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北站旧事：两场“刺宋案”疑云

“上海北站”曾名“沪宁铁路上海站”（1916年更名为上海北站），原址位于现天目东路以北宝山路以西，是近代上海历史上的一处风云际会之地，不少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都曾先后在此发生，本篇主要讲述两场“刺宋案”的往事。

上海北站旧照

1913年3月20日晚间的沪宁铁路上海站内杀机四伏，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在黄兴等人的陪同下缓步进入车站内准备登车北上，就在不久前，他刚带领着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教仁理想中的责任内阁仿佛就在眼前。

时间来到当晚的10点45分，就在宋教仁一行人从车站接待室走向检票口之际，车站内突然枪声响起，宋教仁应声倒地，众人见此状赶忙将其送至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内进行抢救却无奈伤势过重医治无效，最后宋教仁还是于两天后的22日凌晨在痛苦中去世，年仅31岁。

遇刺身亡后的宋教仁

“宋教仁遇刺案”的发生加速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与袁世凯两大阵营的决裂并直接引发了当年“二次革命”的爆发，可谓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巨大，但究其“历史真相”多年来却一直在史学界中没有定论，除了传统观点认为的“袁世凯主谋说”以外，还有“袁世凯手下自发刺宋说”、“陈其美主谋说”等。

“袁世凯主谋说”的主要观点认为“宋教仁所带领的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后因威胁到了袁世凯的权力，故而受到袁的忌惮，所以也就有了不久后宋教仁遇刺事件的发生”，此观点虽被广泛引用但平心而论实质性证据不足，况且当时宋教仁在国民党中相较陈其美等人而言在对待袁的态度上并不属于“激进派”且主张以合作为主，如据当时记者黄远生在《春云再展之政局》中的说法：当秘书报告袁世凯宋教仁去世的消息时，袁世凯愕然道：“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宋教仁号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由此可见，至少在“刺宋案”发生之前袁世凯对于宋教仁的态度可能真没有传闻中的这么痛恨。

袁世凯

当然作为分属不同阵营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说袁世凯对于宋教仁完全放心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也就有了“袁世凯手下自发刺宋说”的观点，而其中“被认为嫌疑最大的焦点”则非应桂馨和洪述祖两位莫属。

应桂馨，又名夔丞，浙江鄞县人，是一个经历与背景都极其复杂的人物，在清末民初的官场与帮会中几乎都能找到此人的身影。身为帮会人物的应桂馨在清末一直暗中支持着革命党人进行各种反清活动，其在1911年“上海光复”中曾立有大功并在之后陈其美主政的沪军都督府成立时被任命为谍报科科长，孙中山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陈其美还曾指派应桂馨负责过孙中山的保卫工作，可谓风光一时。

当然作为一个有着浓厚帮会势力背景的人物，应桂馨在由晚清进入到中华民国之后也立马察觉到了革命党人在对于自己态度上所产生的微妙变化，虽说革命党人在晚清时期对其多有倚重，但毕竟此一时彼一时，帮会自身所存在的诸多“不安定”因素（如：扰乱社会治安）使得革命党人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就对其在态度上发生了转变，由此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若即若离”起来，这也就是部分学者所认为的“应桂馨指使武士英对于宋教仁下手”的主要动机之一。

那应桂馨又是怎样与袁世凯扯上关系呢？这其中就要牵涉到洪述祖这个关键人物。

洪述祖，字荫之，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名门望族之家，他的先祖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著名学者洪亮吉。早年的洪述祖在晚清官场中是一位”声誉不佳”的人物，曾多次身陷“贪腐之事”。辛亥革命中的他因据说曾亲拟过一份清帝退位诏书（此诏书最后未被采用）从而声名鹊起并在之后常以“革命元勋”、“共和功臣”自居，中华民国成立后，洪述祖被任命为了内务部秘书。

