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局长的改革“滑铁卢”

郝金伦的“三疑三探”教学改革最终还是失败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辞职。如果没有这场风波，下个月郝金伦就将迎来他在涿鹿县教育局局长任期上的第四年。

郝金伦考察“三疑三探”课堂

郝金伦是个急性子，这不是在我和他见面之后才感觉到的。

8月1日上午，我通过电话跟郝金伦约采访。当得知这是一次电视采访之后，郝金伦犹豫了片刻，随后婉言谢绝。

七分钟后，我的手机再次响起，郝金伦在电话里对我说：“过来吧，我在北京。你现在买一张高铁票，晚上我们就可以在中关村附近见面了。”

郝金伦为什么会在北京？不过，比起这个疑问，我更想知道的是，在这两通电话之间的七分钟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郝金伦不仅不再排斥电视采访，甚至感觉他有一种马上想见到我们的冲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郝金伦辞职后接受的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电视采访。

【视频】郝金伦独家视频

上海到北京的飞机晚点了，我们直到半夜才在北京的住处安顿下来，因此当天晚上的采访未能如约进行。我猜想，迫切想要见到我们的郝金伦这一夜或许会辗转难眠。

次日上午九点，我们来到北京海淀区中关村附近。这是我们前一天与郝金伦重新约定的时间，结果他迟到了。

半小时后，郝金伦迎面朝我们走来，我发现他的黑眼圈特别明显。我问他是否夜里没有休息好，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说北京的天气太热了，直到凌晨才勉强入睡。

郝金伦在中关村住的是一家快捷酒店的特价房，在“携程”上的价格是320元。房间很小，也没有窗户，通风和采光都不太好，因此我们只能另外找了一处地方进行采访。

坐定下来，架好机位，我刚准备开口称他“郝局长”，转念一想：不对，他已经辞职了。于是，我临时加出了一个问题：“您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您？”

“老兄。”郝金伦脱口而出。我觉得有些不妥，但是郝金伦坚持认为“非常合适”。

采访的过程当中，郝金伦的电话若干次响起，最终他略带歉意地表示，希望能接听这个电话。电话那头似乎是郝金伦一位不常联系的故人。事发大半个月之后，他才刚刚从网上看到了郝金伦的辞职信。“老兄，新闻已经要变旧闻了，你怎么才来安慰我？”郝金伦语带调侃，而电话另一边的故人却看不到，这时“郝兄”的神情中透着一丝落寞。

河北省涿鹿县三祖文化广场

涿鹿县隶属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位于北京的西北方向，距离北京市中心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当地的很多楼盘都以“京西”自居。五千多年前的涿鹿之战，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社会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五千多年后的涿鹿教改，也在中国教育改革走向深水区的时候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风浪。

2013年8月，郝金伦走马上任涿鹿县教科局局长，这一年他刚好四十岁。不过，当地的百姓对郝金伦的到任颇有疑虑，因为在此之前，郝金伦长期在涿鹿多个下辖乡镇担任党委书记，并没有一线教学或者是教育管理的经验。

郝金伦到任之时，涿鹿县之前的教改方案“三环五步”循环大课堂刚刚走过第三个年头。这是在新一轮高中课改后，涿鹿县学习借鉴山东昌乐二中的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而推出的教学模式。

郝金伦的“三疑三探”推行两年后被叫停，正如他在2014年亲手中止了“三环五步”循环大课堂，只不过上一次是郝金伦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改变了涿鹿县基础教育的模式，而这一次却是县委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对“三疑三探”紧急叫停。

