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系列之四：血战湘江 — 九死一生的奋战，永载史册的悲壮

反映湘江战役的油画

突破前三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开始长征。以红1军团为左路前卫，红3军团为右路前卫，红9军团掩护左翼，红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编成的2个纵队居中，红5军团担任后卫，这阵势活脱脱一个抬轿子，用战斗部队将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围在中间。

红军将突围的首要方向选在了粤北，因为当时主政广东的军阀陈济棠人称“南天王”，他控制下的广东处于半独立状态，并不完全听命于蒋介石，更不愿被蒋介石借刀杀人，让红军和粤军来个两败俱伤，所以很早就和红军有了接触，在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全面经济封锁时，陈济棠就和红军达成了钨砂交易的秘密协定，红军用赣南钨矿砂和陈济棠换回粮食、布匹等物资，从1932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双方钨砂贸易的总额达到了620万元之多。借着这层老关系，1934年9月，红军又和陈济棠达成了秘密借道的协议，陈济棠在红军的行动方向上，让出了一条宽20公里的通道，使红军只付出了3700人的微小代价就轻松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

有着“南天王”之称的陈济棠和红军达成了秘密借道协议

接着，陈济棠又对在仁化、乐昌、汝城一线负责第二道封锁线的独立第3师、独立警卫旅等部要求严守和红军达成的协议，给红军让出西进道路，特别要求必须严格遵守“红军不开枪我不开枪；红军不攻击我不攻击”的纪律，警卫旅少将副旅长黄国梁还特意把一些平日憎恨共产党的军官留在后方，以保证在前线不出意外。因此红军顺利通过了第二道封锁，虽然红军损失了9700人，但主要都是掉队和新兵逃亡，而不是战斗损失。
　　

随后红军在国民党军兵力尚未完全调集之际，一面进攻郴县，钳制湘军，一面进占宜章，阻拒粤军，主力则从中间突破，同时认真执行和陈济棠的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湘、赣边西进，因此又顺利地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这样不到一个月，红军就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总共只损失了22000人，而且大多是掉队和逃亡，主力基本完整。
 

蒋介石觉察到陈济棠的小动作，严词训斥，陈济棠也怕日后难以逃脱责任，命令粤军尾追红军进入湖南。但要求先头部队距离红军至少保持一二天路程，而且追至蓝山后就撤回广东。陈济棠对红军的这种追堵，被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兼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比喻为“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正是因为有了和陈济棠的秘密协议，红军才能轻松突破三道封锁线，一路西进，至11月20日已经到达广西贺县、恭城一带，向湘鄂西苏区进军同贺龙领导的红军第2、6军团会合的意图也已经非常明显了。因此，蒋介石迅速调整部署，于11月17日发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调动重兵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布置第四道封锁线。

错过了最佳的良机

根据蒋介石的安排，湘军刘建绪的第1纵队，开赴广西全州，与桂军组成拦截红军的正面防线；中央军吴奇伟的第2纵队，沿湘桂公路祁阳、零陵、黄沙河一线对红军进行侧击；中央军周浑元的第3纵队、湘军李云杰的第4纵队、湘军李韫珩的第5纵队则从东面将红军压向湘江歼灭之。
 

湘军刘建绪与桂军夏威防区的划分以湘桂边界的黄沙河为界，根据这个协议，全州由桂军负责防御。
 

11月21日，红军占领江华县城，威胁广西富川、贺县、恭城。桂系白崇禧担心红军会从富川、贺县进入广西腹地，又听说蒋介石采纳心腹谋士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计策，要将红军从恭城一线向南压迫，让红军和桂军、粤军互相消耗，最后由中央军一举消除红军、桂军和粤军这“三害”，所以决定保存实力，将原来部署在全州附近的桂军主力南撤。蒋介石接到白崇禧的桂军南撤报告后，立即于22日命令湘军何键迅速南下接防全州。

白崇禧没等湘军接防，就将在全州、兴安、灌阳三角地区的桂军主力撤往恭城，而湘军在接到蒋介石的接防命令后，也没有即刻南下接防，而是一再拖延。直至11月27日湘军才进入全州县城，就这样全州从11月22日到27日，整整五天是无人防御的空当！