洪述祖

那洪述祖又是怎样联系上应桂馨的呢？这同样也源于上文中已提到的帮会势力在中华民国初期所遭遇到的尴尬境遇，与革命党人一样，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同样也是不希望帮会势力日益做大的，于是他便把这项“遣散的重任”交到了洪述祖这里，由此洪述祖便找到了当时帮会势力的“头面人物”应桂馨并与之建立起了联系，从而也就有了后来“刺宋案”的发生。

当然持这派观点的学者们也并没有因此认为“袁世凯就是刺宋案的主谋”，他们把更多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人物上，以近年来在该领域内颇受关注的《宋案重审》一书中的说法为例，作者尚小明以其对诸多有关“刺宋案”一手史料的解读分析后认为洪述祖才是策划“刺宋案”的唯一主谋，“刺宋”的整个过程实则就是由洪述祖和应桂馨二人来主导策划的，而当时的袁世凯其实并没有“除宋”的意向（袁世凯当时关心的是搜集有关“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负面消息”并以此来打击对手），只是洪述祖为了迎合袁世凯及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自作主张走出的一步险棋。

除了尚小明的观点以外，在持“袁世凯手下自发刺宋说”的学者中另有“洪述祖因猜错袁世凯的意图而擅自刺宋”、“洪述祖在获取宋教仁等负面消息失败后转而采用刺宋来为袁世凯铲除政敌”等说法，笔者在此也逐一罗列出来以供各位读者参考。

除了被“异己所杀”的推测外，那宋教仁是否存在有被“自己人所杀”的可能性呢？为此也有部分学者倾向于“陈其美主谋说”的观点。

同为自己的革命同志，陈其美为何要对宋教仁痛下杀手呢？对此持这派观点的学者张耀杰经过分析后认为宋教仁与陈其美虽均为国民党员，但在革命后如何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是存在着严重分歧的，宋教仁主张“合作”而陈其美主张“对抗”，为此就在宋教仁准备北上之际，陈其美亲自“导演”了这出“刺宋案”且嫁祸给袁世凯并以此作为继续革命的理由，从而也就有了不久后爆发的“二次革命”。

陈其美

就在宋教仁遇刺事件后短短的不到五年时间里，与此案有关的应桂馨、陈其美、袁世凯、洪述祖等先后由于不同原因而相继死亡，至1917年时，与“刺宋案”有关的主要人员均已不在人世，从而给此案的破解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以至于直到百余年后的今天仍无法定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间来到1931年的那个夏天，距离上次“宋教仁遇刺案”已经整整过去了18年时间，就在这18年中，随着北洋军阀集团势力的分崩离析，昔日的革命党人终于在苏俄与中共的帮助下打败了各股旧军阀并成为了中华民国名副其实的执政者，而在未来他们将要面对的却是远比对付北洋军阀更要艰难复杂的局面，新军阀之间的尔虞我诈、日本军队的野蛮入侵等一个个难题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面前接踵而至。1931年7月23日清晨，一辆乘坐着“两位政要”的列车缓缓驶入了早已埋伏下刺客的“上海北站”之中，“两位政要”中的一位因事先早闻风声故而提前下车消失在了摩肩接踵的人群之中，而另一位则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这一切毫无准备，有关此事的原委我们还要从发生在距此一年多前的“中原大战”说起。

发生在1930年5-10月间的“中原大战”因国民党北伐战争后各派系利益分配不均而起，是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之间在河南、山东、安徽等地发生的一场新军阀混战。战至9月间，随着张学良东北军的“入关助蒋”，战争胜利的天平开始向蒋介石一边倾斜，最终蒋介石方面也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后取得了这场“新军阀混战”的胜利。

蒋介石

取得战争胜利的蒋介石为巩固自身统治需要于不久后提出了《训政时期约法》（其核心在于把国民党的专政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改变原来“五权分立”的体制，此举一旦实现，那蒋介石个人的独裁必将会大大增强），原本对此信心满满的他却不想在1930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遭到了国民党元老、粤系首领、时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一怒之下的蒋介石遂将胡汉民于1931年2月软禁了起来，此举无疑使得宁粤两派原已存在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了出来，各路“反蒋人士”于当年5月齐聚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并以汪精卫为主席以示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蒋介石对此自然也是毫不退让并打算以“杀胡汉民”来作为对于反对者们的回应。

