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外滩公园告示牌后可能的真相

在如今外滩东北侧黄浦公园的园址上曾有租界工部局于1868年时建成的外滩公园，因其英文名称为Public Park，故而在当时也被翻译成公共花园、公家花园等，而有关于这段历史“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就要属那块曾经悬挂于公园入口处且令中国人感到无比屈辱的告示牌了，在过去不少相关文字的介绍中都有提到在这块牌子上曾经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几个大字。

有关“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由来已久，目前能查到较早的记载出现在周作人1903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其中有写到：“上午乘车至高昌庙晤封燮臣，同至十六铺，途中经（外滩）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

外滩公园旧照

后来这类记载更是频频出现，如在1923年蔡和森的《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制八十年的上海》一文中也有写到：“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又如在1924年孙中山的一次演说（《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中也有讲到：“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北四川路的公园应指当时的虹口公园，即现鲁迅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现在虽然是取消了那块牌，（但）还没有取消那个禁例”。

从孙先生上述的这段演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上海除了外滩公园以外，其它公园中也存在过此类严重的“辱华”情形。比如方志敏在他《可爱的中国》一书中就有写到他在当时去往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时的一段不悦经历：“一走到法国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

如此之多的记载都指向了一个无容置疑的事实，即原本在外滩公园的入口处的确存在过带有“辱华意味”的告示牌，但至于在这块告示牌上是否仅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几个字目前因证据的缺失故在学界还有着较大的争议。如有部分学者就认为所谓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极有可能是从当时的公园游览规则（这个规则曾收入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中演化而来的，这个规则共有六条，即：一、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二、小孩之坐车应在旁边小路上推行；三、禁止采花捉鸟巢以及损害花草树木、凡小孩之父母及庸仆等理应格外小心，以免此等情事；四、不准入奏乐之处；五、除西人之庸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六、小孩无西人同伴则不准入内花园。如果我们拿上述规则中第一与第五条相提并论的话，的确可以读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辱华意味”。

外滩公园旧照

对此，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他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问题考》一文中有过一段比较客观的评述：在历史上，要证明某一事项曾经“有过”并不难，而要证明其“没有”却是很难的。无论积累多少“没有”的状况证据，也并不意味可以证明“有过”的证据没有。仅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非正式小型告示牌，或许只是其实物或者照片没有流传下来，而实际上确实存在。但是，在没有发现确定性证据的现在，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在正式向中国人开放之前，在外滩公园门口，有过限制中国人和狗入园的告示牌。但是，一般所想象的那种有将两者连在一起记载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看起来好像并不存在。

我们在牢记这段屈辱历史的同时也应自我反省，在这块入园告示牌的背后除了当时“对于华人的歧视”之外，实则还隐藏着另一些以往较少被人提及到的隐情。

历史上的外滩公园在19世纪后期也曾经一度也向华人有限度的开放过，但是由于一部分华人在入园后的不雅之举致使公园管理方再次向华人实行了苛刻的入园限制。如在1890年7月8日《申报》一篇名为《中西异好说》的文章中就曾这样写到：“公家花园自去年听华人领照入内后，夏令往彼纳凉者颇不乏人。然有挟妓以入者，此已犯西人之所忌，而妓又爱花成癖，往往一见鲜花，必欲折取，此非爱花，实妒花也…华人之游于此者，时有滋闹。前日有一人独坐一凳，不肯与人共坐。是地之凳，皆可坐数人者，此人既欲独坐，即有不得坐者。且彼既拒人以共坐，人必不肯心服，巡捕遂斥此人之非是，彼即骂詈不绝。又有游园诸华人见此人与捕忿争，亦不问事之是非，咸助此人，大有与捕为难之势。嗣经诸捕咸集，始将其人拘去判罚”。

外滩公园旧照

不仅是在外滩公园，在该文中也有写到1888年在上海徐园发生的一起同类事件：“徐园开得牡丹十二朵，含苞乍吐，纵人游赏…守花人一不顾及，已被折去十一朵”。

这些文字也在客观上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中国，不光只是在坚船利炮上落后于西方列强。

1928年在各方的呼吁与争取下外滩公园正式取消对于华人的入园限制，从此所谓“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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