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院：上海人口底线与创新人才短缺将面临冲突

上海“十三五”规划提出严守人口、土地、环境、安全四条底线。其中，“到2020年，把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以内”的人口底线，成为长期调控的目标之一，名列四大底线之首，足见其重要性和迫切性。然而，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亟待解决创新人才不足和人才引进的问题。人口底线势必会对创新人才需求造成一定的制约。专家指出，在“坚守人口底线”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发挥政府和中介组织的相关职能，激发其识别市场和企业创新人才的潜能，是化解上海未来可持续发展人口战略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人才战略矛盾的重点。

第一，人口底线约束留给人才引进的空间有限。上海市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常住人口分别增长33万、34.72万、10.53万和-10.41万人。2015年上海人口的减少主要得益于城市管理的一系列措施（拆违、关停无照餐饮店等），这些措施起到了驱散低端人口的作用，但笔者认为这些措施无法长期有效，一两年后其效果将会大大减弱，2015年的人口减少可能仅是一个脉冲，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根据上海历年统计数据，近十年来上海市常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约为4.20‰，假定今后几年仍然保持这一速度，可以预测，上海市每年自然增长11万人左右，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左右的目标应该可以实现，但留给人才引进的空间将极为有限。这将给上海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和2040年建设成为“全球城市”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二，上海的科创人才不足主要表现为创新人才不足。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人才是创新的根本要素。“科技创新”具有“二元性”，是“科研”和“创新”的结合体。“科技”和“创新”并不是一回事。“科研”是通过“投资”获得“新知识”的过程，而“创新”则是将“知识”变成“收益”的过程，两者的方向正好相反。在研究上海创新发展和科技创新人才不足的过程中，也有必要从“科”“创”分离的视角进行考察。目前，上海在科研人才储备和科研投入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截至2015年，上海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50.66万人，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27.13%，企业R&D经费支出中政府投入占8.27%；而同期，深圳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8.77万人，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17.47%，企业R&D经费支出中政府投入占3.08%。

在科研方面表现突出，而在创新方面表现欠佳。上海的科研论文、研究成果居于全国前列，专利数量也只是略低于深圳，然而其高新技术占比却远远低于深圳。比如，2014年上海专利申请数量为81664个，授权数量为50488个，而同年深圳专利申请数量为82254个，授权数量为53687个，二者并没有实质上的差距。然而，无论是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比还是产业增加值占比，上海均远远落后于深圳，并呈进一步下降的趋势。2007~2014年，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5.6%下降到20.40%。相反，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007年的56.9%上升到2013年的64.95%，2015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更是提升到86.7%。事实上，科研论文、研究成果、专利等均属于“科研”的中间产品，基本也来源于科研人员，而如何将它们转化为最终的创新产品和服务，还需要熟悉市场的创新人才去实现。

上海科研能力较强而创新人才不足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至少有两个原因值得重视。

第一，户籍制度对创新型人才的引进存在挤出效应。户籍制度只对它所要求的“具有一定学历和技能”的群体具有筛选功能。通过学历、技能等级、职称等外在硬性条件，科研型人才可以较为容易地识别，但却无法通过这些硬性条件筛选出具备“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潜能”的创新型人才，因为这些人很多情况下是无法满足“高学历”和“高职称”等硬性条件的。创新人才的成功主要依赖于他们敏锐的市场观察能力、对技术发展趋势的把握、善于捕捉各种机会及极强的组织能力。

上海现有的户籍制度和积分政策导致引进人才偏重于科研型，对创新型人才引进形成挤出效应。目前，本市引进人才的主体是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所引进的人才多从事科研工作，与产业创新发展及企业创新等必需的人才有着较大的差距，造成上海的“科技”与“创新”人才结构严重失衡，无法对本市产业创新发展产生强有力的支撑与驱动作用。此外，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现行的“一刀切”“打分入户”户籍政策客观上造成学历要求高的行业获益，高学历的金融人才比工业人才“打分”要高很多，更容易被引进。这会造成工业类人才的持续短缺，也是造成相关产业长期创新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创新过度倚重于国有企业和外企，导致创新型人才的培育不足。上海的企业主要由国有控股及外商独资或合资两大部分构成。据2015年统计，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近37%，外商及港澳台企业占61%。国有企业因产权不清晰及激励机制的限制，缺乏创新动力，无法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也就不会产生大量创新型人才；跨国公司基本上是把中国当成“生产基地”，并没有将核心技术和技术创新中心放在中国，即使在中国获得了重大技术创新，也会通过商业安排转移回母公司，对中国科技创新的促进效果有限。同时，国有企业过分依赖政府投入，缺乏市场配置机制，也客观上造成上海整体创新能力不足。相对而言，深圳的国有经济规模要小很多，大部分企业是民营企业，2014年深圳的私营企业比例高达94.3%，这些企业较早地解决了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的问题，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技术创新的主体。

（看看新闻Knews记者：汤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