“蒋预杀胡”的消息传到广州后，胡汉民的亲家林焕庭“救人心切”首先提出了以“刺蒋”来作为变相解救胡汉民的方法，此举得到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暗中支持，在对于刺客的人选上，大家均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暗杀大王”王亚樵。

王亚樵，字九光，1889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早年曾响应孙中山革命主张担任过合肥革命军司令、安徽副宣慰使等职，1921年在沪创建“斧头帮”并逐步开始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就连当时的帮会大佬黄金荣、杜月笙等都要对他“敬畏三分”。1927年“四.一二事件”之后的王亚樵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合而遭到通缉，他在之后的“反蒋立场”使得他成为了当时各支“反蒋力量”所竭力结交与争取的对象，这其中就有上文中已提到的那个“广州国民政府”。

王亚樵

当然蒋介石作为当时中国地位最为显赫的人物，他周围的日常保卫工作自然也是不敢捎带马虎的，因此“刺蒋”对于王亚樵统领的“斧头帮”而言绝非易事，尽管王亚樵等人对此可谓已是做到了周密部署，但结果还是令“广州国民政府”大失所望，“庐山刺蒋行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刺蒋”不成那是否能换以刺杀其他南京国民政府要员来作为对蒋的震慑呢？于是他们又把刺杀的目标转移到了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身上，在他们看来，宋子文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是蒋的“输血机器”，若“刺宋”成功则可以断绝蒋的经济来源从而逼蒋下台。其实他们哪里知晓宋子文这个“输血机器”对于蒋而言也并非是百依百顺的，有一次蒋为了围剿苏区红军把宋召唤到自己的行辕内并要求他拿出巨款以配合围剿行动，结果宋因“超出财政预算”并未答应蒋所提出的要求并与蒋争吵了起来，这下可惹恼了蒋介石，他一怒之下“赏”给了宋一记重重的耳光，而宋对此也”毫不示弱”准备抡起凳子向蒋砸去，后来若非在旁的侍卫们上前拦阻，后果不堪设想。但不知其详的“反蒋人士们”还是把刺杀的目标定格在了宋子文的身上。

宋子文

郑抱真是此次“刺宋行动”中的关键人物，他是安徽寿县人，1929年来沪后加入了由王亚樵统领的“斧头帮”并以办事机警得力而深得王亚樵器重。这次王又把这副“千斤重担”交到了郑抱真的肩上，郑在接到重任后也不负所望立刻奔赴南京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通过“疏通关系“获取了“宋子文将于1931年7月23日早晨乘坐火车到达上海北站”的情报，一场“刺宋行动“就此又在“上海北站”内外被悄无声息地布置开来。

然而令王亚樵等人始料未及的是，就在他们忙于安排这场“刺宋行动“的同时，一场更大的阴谋也在田中隆吉、重滕千春、川岛芳子等特务的秘密策划下被无声无息地布置起来，他们将要执行的这个计划时间与地点均与”刺宋行动“完全一致，而他们将要刺杀的对象却是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那位后来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代表日本政府签订投降书的重光葵，当时的他因在”对华政策“上主张”经济渗透“而成为了日本军方在”武力侵华“上的”绊脚石“，故预除之而后快。当然日本军方为除去重光葵的目的还不止仅限于此，众所周知，1931年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的”蠢蠢欲动“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当时日本的一些所谓”谋略家“也认为日本若想要在短时间内占领中国东北那就必须先行防止关内其他中国军队的出关支援，因此也就需要在当时中国的其它地方也挑起一次战端，而挑起这次战端的地方就被选择在了上海。按照田中隆吉等日本特务的计划，日方先在中国帮会中雇佣了一位名叫“常玉清”的地痞流氓，然后再由他组织人手并前往并执行刺杀任务，待刺杀完成后再择机将此事栽赃给“斧头帮”从而造成日本出兵的口实，如果此计划成功，那中国的抗战势必就会被提前。同时对于常玉清与重光葵素未谋面的情况，田中隆吉也对常玉清做了大致如下的关照：每周五从南京开来的快车尾部中与宋子文一同走出来的就是重光葵，每当走到出口处，他们都会相互礼让一番，这就是动手的好机会。