由于桂军南撤，湘军又没有及时接防，湘江重镇全州出现了整整五天的空当

就在11月22日，红1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领的先头便衣侦察队就化装进入全州城，发现桂军已经撤走。但刘忠直到25日中午才找到率领先头部队到达永安关的红2师参谋长李棠萼，立即报告了这一情况，李棠萼再通过电台向军团报告，军团长林彪再发电报向军委请示。25日17时，军委下达了占领全州及各军团从全州、兴安间渡过湘江的的命令。红1军团随即开始行动，到27日下午，抢占了全州以南、界首以北的所有湘江渡口。
 

刘忠在回忆录里认为李棠萼没有当机立断错过了最好的机会，如果李棠萼当时就果断率先头部队抢占全州，可能湘江之战也不会像后来那样艰苦。但是要看到当时红军高层对于继续西进到底走哪条路线还没最终确定，政治局和军委26日、27日都在为西进的路线问题开会讨论，所以李棠萼不敢擅自行动也不是没有道理。发现红军要从全州、兴安、灌阳三角地带西进的企图后，桂军11月26日开始从恭城向北调动，28日凌晨桂军在新圩向红3军团发起进攻，湘江战役正式打响。
 

有种观点认为是当时最高“三人团”决策迟缓，才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但实际上最高“三人团”在接到红1军团的报告后几小时之内就下达了占领全州的命令，扣除电文往来的收发和译电时间，这个决策时间已经是相当迅速了。但不管是什么原因，红军最终错过了全州空无守军的最佳时机，迎来了红军历史上空前惨烈的血战。

惨烈的三大阻击战

第一处阻击战在新圩，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县西北，新圩以北一直到湘江岸边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新圩往南则是连绵的丘陵，为了防止桂军北上切断红军西进的道路，中革军委命令红3军团5师从新圩南下，占领马渡桥，将桂军阻挡在新圩以南。
 

红5师在11月27日下午16时抢在桂军前面赶到新圩，占领了新圩到灌阳公路两侧山头，并且和桂军的先头部队接上了火。红5师师长李天佑将第一道阵地设在枫树脚附近，以公路为界，15团在左，14团在右，配属的总部炮兵营在师部附近的山地上。

桂军赶到新圩的有7个团，在11月27日下午抢在红军之前占领了枫树脚南面的马渡桥，与红军在枫树脚的前沿阵地距离只有约1000米。28日拂晓，桂军在炮火掩护下，向红5师发起进攻。但在红5师的顽强阻击下，桂军几次进攻都被击退，便于下午16时派出一部兵力沿红军防线左侧迂回，红军腹背受敌，损失很大，被迫退守杨柳井两侧的平头岭和尖背岭一线第二道防线。

新圩阻击战的旧址

29日，桂军全力猛攻，战斗更加激烈，空中有飞机助战，地面是主力尽出，正面强攻加侧翼迂回，到黄昏前红5师第二道防线的核心阵地尖背岭和平头岭相继失守，只得退守板桥铺附近的虎形山。桂军也继续推进，紧接着就进攻虎形山，红5师接连苦战，伤亡很大，虎形山不久也失守了，只得退守新圩附近的楠木山和炮楼山一线。当30日下午15时红6师18团赶来接防时，红5师这个红3军团的头等主力师师参谋长胡震、红14团团长黄冕昌、副团长、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牺牲，15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和14团政委毛国雄负重伤，全师3600人连伤员在内只剩下1000人。
 

12月1日，桂军对红18团楠木山阵地发起猛攻，红18团被迫撤向陈家背，桂军紧追不放，到中午前后红18团被分割包围于陈家背，最后只有团长曾春鉴、政委吴子雄率少数人突围，大部分壮烈牺牲。
 

11月29日下午，中革军委电令红34师于30日接替红6师在新圩枫树脚的防御，但实际上红34师接到命令时时枫树脚阵地已经失守，所以这个命令也导致红34师孤军深入，最后全军覆没。
 

从12月1日起桂军就从新圩长驱北上，冲向湘江渡口，红军大批尚未来得及过江的部队，被桂军切断冲散，损失惨重。
第二处阻击战在界首，界首位于广西兴安县城以北15公里的湘江西岸，是当时红军过湘江时最重要的渡河点。11月27日下午，红1军团2师4团占领界首，随后红4团就奉命增援觉山铺，将界首防务移交红3军团4师。当晚红4师先头部队到达界首，立即开始架设浮桥。在界首的湘江西岸江边，距离界首渡口不到100米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祠堂“三官堂”，湘江战役时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指挥部就设在三官堂， 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曾在三官堂指挥部队渡江。

