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 鲁迅和他的日本友人们：内山书店的故人故事

鲁迅先生一生交友无数，其中最著名的日本朋友当属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他们两位相交近10年，金钱上的往来干干净净，作为心灵挚友往来的是友情，留下的是佳话。

内山完造，日本冈山县人。1913年被大学眼药总店派到中国当推销员。第二年，在上海的四川北路魏盛里创办内山书店。郭沫若、田汉、夏丐尊、谷崎润一郎等日本友人都是这里的常客，或者曾经在这里留下难忘的回忆。1928年，内山帮助受通缉的郭沫若去日本；1930年，陶行知遭通缉，在内山书店避难时，周建人一家被日本海军陆战队拘禁，内山前去保释；许广平被捕，也是内山去营救，使其获释。 内山书店利用日籍条件，即使是被国民党列为禁书的进步书籍，也照样公开或私下售卖，成了鲁迅及左翼作家进步文学作品的代理发行店。

新中国成立后，内山完造为中日友好事业奔走。被选为中日友好协会理事长，3次来华访问。1959年9月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期间，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与前妻美喜子同葬于上海万国公墓。1980年8月，位于四川北路上的内山书店旧址被定为上海市级文物纪念地。内山多次掩护鲁迅于危难之中，之后，又成为中日邦交的一名使者。

今天的《口述历史：鲁迅和他的日本友人们》，我们来聊聊内山完造的传奇人生。

1927年初见时，鲁迅从广东搬来上海定居，正好住在内山书店附近，时常去买书。那时候买书可以让伙计给送到家里去，第一次交谈时，鲁迅只说自己是“周树人”，内山老板就反应过来，“您就是鲁迅先生啊”，那一年内山完造42岁，鲁迅46岁。这两位，一个是很习惯中国生活的日本人，一个是有留学日本经历的中国人，彼此包容、互补，共同经历了很多，有风险、有快乐、有挑战。

喜欢中国的外国人，都有中文名。内山完造的中文名是“邬其山”，是内山的谐音。现在他的后人还在延用这个名字，已示纪念。内山在中国生活了34年，出过《上海风语》《中国四十年》《上海漫语》等很多本关于中国的书，其中第一本《活中国的姿态》有鲁迅先生为他写的序，高度评价了他对中国了解，比起某些偶尔到中国走一圈的日本学者或者观察家更为透彻，特别是他没有像一般的日本人那样凡事都硬要弄个结论出来，漫谈的风格，开放式的结尾更显客观。

内山篱 内山完造的侄子：我父亲内山嘉吉 是内山完造最小的弟弟，他趁（执教的）学校放暑假来上海玩，他第一次去上海是1927年，他一共去过三次上海，他小时候被送人当养子，3、4岁时被送去香川县丸龟市的人家，他和完造一直有书信往来，完造在信里约他去上海，但是除了书信往来 两个人没见过面，兄弟俩差了16岁，俩人就约好用红手帕当暗号，挥挥手帕就能认出对方，就因为这个红手帕，当时是找到了彼此，但也引起了日本宪兵的注意 ，怀疑完造和共产党有关系，还被训斥一顿。

内山完造很是讲义气、有原则懂变通，为人处事很通透，朋友也非常多，这些都得益于他12岁就在大阪和京都的商铺里做学徒工，在日本社会观察、历炼十几年，28岁开始在中国做推销员，走遍汉口、九江、南昌等长江上下游的角角落落，最让他感叹的事就是“诚信”二字在中国是真有份量。他去一个叫英华大药房的店收取寄卖眼药水的货款，三年多没去了，老板已经换了人，但是钱和账目清清楚楚的封存在包裹里，由新店主转交给他！这种无关信仰的诚信，让内山完造这位虔诚的基督徒都深感震撼。他之所以离开日本，就是因为厌倦了生意场上的套路，想做更实在的事儿，又没有学历。正彷徨的时候，京都教会的牧师牧野虎次和他说，“有一份适合你的工作”。他去面试了才知道是推销员，还是卖药的推销员，内山在回忆录中说，“卖药不是更要胡说八道吗！”。没想到在中国，让他见识到了生意场上的“诚信”！

