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男，1966年11月出生，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9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银川市委副书记、书记；银川市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银川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政务大厅主任；银川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主任，市双拥办主任；银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银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银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银川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银川市委常委、秘书长，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银川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2022年4月，王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审查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2022年9月，王勇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2022年12月，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

回顾王勇的人生经历，从学生干部到留校任教，从普通干部到历任10多个市级部门“一把手”，再到正厅级领导，他的每一次成长进步都离不开组织的关心培养。但面对各种诱惑，他慢慢失去定力，在与不法商人老板的“勾肩搭背”中迷失自我，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身陷囹圄，结果令人唏嘘、教训极其深刻。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王勇在陕西乾县农村长大，小时候家中生活条件简陋，每逢下雨屋里遍地都是接水的锅瓢盆桶。那时，他暗下决心，想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考入大学后，王勇表现优异，毕业后顺利留校任教，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他又考入清华大学脱产学习，后相继被任命为宁夏某高校团委副书记、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共青团银川市委副书记，34岁便成为当时银川市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

王勇参加工作后，一直与写材料打交道，平时总是加紧学习、不放松自己。但随着职务越来越高、岗位越来越重要、手中权力越来越大、面临诱惑越来越多，他非但不再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党性修养，反而认为材料有人写、工作有人干、生活有人管，便将学习彻底抛诸脑后，自他担任正处级干部后，20多年来没有完整仔细阅读过一本书。

“当了市领导以后，有了秘书，自己学习的意识就更差了。惰性就是这样慢慢养成的，有人替我学习了，替我干活了，自己的学习压力就小了，何况自己主观上就缺少积极主动的学习动力。”王勇被留置后交代说，“久而久之，在政治上与党离心离德，在思想上与党格格不入，没有敬畏之心，犯错误就是迟早的事情。”

自2000年王勇被提拔为正处级领导干部后，先后担任过10多个市级部门的“一把手”，本应回报组织培养、做好本职工作的他，却开始习惯了“被人服务”。“出门有车坐，进门有水喝。每天有人早早地泡好了茶，打扫好卫生，把要处理的文件整齐地摆放在桌上，然后就是请示汇报的人络绎不绝。到了晚上就是各种饭局应酬、风光体面。已经活成了规律性的机械麻木的样子。”王勇在忏悔书中写道。

长期身居领导岗位，个人操守不严，自我约束不够，王勇被人捧着、惯着、哄着，养成了一身坏毛病，贪图享受、爱慕虚荣，由风及腐的蜕化就此拉开了帷幕。他反思道：“这些年我收受了他人三十多箱茅台酒，塞得家里储藏室都堆不下了，可我在家从来不喝酒，在外面参加饭局也用不着我拿酒，我自己都搞不明白，要那么多酒干什么！我想不过是看着养眼，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吧。”

思想防线一旦松动，就是违纪违法的开始。自从王勇当上领导干部、手中有了权力之后，总有商人老板“贴心”等在单位门口，待他下班后接他出入高档场所，习惯了被阿谀奉承的王勇也乐此不疲。随着吃吃喝喝成为经常，他的贪欲也在不断膨胀，购物卡、高档烟酒、玉石首饰、纪念币，他觉得这是“人情往来”，来者不拒。收人钱物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便再无羞愧之感，甚至胃口越来越大，以致后期在收受不法商人赠送的汽车等贵重物品时，已经非常坦然。

商人老板樊某某送给王勇一辆30多万元的汽车，王勇上下班一直在使用。另一名老板刘某听说此事后，“借”给了王勇一辆60多万元的SUV汽车供其长期使用，他就再也看不上之前的汽车了。到市政协任党组书记、主席后，组织按规定为其配备了一辆红旗牌汽车，他便一个人把着三辆车，根据不同的场合，决定使用哪辆车。

初心失守，使得王勇沉迷于享乐，崇尚奢靡之风，这成了加快其腐化堕落的催化剂。他逢年过节除了收受礼金外，还多次收受他人的购物卡、金条、玉石和金银首饰等物品，多达百余件，最终滑入犯罪深渊难以自拔。

王勇在步入领导岗位后，把不法商人的围猎视为“人情往来”，而这种“人情往来”，他认为必须要找自己“信得过的朋友”。办案人员介绍，涉案的绝大多数行贿人是王勇的“老乡”“朋友”“同事”，他以“老乡圈”向外蔓延，在自己身边搭建了一个自认为安全可靠的“朋友圈”，培养起一批“跟班小弟”，利用手中职权为他们承揽工程，从而进行利益勾兑。

王勇与苏某相识26年，这段“友情”始于情谊、终于利益。此前，苏某原本在王勇单位楼下摆摊卖烤肉串，王勇加班后经常去其摊位吃夜宵，一来二去便熟识起来。2012年，苏某为女儿入学之事找到时任银川市政府秘书长的王勇，并送上一些“好处费”，王勇觉得苏某为人老实，便答应帮忙，同时收下了送来的“好处费”，从此两人的关系便变了味。王勇看中其“可靠”且社会关系简单，便当成“小兄弟”来培养。