当年红军指挥部所在的三官堂

28日，红4师的三个团全部到达界首，随即在界首附近的湘江两岸布防。红12团留守东岸江南渠口，红11团在石门，红10团在湘江西岸的光华铺。防御重点为光华铺，这是界首至兴安间在桂黄公路边的一个小村庄，位于界首渡口以南5公里，是渡口最后的屏障。

此时国民党方面，桂军在兴安驻有一个团，发现界首渡口被红军占领，又急忙从平乐调来三个团增援兴安，以防止红军进攻兴安威胁桂林。29日晨，桂军飞机飞临界首上空，进行轰炸扫射，下午就将红军搭起的浮桥炸断。当夜，红军再次架起浮桥。30日晨，又被飞机炸毁。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亲自指挥工兵奋战数小时，第三次将浮桥修通。

国民党军飞机几次将红军搭起的浮桥炸毁

29日晚，桂军就开始向光华铺发起进攻，并派出部队借助夜色掩护迂回直接攻击渡口，被红10团发现，双方在黑暗中展开混战，桂军两次攻到离三官堂不足100米的地方。至30日拂晓，桂军突破了红10团的防线，占领了渡口。此时，军委第一纵队即将抵达东岸准备渡江，情况万分危急。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和红军总部机关都在军委第一纵队，如果第一纵队不能过江，情况非同小可。红10团团长沈述清亲率第1营、2营反击渡口，在江边与桂军展开了激战，经过反复争夺，终于夺回了西岸渡口，但沈述清在战斗中牺牲，彭德怀随即命令红4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红10团团长。
 

30日上午，军委第一纵队开始从界首渡江。不久，桂军45师韦云淞部三个团赶到兴安，这样在兴安的桂军增至四个团。桂军随即投入二个团在炮火的支援下，向红10团发起猛攻。战至中午，光华铺失守。杜中美团长组织部队反攻，在向张家岭高地进攻时，杜中美中弹牺牲，红军主力团在一天里接连牺牲两任团长，这在红军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见的，可见光华铺之战的惨烈。

红10团政委杨勇也负了伤，他见部队伤亡很大，已经无力反击，只好将部队撤到湘江一线，构筑第二道防线。为了夺回光华铺，彭德怀急调红4师的另外两个团赶来增援，集中所有兵力向光华铺发动反攻，经过一夜苦战，仍未能夺回光华铺，但总算在光华铺与渡口之间建立起了防线，勉强能保证渡口的安全。

界首湘江渡口

12月1日凌晨，军委命令红3军团将红4师、5师主力集中在湘江西岸，在东岸只留一个营，因为此时军委的两个纵队已经有大部分队伍过了江，后续也在过江之中，这两个纵队是完全没有战斗力的指挥机关和直属部队，如果光华铺附近的桂军绕过红3军团攻击军委纵队，后果无法想象。为防止出现这种严重局面，红3军团必须将防线向西尽量延伸。拂晓前后，从新圩撤下来的红5师14团和15团陆续赶到，和红13团会合，接替了红10团的防务。天亮后，茫茫大雾笼罩湘江两岸，双方继续在浓雾中激战。红3军团4师和5师主力在界首西岸阻击光华铺之敌，红6师主力则在东岸，一面组织渡江，一面阻击由兴安北上之敌，掩护殿后的红8、红9军团从凤凰嘴渡口徒涉渡江。激战到中午，红军主力大部分渡过了湘江，负责掩护的部队这才陆续撤出战斗。

彭德怀的红3军团在光华铺阻击战中损失惨重

第三处阻击战在觉山铺，这也是湘江之战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战斗。对阵的双方是红军的红1军团的红1师、红2师的六个团共约1万人，对手湘军刘建绪的第1纵队，共三个师又一个旅以及四个补充团和三个保安团，总兵力超过了6万人！
 

11月27日，湘军刘建绪部进占全州。红1军团2师5团从全州的屏山渡渡过湘江后，就直扑全州县城，但比湘军晚到了六个小时，只好占领位于全州南面的鲁板桥、觉山铺（又名脚山铺）一线。同日，红1师2团和红2师6团从大坪涉渡湘江，同时红2师4团在占领界首后也将阵地移交给红3军团4师，紧急赶来觉山铺增援。这样到了29日，红2师的三个团和红1师的一个团，总共有四个团到达觉山铺。