有“参天堂”社长的知遇之恩，内山在中国的销售工作做的很用心，他提出在中国张贴广告牌的方式不如直接放在中国药铺里寄卖，销售额果然就上去了。但是日本的职场文化太复杂，老社长去世后，他只能黯然辞职。好在家里还有一个书店。

内山书店原本是给妻子美喜开的，说起来内山书店的创始人也是美喜。内山认为女人必须经济独立，在家里才有底气。开店初期，只是摆了几本《圣经》《赞美诗》之类的宗教书籍，内山挂出招牌吸引关注，“知识的源泉，人格的原动力”，客人来了一看，就这几本书，就这还源泉啊，尴尬的要捂眼睛。后来，书刊的种类逐渐增加，客户也多起来，又有客人抱怨杂志怎么老是那几本，更新太慢，内山的回答简明扼要，“缺钱”。内山书店的经营原则是不借钱，只用盈利来周转，刊物翻新的速度直接反应书店的效益。出版社给内山发电报”余额不足，无法发货，汇款先“，内山回电”现在没钱，一点点汇”。然后真就寄过来几本，所以你说日本人刻板吧，在这种情况下竟然可以通融。好在后来内山书店在中国客人、日本客人中的人气越来越高，特别是书店里能买到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发行的进步书刊，可以订购日本最新的畅销书，生意也就好转起来。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滩，还有日本堂、申江堂等其他日本人开的书店，为什么内山书店名气最大？原因有三点，一是内山书店对客人绝对的信任，做到一视同仁。不论你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还是其他哪国人，谁都可以自由翻看，也可以月底结账。在上世纪2、30年代，在中国的地盘歧视中国人是常态，内山书店能一反常态，自然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很受知识分子的捧场；二是内山书店搞文化沙龙，魯迅、田漢、郁達夫、郭沫若是常客，也吸引了很多进步文学青年；内山书店还做“文艺漫谈会”，谷崎潤一郎、林芙美子、鈴木大拙等日本文化界人士通过内山书店这个平台与中国青年交流。1929年，内山书店还开启了“日语学会”，通过教授日语，扩大购买日文书籍的客户群。但9.18事变后，抗日氛围浓厚，日语教室也就关掉了，不过教室并没有闲着，成为木刻版画讲习会的场地。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传承正在走向衰落的中国传统木刻画，同时也希望普及苏联、德国和日本的异域风格，碰巧内山完造的三弟内山嘉吉擅长版画，他当时是成城学園小学的美术老师，暑假时在上海与鲁迅结缘，1931年8月17～22日，内山嘉吉给13名中国青年上课，鲁迅做翻译。其中一位青年后来改名叫江丰，还担任过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80年中国版画家协会成立，江丰还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木刻版画讲习会虽然只有6天，却实实在在的为木刻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做好了铺垫，那应该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内山篱 内山完造的侄子：我父母在上海结婚后回到日本，在东京租房子住开始过日子，我父亲继续在学校里当教员，完造给他俩提议，要不在东京开一家内山书店，上海的内山书店是把日文书引进中国满足日文读者的需求，中国读者也逐渐有所增加，下一步是要把中国书籍引进日本，增加日本读者对中国的了解，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意图已经非常明显，要想阻止这些，需要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中国的现状，因此考虑把中国书籍带进日本，在日本销售中国书籍，所以要在日本也开一家书店，就这样 我父母开始经营东京的内山书店。，中国书籍都从上海寄过来，1935年，东京的内山书店就诞生了，我母亲生了四个孩子，我是家中最小的，我和两个哥哥差的岁数较大，差着11、12岁，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他俩已经是成年人了，20多岁也有了自己的职业方向，都25、26了，我还有个姐姐 是音乐老师，都有了自己的职业规划，家里就剩下我能给书店帮忙，很自然的就由我继承了内山书店。

内山书店的名气越来越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这里有偶遇鲁迅的机会。在内山完造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就提到，鲁迅先生在书店里被人认出来，几个人使劲看鲁迅，还说“是鲁迅，是鲁迅”。声音大到鲁迅先生自己都听到了，他对内山完造说，“老板”，鲁迅对内山完造都是称呼“老板”，他说“老板，又有人在研究我，我走了。”鲁迅先生最反感的就是被围观，在仙台的时候，就因为是当地第一位留学生，特别受关注，他考学、入学，就连找房子这样的事情都被当地报纸给登出来。他在文章《藤野先生》里，有这么一段话“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 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 年少时我并不能理解其中的情绪，现在才知道鲁迅先生的文字确实层次丰富。

