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 81岁老伯托付家庭余生 黄浦破特殊群体监护难题

去年以来，上海时不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独身人士或者老养残家庭，突然发生意外，陷入困境。基层事后去帮忙兜底，但到了医疗授权和财产处置时，常常会面临“不敢签字”、“不知道怎么处理”、“钱从哪里来”等难题。究竟该如何破解呢？今天，黄浦区发布了一套专门为特殊需要家庭设计的监护安排整体解决方案，而这一切来源于一位81岁老伯的迫切心愿。

“你三本公证书知道怎么用吗？一个是意定监护一本公证书，这个是委托监护，还有一本遗嘱。”“你们作为我坚强的后盾，我死而无憾了。”

81岁的张老伯，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儿因病被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常年住在护理院，他们的儿子精神残疾，同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先后判决张老伯为母子俩的监护人。但随着年事渐高、身体日衰，张老伯对未来的忧虑越来越大。他叹口气说：“如果我走了以后，我的老婆和儿子，因为都是独的，也没亲戚的，也没人管。我觉得这件事非解决不可。”

去年4月，居委干部陈杰在日常走访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张老伯的这份焦虑。渔阳里居委社工陈杰说：“我们居委也很想帮他解决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居委第一不能帮他处置他的财产，第二也没有那么多人手全部来照顾他。当时是挺着急的。”

近年来，独居人群、“老养残”家庭等的监护问题不断涌现，意定监护日益受关注。但已有的实践，不少还是停留在“事后救济”层面，也就是当监护人失能或离世后，再由相关部门被动介入，但此时财产不知如何分配，医疗救治“无人签字”等困境往往已经出现。这次，黄浦区想跨前一步，通过事先的约定，为张老伯解决好他的后顾之忧，也为基层明确操作思路。

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毛洪波感慨道：“我们老人在他自己脑子清醒的时候，在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安排自己后面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给老人更多的尊严。”

去年四月起，这场由黄浦区民政局牵头，联合了街道、居委、法院、公证处、社会组织、信托公司等各方力量的探索开始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谁来监护？

目前，张老伯仍是妻儿的监护人，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委托自己的一位同龄好友作为第一顺位监护人，而好友的儿子则作为第二顺位监护人，政府部门认可的监护机构为第三顺位监护人，居委会为第四顺位监护人，同时和公证处一起，在整个过程中作为监察人。

渔阳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耿文蕙解释说：“居委就是一个托底方。万一这些顺位监护人当中发生变化或者临时断档，那么居委就跨前一步，把所有的断点补全。如果他（顺位监护人）做得不好，那么居委也可以作为监管人进行监督。”

财产安排上，张老伯则选择建立“特殊需要信托”，在多方助力下，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明确财产使用标准。

上海信托信睿家族办公室总经理刘杰介绍说：“比如说如果有一天他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费用，我们就会把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直接支付的好处就在于中间是没有断点的，它不会在中间出现一些道德风险的因素存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清单中还增设紧急医疗授权条款，来破解“不敢签”“怎么救”的难题。

黄浦区民政局副局长王慧娟说：“就是老人家提前自己想好——比如说我要去某一些医院，我可以接受一些创伤性的治疗。那么在有这个意愿清单的基础上，我选定的监护人到时候就可以拿到我的意愿清单和我的紧急医疗预嘱，那么可以帮我签字、帮我选择医疗方案，同时可以使用资金。”

经过多番商议和征求意见，上个月底，张老伯郑重地在多份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感慨地说：“不是简单的就扔给你们（政府），在我走之前给我设下来很多方案，那么就没漏洞了。这是真的解决群众难题，我也心定了！”

居委干部耿文蕙也松了一口气：“居委的职责更加明确了，第二个也是减轻了我们基层的负担。以后案例都会参照这个模式。”

在此基础上，黄浦区梳理出了一套可复制推广的特殊群体监护实践路径，未来有望以此为模板，帮到更多有意定监护需求的人群，也让基层工作人员能更敢做敢为。

王慧娟满怀期待地说：“（希望）更多的社会组织也好，市场主体也好，也来共同参与探索，关注这些特殊群体的监护问题，能够让民法典里边的法条真正更好落地。”

目前，黄浦区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正在向市民开放征集补充，下周一开始，瑞金二路街道还将试点设立面向辖区内居民的监护安排咨询点，希望能帮到更多有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