时间回到2014年4月，清明节小长假过后，郝金伦率队亲赴河南省西峡县考察“三疑三探”模式。按照县教科局的想法，之后“三疑三探”教学法将在涿鹿县的中小学由点到面慢慢铺开。但是，2014年涿鹿县的高考成绩似乎刺激到了郝金伦，“涿鹿中学800名应届生只考上4个‘一本’。”郝金伦颇受打击，“高中三年努力，最后高考成绩落得这般，体现了涿鹿县高中阶段教育的失败。”2014年秋季学期，教科局对全县所有的公立中小学下达了“必须改”的行政命令。此时，距离“三疑三探”试点班在涿鹿县的开设仅仅过去了不到四个月。到2015年春季开学，涿鹿县中小学已全面实施“三疑三探”。

涿鹿中学“三疑三探”课堂

后来我才知道，8月1日当天上午出街的《新京报》上刊登了对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的采访。许世民说郝金伦的改革“力度越来越大，后来就失控了。”这无疑是将“三疑三探”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郝金伦的急功近利。也许在那七分钟的时间里，郝金伦看到了舆论对自己不利的消息，才决定最后放手一搏。

不少教育界人士认为，涿鹿县的“三疑三探”教学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作为“三疑三探”的发源地河南省西峡县，这里的改革是从县里的一所小学和一所初中萌芽的。

2003年12月，新上任的西峡县教育局局长孙占梅为尽快改善西峡县的教育水平，带领时任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杨文普及各科教研员赴江苏洋思中学取经。洋思中学的课堂把学生由传统的接受型变成思考型，带给西峡县教育官员很大的震动和启发。不过，西峡县并没有完全照搬洋思中学的经验。杨文普认为，洋思中学的课堂依然存在学生主动性不够的问题。

从2004年开始，杨文普带领教研员到西峡各基层学校蹲点，与校长、教师、学生进行了广泛交流。经过反复实验、总结、反思、修正，逐步探索出新的教学模式——“三疑三探”，即“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运用拓展”。这一模式在当地的小学和初中试验了整整五年，直到2009年才被杨文普引入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进行试点。又过了一年，杨文普才决定在高二进行“三疑三探”教学，但依然是班级试点。最终，在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三疑三探”教学法获得了全国教学示范的荣誉。

改革的循序渐进不光指改革的范围和力度，同时对改革的预期效果也应当秉持一种“慢热”的心态。在8月8日晚上Knews24直播的《叩击》当中，江苏省盐城市语文学科带头人袁曹阳老师表示，洋思中学“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用了七到八年的时间才看到成效，而西峡县的“三疑三探”教学法用了7年的时间才基本论证了方法的可行性。由此反观涿鹿，不仅在五年之内换了两套教学模式，在郝金伦任期的近三年时间当中，除了“三疑三探”，他还从全国各地邀请了不少专家前来涿鹿开讲座，引入思维可视化、学习力、学习方法、深本数学、元认知等其他5项教学技术。密集的教学改革像一剂“大补药”，结果就是老师和学生“虚不受补”。

【视频】一线教师谈地方教改

从“出生”到“夭折”，“三疑三探”教学法在涿鹿短暂的生命演绎了一个字：“急”。

涿鹿镇初级中学教师张军（化名）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即使“三疑三探”是一个好方法，但大家都有些急躁了，太急于看到教改的成果，结果适得其反。这个“急”说的不光是郝金伦，教育局推行得有点急，急于全面铺开；学校的校长和学生家长也有些着急，特别是学生家长，短时间内希望能看到效果是不现实的。

由此看来，涿鹿教改的折戟而返，关键的问题在于迷信模式、急功近利，以至于郝金伦在回首来时之路的时候，只见“孤军深入，既无援兵，有无粮草”。

我问郝金伦：“您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着急了？”

郝金伦保持沉默。

“如果回头看这两年您的工作，有没有一些事情如果重来一次，您可以做得更好？”

“我不后悔。”

对于郝金伦来说，这是命运的巨大转折；对于涿鹿县的学子来说，两三年就换一回的教学方法，更是让他们的命运平白多了很多不确定性。教改本身是极其严肃的事情，鼓励学生发挥主动性肯定是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但是怎么改，就真的是个要谨慎对待的问题。

（编辑：孙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