此后，苏某靠着王勇的“关照”，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苏某也“投桃报李”，王勇的新房要装修，他马上自掏腰包30万元张罗装修事宜；王勇的妻子要出国，他又不失时机送来5000元美金。王勇家中从打扫卫生到买拖把、修水龙头，苏某都尽心竭力“做好服务”，他对王勇的“长线投资”也让自己迅速积累起了千万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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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他重情重义，很会做人。因为我当时任银川市人大副主任，又帮不上他什么忙，他还一次又一次给我花钱，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很亏欠他，也想找机会给他办点事，让他挣点钱。”王勇被留置后才醒悟过来，商人的投资总是逐利的，苏某的投入在王勇调任银川市政府副市长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看到王勇出任副市长分管水利工作后，苏某提出“想干点水务上的工程”，王勇便爽快答应，觉得自己要好好“还人情”。通过王勇的运作，苏某中标了一个水务工程，中标后他马上给王勇送上80万元现金，王勇随手“笑纳”。紧接着，苏某接连中标第二个、第三个工程，再次奉上20万元、50万元。据统计，苏某以“挣钱平分”为诱饵，对王勇进行利益和情感捆绑，先后多次送给王勇财物近200万元。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王勇绞尽脑汁思考如何规避风险、逃避党纪国法惩处。他思前想后，觉得自己有较多的人脉资源，可以拿到工程项目来做，应该“分散投资”，多找几个“靠得住”的朋友来操作。

此时，另一名商人樊某依靠老乡身份进入了王勇的“老乡圈”。王勇当上副市长后，樊某来到宁夏做生意，王勇认为对这个同乡知根知底“信得过”，便在还苏某“人情”的同时，不断向自己分管领域的领导打招呼，给樊某要一些工程。

樊某“思想活、点子多”，拿到工程后还总是向王勇叫穷叫苦，表示做工程没有挣到钱，但同时还为王勇的儿子缴纳学费、为其透支的信用卡还款，樊某的“劳苦”和小恩小惠，让王勇非常感动。通过王勇多次运作，樊某先后承揽各类工程项目总标的约1.2亿元，将工程进行转包后从中不劳而获，获利400余万元。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长期在“一把手”岗位上的王勇，却对党纪国法和组织毫无敬畏之心。

2006年，王勇的妻子马某所在单位改制为民营企业，马某入股50万元，2011年增值为88万元，此事王勇一直未按规定向组织报告。2017年，组织掌握此情况后，王勇写下书面检查，当年申报了此情况，但仅过一年，他担心妻子持有的股权会影响自己提拔重用，就安排妻子将股权变更到他人名下代持。

“长期以来，我对党不忠诚，对组织不老实；不相信组织，不依靠组织。”肆意敛财时，王勇觉得自己“手段高明”，从来不觉得自己会被查处，而出现“瑕疵”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掩盖。

2021年，自治区纪委监委收到相关线索，函询王勇时，他不如实报告有关问题，错过组织挽救。2022年，自治区纪委监委通知其谈话后，他非但不正视自己的问题，反而就相关问题和妻子“对口型”，并安排妻子连夜转移收受他人的钱款、物品到苏某处，要求苏某为自己保管。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他又继续“亡羊补牢”，主动约樊某补写假借条，商讨各种细节，企图负隅顽抗。

王勇被采取留置措施后，觉得“心中有底”的他，不但不反思，积极向组织说明问题，反而质问办案人员“收受的钱在哪儿呢？”当办案人员要求其及时主动讲清问题，他却写出“实在太冤枉了，我现在心力交瘁、身体不舒服，请组织尽快查清问题，释放有关涉案人员，抓紧结案”这样的材料。

但随着大量的证据摆在面前，王勇意识到自己的“朋友圈”已全部沦陷，他又企图“避重就轻”，想交代少部分问题骗取组织信任，甚至说“我已经付出了宝贵的政治生命，你们差不多行了”。

“王勇对自己的错误抱有侥幸心理，对违纪违法行为不能正确认识，在交代问题时避重就轻，企图通过抵赖和狡辩逃避责任。”办案人员介绍，专案组结合初核期间掌握的证据，从入党申请书、组织生活会自我剖析材料、个人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等方面，研判其性格特点，制定了针对性较强的审查调查方案，做足思想政治工作、解开思想疙瘩，促使王勇放弃侥幸、反思反省、认错认罪。

面对组织的多次教育挽救，王勇万分悔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积极配合组织对我的审查调查，不相信组织，不依靠组织，反而故意与组织作对。每一次重温入党誓词时，我都诚惶诚恐、心虚发汗，因为誓词中的要求，我几乎都没做到。”

经查，王勇先后收受礼金70余万元，受贿共计1000余万元，其中，党的十八大后39次收受16个单位和个人所送贿赂款物共计990余万元。曾经春风得意马蹄疾、拥有历任10多个部门“一把手”丰富履历的王勇没有守牢初心，没有珍惜组织的培养和锻炼，在贪图享乐和疯狂敛财中彻底走上了不归路。

（编辑：詹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