觉山铺是是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坐落在桂（林）黄（沙河）公路边，北距全州16公里，南距界首渡口约30公里。村子周围连绵的小山被南北走向的桂黄公路分隔在东西两侧，与桂黄公路形成十字相交。这些山头整个地势南高北低，红军正好控制南面地势高的地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决定在觉山铺构筑两道防线，红6团扼守公路西侧的美女梳头岭，红5团扼守公路东侧的先锋岭，红4团扼守公路正面和两侧，红2团为预备队。同时急令红1师另外两个团赶来增援。

觉山铺这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却成了湘江之战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战场

29日晨，湘军就在十多架飞机掩护下，向红军防线全线猛扑，激战整整一天，也未能攻占红军的一个山头。红1军团到底是中央红军的头号主力，战斗力确实相当强悍。
 

30日晨，红1师师长李聚奎、政委赖传珠率领的红1团和红3团赶到觉山铺，林彪命令红3团部署在公路西侧米花山一线，第1团为预备队。此时湘军也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准备一举突破觉山铺防线，封闭湘江渡口。天亮后，湘军开始猛攻，投入的兵力和火力都比29日更多，几次进攻后，湘军判断出红军兵力不足，便一面继续对红军正面阵地进行轮番攻击，一面迂回红军阵地侧翼，以便寻找红军防线的薄弱环节进行突破。这一招果然奏效，打到下午，红1师米花山、美女梳头岭相继失守，只得向2师的怀中抱子岭靠拢。湘军随即集中兵力进攻红2师5团防守的先峰岭。先锋岭是红5团的前哨阵地，只有团政委易荡平率两个连防御，在湘军的轮番进攻下，这两个连伤亡殆尽，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不愿当俘虏而开枪自杀。湘军占领先峰岭，再猛攻已经两翼暴露陷于孤立的红4团阵地。激战中红4团政委杨成武负伤，红2师师长陈光亲自来到前沿，他见4团位置孤立继续坚守只有徒增伤亡，便命令4团退守黄帝岭。

黄昏时分，红1师、红2师分别退守怀中抱子岭和黄帝岭，但湘军已经控制了公路，将红1军团的两个师分隔开来。当晚，湘军在夜色掩护下，迂回怀中抱子岭，红1师只得退守水头、夏壁田一带。红1师一退，红2师侧翼暴露，难以坚守，师长陈光也只好撤退，将红2师撤到红1师右侧的珠兰铺、白沙一带，与红1师的水头、夏壁田共同构成第二道防线。这道防线长达十公里，而且地势是南低北高，进攻的湘军居高临下，红1军团的处境更加被动了。

11月30日深夜，林彪、聂荣臻、左权给军委发去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军委须将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1师、2师明天继续抗敌。”这就是在红军历史上著名的“星夜兼程过河”电报，之所以著名，因为战局确实到了千钧一发之际。这封电报给中革军委带来的震惊是相当巨大的。在接到这封电报一小时后，军委主席朱德给全军下达了紧急作战令；两个小时后周恩来以政治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给全军发布命令：“……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三大最高权力机构联合发布命令，措辞又是如此严厉，史无前例，可见当时的战局到了何等危急关头。

红1军团长林彪向军委发出“星夜兼程过河”电报，说明他意识到战局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12月1日天一亮，湘军就展开进攻。林彪通令全军：生死存亡在此一战！红军全线都受到很大压力，特别是红1师和红2师的结合部，左翼是红1师3团，右翼是红2师4团。湘军先进攻红3团，连续9次进攻都被击退。湘军随即转向进攻红4团，红4团刚刚经历过先锋岭一线的苦战，全团剩下还不足千人，兵力十分单薄，因此很快被突破，一部湘军竟然冲到了红1军团指挥部附近，左权亲自率领指挥部的警卫和勤杂人员进行反击才将来敌击退。

红军两个师的结合部被突破，全线自然再难以坚持，军团长林彪只得命令红1师和红2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向西转移。在告别觉山铺战场时，林彪、聂荣臻、左权等红1军团首长最后望向曾经浴血苦战三天的战场，据身边的人回忆，平生感情极为内敛的林彪当时望着满山遍野灰色军服的红军指战员的尸体泪如泉涌。
 

觉山铺一战，红1军团的两个主力师，鏖战三天伤亡惨重。红5团政委易荡平牺牲，军团政委聂荣臻、红5团团长钟学高、红4团政委杨成武负伤，两个主力师总共损失近五千人，几乎是折损一半，这在红1军团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新圩、界首和觉山铺被称为湘江战役的三大阻击战，中央红军最精锐的两大主力红1、红3军团可以说是伤亡惨重元气大伤。