这里是东京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的书店街，有140多年的历史，这里类似于北京的五道口、上海的五角场，它的周边云集了很多的大学，还有非常著名的高考补习班，在这里可以找到古旧的地图，中国的典籍，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工具书，这里可以说是绝对的书香一条街。内山书店就在这条街上。

内山完造和夫人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养女松藻后来嫁给了内山的三弟，就是教版画的内山嘉吉。现在东京经营内山书店的就是内山嘉吉的儿子和第三代。

内山篱 内山完造的侄子：我父母是1931年在上海结的婚，婚后一起回日本，也说不上是婚礼吧，约了关系不错的中日朋友们一起，都是完造操办的，我父母在上海也不认识几个人，来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书店的客人，就是个小聚会，完造突然宣布今天是我弟弟的婚礼，在场的人中有鲁迅、郁达夫，还有欧阳予倩。

一辈子用心生活，同甘共苦走一生，这句话真好！

1945年抗战结束后，内山完造作为上海日侨自治会的代表委员送走第一批滞留中国的日本人后，他是打算在中国永住的。但1947年，内山还是被国民党政府强制遣送回日本。当时62岁，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4年。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友情广为人知，但其实他与中国的感情，他为了让日本民众知道真实的中国、他为中日友好的奔波也应当让更多人了解。内山回到东京，不到两个月，就开始在日本全国做内山漫谈，17个月里演讲800场，每场1个半小时，到场听众从500人到1700人，总计有32万人听过他的演讲。内山说“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日本人并不了解中国人，我要尽我所能，把真正的中国和中国人说给日本人听。”

内山篱 内山完造的侄子：很遗憾他的日记没能留下来，1944年的日记算是现存最早的了，离开上海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带走，随身物品都被没收了，日本战败两年后 他就被遣送回日本了，1947年12月的时候，被国民党政府遣送回日本，除了随身衣物 所有物品都不能带离中国，所以日记什么的都没了，现存的日记中能看到，他认为日本必须反省侵华战争的罪行，反省的前提是， 必须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中国，他住在东京内山书店，但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全国各地演讲，演讲内容是他到中国后的见闻和亲身体验，没有艰涩难懂的内容，他也没怎么接受过学校教育，讲话内容通俗易懂，他的晚年过的很繁忙，他的晚年过的很繁忙，1950年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1950年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他认为必须推动中日友好的同时 ，贸易活动也应该重启，经济、政治两个领域都应当加强中日关系，他至死都在为这个信念在努力，他是日中友好协会的第一任理事长，后来升任会长，从50年代就在和日本政府说项，尽快恢复和中国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性，但他在世的时候没能看到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

内山完造继续他在日本各地的漫谈之旅，一直到1959年，他都74岁了还这么奔波，身体已经透支。此时，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发来电报，邀请他到中国疗养休息，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他开心的不得了。出发前的照片，也是他生前在日本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能看的出来，他有多欢喜。9月16号从羽田机场出发，经香港、广州、郑州，19号才抵达北京，入住新桥饭店，但是在欢迎晚宴上，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20号晚上因病逝世。按照他的遗嘱，与夫人合葬与上海万国公墓。而这里也正是鲁迅埋骨的地方。

周令飞 鲁迅的长孙：看到内山先生，看到您还有您的儿子，看到内山书店，仍然是这样的风光无限，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每次内山书店，我都会感觉到特别的亲切，那个书店的门口，还有书店里面的那个样子，每次都让我能够回忆，以前我们见面的那些美好的时光，所以啊，所以我希望在我，生之年我70岁了，我还能够，以后争取每年到日本去一次，以后每年再去看你，每年去看你，最开心的一次就是，内山书店开店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上海这么多人见面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

我在东京的内山书店，买了内山完造的《花甲录》，价格有些贵，但是我想支持一下内山书店，纸媒逐渐在退出主流市场，无论如何我都希望东京的内山书店能坚持下去，毕竟它是一段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