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 生逢1978｜一名援过藏的上海儿科医生心里话

人物小传：

杨晓东，1971年10月出生，北京人。一次坚持不懈的抢救，让一个孩子奇迹般地转危为安，使他真正明白医生的使命。三年援藏，他发起“格桑花之爱——关爱藏区贫困藏族先髋患儿”公益救助项目，已有300多例外地病儿到上海儿童医院接受了免费手术。

杨晓东亲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医疗水平日新月异的发展及人们就医环境、获得感的不断提升；行医二十多年，他从一名医生成长为医院副院长，也见证着上海市儿童医院发展成拥有1000个床位的三甲专科医院。他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愧于自己的一生，以生命的长度换取人生的厚度。

杨晓东

20多年前，我听从父母意愿考了二医大，那时对医学没有多大概念，更谈不上喜欢这一行业。

但是在20年的时间里，发生在身边的点点滴滴都让我逐渐爱上了医学，更热衷于儿科医生这一神圣的职业。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住院医生时的一次救治经历。

那一天，120送来了一名爆发性心肌炎的小病人。这是我第一次和科主任一起参与急救，当时的医护人员给孩子做了很长时间的心肺复苏，想了很多办法对他进行抢救。这过程中，眼看着孩子的心跳没有起色就要宣布死亡，大家不断相互鼓励，不要放弃，再努力一下。当天，孩子竟然奇迹般地转危为安。也就从那一天起，我喜欢上了医学。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因为见证了生命的有或无，才理解到了救死扶伤——作为一名医生真正使命的内涵。

这20年里，在医院许多医学前辈的言传身教下，我深知要做一名优秀的医生不在于能做出多么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而在于如何能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帮助更多的患病儿童摆脱疾病的困扰，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事业。

援藏经历又是一次工作上的大转变。作为上海市第七批援藏干部，到了高原后除了继续从事心脏病专业，作为一个儿科医生独有的敏感性，我发现有很多孩子由于先天性的疾病而造成了终身的残疾，这其中，特别严重的就是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发育不良）。先天性髋关节脱位不属于心内科医生治疗范畴，但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早期发现并及时干预的措施？

据医院骨科医生介绍，先天性髋关节脱位通过早期干预，不需要手术，就可以避免残疾的发生，但是由于基础医疗条件以及地区偏远的原因，许多贫困地区，特别是高海拔地区、高寒地区的孩子无法得到及时救治，不得不转移到上海接受手术治疗。

在当地做髋关节发育不良早期筛查和诊治的培训和推广，也是他的工作之一。

得益于早期儿科临床业务知识全面的积累以及对B超筛查技术的使用，我创新性地在高原地区开展了对儿童先天性髋关节脱位的筛查，让高原患儿得到了及时的诊断和治疗。

每一名援藏干部的工作期限只有三年，不能因为援藏工作时间到期就结束对孩子的筛查和救治。为了长效持久地帮助这些患儿，我发起了“格桑花之爱——关爱藏区贫困藏族先髋患儿”公益救助项目。这个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家庭还是非常抵触的，相当部分的患儿家长都不愿意来上海做手术，哪怕这个治疗是全免费的。

好在日喀则人民医院骨科的医生们积极地向当地藏民普及相关知识，一次、两次、三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很多患儿家属主动来到上海市儿童医院诊断检查。观念的改变意味着这个项目已经改变了一批人。救了一个孩子，就是救了一个家庭。目前己有超300例外地病儿到医院接受了爱心手术。

援藏期间，尼泊尔发生大地震，西藏日喀则等地受灾，杨晓东跟同事深入灾区，救治灾民。

我对自己一直有着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每时每刻都把治病救人放在自己心中的首要位置上。我常认为：“人的生命有长短，活的再长在这茫茫宇宙中也只是沧海之一粟而已，要珍惜自己现有的时光，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定好目标就要坚定不移地做下去，不能受到任何的干扰。”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愧于自己的一生，以生命的长度换取人生的厚度。

作为一名医院的管理者，在接任这个岗位之前，我也有过犹豫，因为相比做管理者，我更想纯粹地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但是一名长者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一个医生一次只能救一个人，但作为一个管理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拯救更多的病人。这让我对转型有了新的认识，也变得更加积极。

我对上海市儿童医院有着深厚的感情，是儿童医院见证了我的成长。20年前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上海市儿童医院只有北京西路一个院区，现在医院又增加了泸定路院区，从原本只有350多个床位的小医院发展成了拥有1000个床位的上海市三甲专科医院。医院的改变不仅仅是医院设施的改善，更是医疗水平的提升。“为儿童服务就是幸福！”这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几代儿科人共同的心声，而我也会不断为之努力。

（本文作者：杨晓东 上海市儿童医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