殿后部队的苦战

负责殿后的红8、红9军团原来是由永明向灌阳、兴安前进。但在湘桂边境的三峰山遭到桂军阻击，无法按原定路线前进。11月28日凌晨，红8、红9军奉命改道从雷口关进入广西。此时，距桂军夏威部主力撤离恭城已经过去了五天，距中革军委西渡湘江的决定也已经过去了两天，而红8、红9军团还在湖南永明、江华境内，他们要先北上再西进，要绕行一个大圈子。而中央军周浑元的第3纵队已经占领了道县，桂军主力也已返回灌阳，湘军刘建绪部已经占领全州，红8、红9军团的西进道路随时可能被切断，红8、红9军团处境已经极为凶险。特别是中央军周浑元的第3纵队于11月26日占领了道县，距离湘桂边境的雷口关、永安关很近，只要控制了雷口关，就彻底封闭了红8、红9军团的西进道路。好在周浑元行动并不积极，红8、红9军团才得以顺利通过都庞岭，进入广西境内。

11月29日午夜，红8军团赶到广西灌阳县水车，这里距离湘江大约还有50公里，接到了军委“火速前进，不惜代价，必争二十四小时通过湘江”的命令。天亮后，红8军团尾随红9军团向湘江前进。30日下午15时左右，桂军一部前出至全州两河乡鲁枧村隔壁山一带，截断了红8军团的去路，双方随即展开激战，最后在红5军团13师的掩护下，红8军团冲破桂军的阻击，继续向湘江前进。红8军团随即和红13师分手，按照军委的命令向全州古岭头、青龙山一带前进。而红13师则从红8军团的北面，到凤凰嘴过湘江。

红军渡过湘江的另一处主要渡口凤凰嘴

在古岭头附近的螃蟹山，红8军团又遭到从灌阳方向北上的桂军拦截，军团长周昆命令红23师掩护，主力全力突围。一路上，不时有渗透进来的桂军小股部队，对红8军团进行袭扰。红8军团边打边走，有时敌我双方几乎都混杂在一起，桂军最近时距军团指挥机关只有数十米，军团政委罗荣桓都亲自掏出手枪参加战斗。从午夜开始，炮弹不断落到行军队列中，加上被包围的传言迅速散播，红8军团开始出现混乱，建制也完全乱了，直到12月1日午后，红8军团才好不容易收拢部队并陆续到达湘江边。此时界首浮桥已经被炸毁，渡口也已经被桂军占领。红8军团只好从界首下游12公里的凤凰嘴徒涉过江，当红8军团赶到凤凰嘴时，发现红5军团13师和红9军团的部队正在渡江，而尾追的桂军却在逼近，因此红8军团主动担负起后卫掩护任务。但是在桂军的猛烈冲击下，大多由新兵组成的红8军团再次被打散，只有部分人员得以渡过湘江。当晚，红8军团清点过江人员，长征出发时全军团有1万余人，此时战斗人员仅剩600余人，算上勤杂人员总共也只有1200人。因此12月13日中革军委决定取消红8军团的番号，余部并入红5军团。

在红8军团前面的红9军团损失同样严重，其中红22师损失约40000人，基本上全师覆没。

湘江之战示意图

其他几支部队中，红34师奉命前往枫树脚接替红6师防务，由于下达命令时枫树脚已经失守，红34师反而陷入了孤军奋战的险恶境地，苦战至12月5日，全师4300人几乎全军覆没，仅有数十人突围成功，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后，从腹部的伤口扯断肠子自尽。最后只有红100团团长韩伟几经辗转，于抗战期间回到部队，成为红34师团以上干部中唯一的幸存者。
 

而著名的少共国际师（正式番号为红15师）于1933年8月5日成立，长征出发时全师约7000人，到湘江战役前也在5000人以上。少共国际师隶属红1军团，林彪考虑少共国际师娃娃兵多、新兵多，战斗力不强，所以并没有让该师参加觉山铺阻击战，而是在湘江东岸灌阳文市和全州之间监视全州之敌，掩护主力侧翼安全。全州的湘军只是从湘江西岸南下，攻打觉山铺，没有从湘江的东岸南下。从全州南下的只有桂军的一些民团和少量正规军，所以少共国际师在12月1日之前，并没有遇到大的战斗。
 