重光葵

但正所谓没有密不透风的墙，日本特务们本以为这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却在不多时后即被郑抱真身边一位绰号叫“小泥鳅”的杨姓徒弟事先得知了，有关“小泥鳅”得知此事的经过，笔者在多篇文章中查阅到了不同的说法：

如据华永正《刺杀宋子文的案中案》一文中的说法：其中有一名徒弟姓杨，是在浙江长大的皖人子弟，头脑活络善于交际，很受郑抱真器重，被郑单线派遣打进常玉清的帮会，多次提供重要的情报，成了一名得力的情报助手。这一次，郑抱真（为“刺宋”一事）要他去向日本浪人购买烟幕弹，不久他就以800元的高价从常玉清那里弄来了一枚烟幕弹交给了郑抱真…郑抱真刚刚发出（宋子文7月23日早晨将要抵沪的）电报，回到住处，便遇到了从上海专程赶来报告情况的杨姓小徒弟。原来这位杨姓徒弟发现常玉清的帮会也准备了烟幕弹，这引起他的怀疑。经套话才知道，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已经指示他们在火车站刺杀公使重光葵，得手后施放烟幕弹掩护撤退。这计划几乎与“斧头帮”的计划相同，只是行刺的目标不同。那位徒弟还报告，常玉清的人说：重光葵一死，中国就必须负起挑起事端的责任，那么日军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

又如据尚方剑《刺杀宋子文的幕后秘闻》一文中的说法：郑抱真当下找来“小泥鳅”，让他尽快（为“刺宋行动”）设法购买一枚烟幕弹，“小泥鳅”拍胸脯打了保票，说他认识一个混迹上海滩的日本浪人川岛次郎，此人专门帮人购买烟幕弹。第二天，“小泥鳅”来找郑抱真，交给他一枚烟幕弹…事有凑巧，常玉清在行刺（重光葵）前也找到了那个日本浪人川岛次郎，从他那里订制了三枚烟幕弹，不料被“小泥鳅”诓走一枚。7月20日，田中隆吉侦知重光葵近日将由南京来上海，遂催促常玉清准备下手。常玉清去川岛次郎家取烟幕弹时，被主人留下吃了一顿中饭，酒后失言，吐露出近日将对重光葵下手一事。川岛次郎闻风携家眷离开上海去外地暂避，以躲避一场可能发生的血光之灾。偏巧，川岛次郎在乘车离开上海时，在北站附近遇见了“小泥鳅”。川岛次郎视“小泥鳅”为挚友，便把他拉到偏僻处，三言两语把田中隆吉雇佣常玉清刺杀重光葵的事告诉了他，劝他去别处暂时避一避......

当然无论是从常玉清处还是川岛次郎处得知了这条情报，总之“小泥鳅”还是将这条事关国家命运的重要信息及时传递到了郑抱真这里，郑得知此事后自然也是心急火燎，想通过加急电报将此事通知到王亚樵吧？又恐王万一不能及时关注到这份电报从而耽误的大事，于是郑抱真毅然决定搭乘当晚与宋子文、重光葵的同列快车返沪并赶在他们二人之前出站示意王亚樵的手下取消这次行动，就这样他再次“肩挑重任”地踏上了返沪之旅。

探知田中隆吉等人阴谋的也远不止有“小泥鳅”等人，与此同时日本驻华公使馆方面也正在为同样透出的“风声”而做着必要的准备，作为重光葵私人秘书兼翻译的林出寻贤在重光葵上车后就特意叮嘱列车员到时务必早一些唤醒休息中的重光葵，因为按照以往的习惯，列车员都是在列车驶过真如站后才将他唤醒的，而在林出寻贤看来，此举可能会对于重光葵此次行程的安全不利。果然，就在列车员遵照嘱咐提前唤醒熟睡中的重光葵后，他的警惕性也随之而提升并在列车刚驶达“上海北站”停下后便独自一人下车快步走向了车站出口（另也有说法称“列车员提前唤醒重光葵一事“纯属偶然，事后重光葵因被打扰休息心中不快故而未等宋子文一同下车）。

