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 “三大纪律”解决中国两千年军民关系困扰

今年的8月1日是第95个“建军节”。95年前，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程。在8月1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和副院长范勇鹏围绕“党指挥枪”聊了聊我们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

1929年，党召开了古田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第一是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第二是深刻阐述党的思想建设原则；第三是阐述了党的组织建设原则，明确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第四是阐述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原则，强调要重视党支部的作用。

那么回到我一开始提出的这三大问题，到古田会议，中国共产党终于探索出了自己的答案。第一，如何控制军队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党的领导，确保军队牢牢地掌握在党和工农大众手中。1938年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时候，明确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

第二，军队怎么才能有战斗力的问题，我们是靠政治思想工作和民主集中制，激发了红军的战斗意志。毛泽东曾经说，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在1928年写给中央的报告里，毛泽东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他说同样的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

第三，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实现什么样的军民关系，我们的答案是，依靠党的领导，确保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靠“三大纪律”建立的紧密的军民鱼水关系，解决了困扰中国两千余年的军民关系问题。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后来这个“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发展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成了我们人民军队的第一条军规。

（素材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 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