”，到意在未雨绸缪的“意定监护”，再到作为最终托底的“公职监护人”制度，社会正试图构建多层次的安全网。今年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委员聚焦在了这一民生关切上。

60岁的姚杰明是精神残疾，32岁的儿子小姚是一级智力残疾，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洗脸洗脚还要靠老姚帮忙。老姚随身挂着“一键通”，有紧急状况，可以随时向居委求救。他说：“居委说，呼叫没声音的话，说明你家里有事情了，我们就直接到你家里。这居委是相当好的，能够做到这点确实是不容易。”

老姚也曾想过，能不能以房养老解决后顾之忧，但父子俩原来的监护人，老姚的母亲2024年底离世了，没有监护人，房产处置等操作也都无法进行。“房屋交易市场跟我讲找公证处，但是我们找了公证处，他讲这个事情不好办，因为没有监护人。你到最后拿这张房卡，也需要监护人来拿，你自己是没有权利的。这件事情就搁在那边，影响到以房养老计划。人总是要老的，到百年之后，我儿子属于智力残疾，他需要人照顾的。”

去年1至4月，属地居委也曾牵头司法所等部门，召集过老姚的主要亲属，协商监护人事宜，但表姐蒋女士最终因年纪大无法胜任拒绝了。而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属地居委可以兜底 担任公职监护人，可是实际操作起来，监护人需要处置很多专业的法律、医疗和财务事宜，基层工作人员能力和经验都有限。四新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萍坦言：“确实如果需要公职监护，我们作为属地也不会推卸责任，但肯定是需要相关部门一些政策的出台，包括细则的出台。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法律支撑、政策支撑和经验支撑。”

市人大代表龚顺美对此也感同身受，作为一名基层居委书记，对此深有感触：“条例里面规定，居委会可以做一个意定监护见证，但是真正的见证怎么来做？我们没有规范文本可以参照。”

类似老姚这样的情况绝非个案。去年12月，虹口一位独居46岁上海女子蒋女士突发脑出血陷入昏迷，没有子女，父母早逝，因为没有监护人，无法动用她自己的积蓄支付医药费，而属地居委以往也没遇到过类似情形，无从着手。这也再次引发了社会对于“临时监护”和“意定监护”问题的关注。龚顺美代表和张玉霞委员，长期关注“意定监护”制度的落地问题。张玉霞委员在调研中也发现，让居村委会承担监护职责存在现实挑战：“居村委会其实不具备这个能力。比如临时监护需要从银行取款救治，救治到什么程度？在她没有医疗预嘱的情况下，要不要使用插入式侵入式治疗？这种抉择即便亲人也很难做，更别说居村委会。”

龚顺美代表指出，居委会干部并非人人具备法学背景，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现有的知识储备可能难以完全应对意定监护见证程序的各项要求。

调研中，他们还发现又很多操作细节也值得商榷，比如，意定监护见证人的档案，往往需要长时间保存，但基层工作人员则是流动的。龚顺美代表提到：“我们每五年换届一次，会及时把档案封存好提交给民政局。”普陀区公证处工作人员陈鉴媛回应：“这个可以写在提案里，提醒民政局文件保管时间跨度的问题。”

还有像，不同居委如何统一操作手势和标准；作为意定监护人的基层工作人员，如何在银行、医院等场景能被认可等等…都有待明确，代表委员都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加速研究制定居村委参与意定监护事务的具体操作，明确职责边界，为社区工作者提供明确指引。张玉霞委员强调：“要通过细则告诉基层，哪些是可以做、应当做、必须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不能用一句含糊的概念导致他们缩手缩脚。”

要让社会正视意定监护的必要性，也要让基层工作者敢于担当，这就需要政府部门，能够拿出相关的配套细则，明确操作流程、免责情形，并基于支持支援，为社区工作人员“撑腰”，在处理“托孤”等复杂情况时的勇气，转化为有政策保障的底气。唯有厘清权责，才能让基层有可能接得住这份重要的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