上海北站旧照二

见到重光葵的反常表现后，宋子文也赶忙下了车并与一行人准备赶上前去问个究竟，这下可急坏了被挤在下车人群之中寸步难行的郑抱真，此时的他若想赶在宋子文与重光葵之前通知到王亚樵手下停止行动的可能性已经为零，急中生智的郑抱真遂掏出了手枪对空鸣枪示警以引起宋子文一行人的注意。嘭，嘭，嘭…随着几声枪响后，车站现场秩序顿时大乱，王亚樵的手下在未能等到宋子文一行人接近的情况下只能拔枪射击，同时常玉清等人也赶来加入到了这场纷繁复杂的枪战之中，而站在宋子文一侧的机要秘书唐腴胪则最终成为了这场“刺杀行动“的牺牲品倒在了血泊之中。那究竟是哪方面击中了唐腴胪呢？笔者在多篇文章中也找了不同的说法：

如据华永正《刺杀宋子文的案中案》一文中的说法：正在枪响的一刹那，身披雨衣、手持日式黑公文包的机要秘书唐腴胪和宋子文并肩走在一起，常玉清的门徒以为这就是“重光葵公使“，便毫不迟疑地发出目标已到的信号，于是杂在人丛中的刺客便趁乱集中火力射击这位”重光葵“。唐腴胪连中三弹，倒在血泊中。

郭化夷《刺杀宋子文》一文中的说法与上述华永正文中的比较相似但细节略有不同，据该文中写到：站台上枪响以后，常玉清的人赶了过来。他们看见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和宋子文躲在石柱后面，以为他就是重光葵，便趁乱朝他开起枪来，唐腴胪身中三弹，倒在血泊里。

另外尚方剑在《刺杀宋子文的幕后秘闻》一文中有关“唐腴胪被杀“的说法则与上述两文中截然不同，在该文中是这样写到的：（王亚樵的手下原本）准备等宋子文走得更近一些再向他射击的，没想到被郑抱真三枪打乱了计划，眼看宋子文就要逃走，连忙举枪射击。没想忙中出错，错把走在宋子文前头的那个与宋子文穿戴相似的机要秘书唐腴胪给打死了。田中隆吉派来刺杀重光葵的杀手常玉清等人，当时也混在人群中，他们错把宋子文身旁气度不凡的唐腴胪当作是重光葵了，听见枪响，也就胡乱放了几枪，见唐腴胪倒地身亡，以为大功告成。

无论上述哪些说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总之作为当时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宋子文和重光葵最终还是逃过了一劫，只可怜到死还一头雾水的唐腴胪最后却做了这次“刺杀行动“的牺牲品。事后，当王亚樵得知唐腴胪被误杀的消息后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还暗中专门派人给唐的家属送去了1000银元的”抚恤金“。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加速了宁粤双方的合流，胡汉民最终被蒋介石释放，而广州国民政府也于1932年初宣布取消。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王亚樵再度策划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刺杀行动“，不过这次他将矛头对准了正在上海虹口公园（现鲁迅公园）中欢庆所谓”胜利“的日本侵略者，行动在义士尹奉吉的鼎力协助下取得了成功，日军白川义则大将被炸死，而那位之前逃过一劫的重光葵也在这次行动中被炸断了左腿并从此落下了终生残疾。1945年9月2日重光葵拖着那条伤腿登上密苏里舰代表日本政府签订“二战”投降书，后被列为甲级战犯。

另外作为此案中关键人物的郑抱真自1936年10月王亚樵被国民党特务在广西刺杀身亡后，返回家乡组织抗日武装，后又率部参加了新四军，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其还曾担任过合肥市市长。

现天目东路上海铁路博物馆内复建的上海北站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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