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 高考1977 听亲历者讲述那段改变命运的故事
时讯
看看新闻Knews记者 黄艳琳
2017-06-07 00:21
6月7日,全国940万高三学子将奔赴高考考场,为人生和梦想而战。2017年是中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第40次全国高考。40年来,高考影响和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6月6日《自媒体联播》请到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苑波;上海金融报前记者、译审康健以及电影《高考1977》的导演江海洋,一起聊聊那场40年前的高考。
本期节目邀请到的三位嘉宾都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一聊起40年前的那场高考,他们可真是打开了话匣子。与今天高三学生临考前面临的担忧不同,那些在中国高等教育停滞10年之久后,期盼重新掌握知识和命运的人,所操心的远比现在年轻人多得多。
( 左起,上海金融报前记者、译审康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苑波以及电影《高考1977》导演江海洋)
1977年8月初,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参加会议的既有教育部、科学院和国务院相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也有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专家和学者。会上,邓小平发出了一句改变国家前途的话——“恢复高考,想准了,就今年,不能等了”。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好消息突然来临 内心欢喜又犹豫
事实上,早在8月份,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已经在民间传开。很多上山下乡正在农村插队的年轻人既感到高兴,也感到担心,因为这么多年在田间劳作,学习早已荒疏,谁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考上。
上海金融报前记者、译审康健说,自己当时还有另一层担忧,“因为我没有去上山下乡,也就是当时的‘政策留城’不能参加高考,当时很伤心,我到处去跑,去写信、去问,很着急”。幸好,最终有好心人帮忙,为他争取到了机会,“我记得高考准考证拿到的时候,我离开高考还有三天。”
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苑波是在农村插队公社的高音喇叭广播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他脑海里满是问号,要去拿准考证、要去备考,而实际上当时离正式高考时间也就只有一两周了。“我是78年去考的。当时我去拿准考证,就想到底有没有意义,就是拿上准考证了又能考上吗?插队的地方有一片油菜花,我就跪在田埂上痛哭起来,觉得人生非常迷茫,但最后还是觉得应该去参加高考,就是拿到准考证之后,我还在不停想,要复习到什么程度,考上了又会怎么样?”
电影《高考1977》导演江海洋也是78年的考生,对此,他也是感同身受,当时心情也相当复杂——“怎么说呢?想读书,想读书,最后没有书读,心死了。死心塌地了,突然又说可以读了,当时就怕这件事是假的,当时这个好事来得太突然。像我在的那个单位——上海冶金专科学校,77年我们也要去考,领导说你们不能考,因为国家已经把教育资源给你们受过教育了。你问他这个是哪一个文件说的,他也说不出。”江海洋在拍摄《高考1977》时采访了许多当年考生,一个感受就是“中央突然决定恢复高考了,其实下面的人都是措手不及”。
知识青年备考各出奇招 全家动员保驾护航
恢复高考的那年也是40年来录取率最低的一次高考。据统计,当年参加高考人数达到了570万,而实际录取人数只有27万,录取率仅5%。
时间紧迫、学业已经荒废了多年,到底该如何准备,成为当时首批高考生们面对的难题。和现在的考生可以上考前辅导班、找到丰富的模拟试卷相比,当时各位考生人人都在绞尽脑汁备战高考,这一机会也成了全家人的机会。
苑波说,当时在农村有一道风景线,就是晚上停电后,很多年轻人就打着煤油灯复习,“那个灯火晃悠得像鬼火一样,还在底下读书。”当时许多农村插队子女的父母也在城市里为孩子想尽办法收集材料,寄送到当地。苑波说“母亲一些朋友在北京和上海,就寄了一套上海非常紧俏的高考自学丛书,那套书非常起作用,我化学因此考了90多分。”当时据说在新华书店,里三层,外三层都是父母在为农村孩子买这套《高考自学丛书》,许多人想借都借不到。
导演江海洋说,自己当时在拍摄《高考1977》收集素材时,还听说了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一个作家叫王晓鹰,她有妹妹在农村插队,她和妹妹都要参加高考,于是她问人家借了一本化学书,用蓝印纸在家里,把这本书抄下来,抄了三份,自己留一份看,其他的就寄给妹妹。”
对于考艺术院校的江海洋而言,当时还遇到特别困难的一点,就是文革十年电影类书籍都被查封了,当时还没有解禁,自己最后只能找来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新文化字典》,把字典当作复习材料。
那场突然而至的高考 至今令人心怀感恩
1977年冬天,中断10余年之后,中国高考的车轮才重新滚动起来。最终有27万余考生,圆梦大学,成为“七七级”(1978年春入学)。
导演江海洋说,“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一个是我们又有了读书的选择,第二个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在三位看来,如果不是因为1977年那一次高考,也许今天是截然不同的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我学冶金的,可能是一个工厂技术员”江海洋说。
而苑波说,当时听说和田发现了一个油田,需要知青招工,“如果没有高考,可能就会去新疆做油田工人了”。
康健表示自己或许更惨,没有去农村插队,如果没有高考,就只能“家里蹲”成待业青年了。
江海洋用“天降甘霖”四个字来形容这突然而至的高考机会。“今天回想起来,可能几位和我都有同感,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和命运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唯独让你去考试,高考才是我们的选择。”
有人曾说:“77、78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群体,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幸运的群体,他们是"高考黄金一代",他们中注定是要出人才的”,而实际上,包括如今的国家总理李克强、外长王毅、著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知名学者易中天,这些在各个领域叱咤风云的人物,正是来自这一批“高考黄金一代”。
江海洋说在《高考1977》电影中,不光有高考的故事,也有自己深刻感悟后写下的一句台词——
“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伟大。因为恢复高考,我们的民族醒了,我们终于知道知识对于民族来说有多么重要。”
今天的高考制度可以追溯到1300多年前隋朝的科举制度,虽然封建社会终被历史淘汰,但无论每个朝代如何更迭,这样一场科举考试为年轻人提供了上升的通道。
“一个民族终于醒了,恢复了对知识的尊重,一个国家怎能11年没有正常的大学教育,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今天的高考制度,还有很多问题,学生家长常有指责和诟病,但至少现在的高考还秉持着一千多年来的精神传统,公正、公平、公开。”江海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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