12月1日，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按照军团命令，指挥部队从大坪渡浮桥过江。前锋红44团及师部过江后在湘桂公路与南下的湘军遭遇，被湘军冲散，渡口也失守了，因此后续红43团、红45团从大坪渡渡江的道路被截断。师长彭绍辉只得命令红43团、红45团绕道从大坪渡南面的界首渡江。但此时界首已经被桂军攻占，也已经无法渡江。幸运的是，这两个团的大部分人员最后竟然奇迹般利用夜色掩护从大坪渡渡过湘江，即便如此过江后，少共国际师也仅剩下2700余人。1935年2月番号撤销，人员编入红1师、红2师。

惨重代价换来的转机

整个湘江之战，红军损失高达38000人（其中牺牲超过了3万人），超过了前三道封锁线损失的总和，而且大多是战斗部队，尤其是两大主力红1军团和红3军团损失都非常惨重，仅团以上干部牺牲的就有14人之多。红军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已经锐减到不足3万人。

湘江战役后，在全州的湘江转弯处的岳王塘，此处江水流速放缓，所以从上游漂下的尸体几乎全都汇集到这里。在江水转弯的地方，红军的尸体密密麻麻铺满了整个江面，一眼望去，几乎看不到湘江的水面。因此当地老百姓从这以后就流传着：“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可见湘江战役红军牺牲之惨烈。

湘江转弯处岳王瑭，这里曾经被红军指战员的尸体铺满江面

对于湘江之战损失为什么如此惨重，有的观点认为是当时博古李德完全是采取大搬家的形式，两个军委纵队中挑夫就有3000人之多，从苏区印钞厂的印刷机到医院的X光机全都带着，所以行军速度太慢，拖累了整个红军。但是仔细对照有关资料，军委纵队11月28日从文市到石塘，走了26公里；29日从石塘到界首，走了32公里。在湘江战役最关键的两天里，这个行军速度并不慢。而在之前的26日和27日，军委纵队两天才走了14公里，确实很慢，但这是有原因的，这两天政治局和军委在就转移路线开会讨论和研究，这才耽搁了。所以军委纵队行军太慢而导致湘江战役损失惨重的说法显然并不太准确。不过如果从一开始就彻底抛弃坛坛罐罐，轻装疾行，并且给刘忠的侦察队配备直接联系军团的电台，及时掌握全州空虚的情报，能够抢在湘军11月27日占领全州前，从全州、兴安、灌阳三角地区渡过湘江，那就可以避免后来的血战湘江了。从这点上看，博古李德从一开始就没有能意识到这次战略转移的艰巨，还认为这只不过是场大搬家，把中央苏区搬到湘鄂西苏区而已的战略思路就是错误的。

还有的认为两个主力军团的艰苦阻击战就是为了掩护军委纵队过江。但事实上首先军委纵队过江的速度并不慢，而且在12月1日前军委纵队已经基本过了江，之所以两个主力军团在12月1日还苦苦坚持了一天，完全是为了给殿后的红8、红9军团控制通道，掩护其渡江。红1军团那封著名的“星夜兼程过河”的电报中也是“军委须将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可见在最危急的时刻，红1军团苦苦支撑为的不是为了军委纵队，而是还在湘江东岸的红8、红9军团。

11月28日至29日湘江战役的示意图

而红8、红9军团之所以远远落后于主力，是因为在三峰山遭到桂军阻击，被迫改道从雷口关进入广西，这样等于是绕了个大圈子，路途增加了不少，因此耽误了宝贵的时间。所以红8、红9军团在三峰山受阻，才是湘江战役中红军陷于被动遭到重大损失的关键原因。
 

尽管在湘江战役中，军委纵队并不是造成主力军团惨重损失的直接原因，但是毋庸置疑，博古李德的指挥确实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而在湘江战役如此惨重的损失面前，红军指战员对博古李德指挥的不满终于被彻底激发了出来，开始酝酿反对博古李德继续指挥红军。所以从整个长征的进程上来说，湘江战役红军经过惨烈的鏖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更重要是直接导致不久以后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遵义会议”。这是红军在身处绝境时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从此毛泽东开始进入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层，标志着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翻开了崭新的篇章。从这两点来说，湘江战役数万红军忠勇将士的牺牲没有白费，正是他们的牺牲换来了转机。

（特约撰稿人 周明 实习编辑：祝闻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