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 从“第一台”到“第一声”：追忆上海解放的“红色电波”往事

巨幅银幕上，主人公李侠和兰芬步履坚毅、舞姿优美，带领观众“穿越时空”，回到75年前上海解放前夕的血色黎明。一条红围巾停留在舞者手中、胸前、肩头，那殷红色是革命先烈为胜利流淌的热血，又好比东方即将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

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5月27日在沪点映，致敬为党和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无名英雄。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从石库门到天安门，“红色电波”往事串起这座人民城市既惊心动魄又波澜壮阔的解放历程。

石库门里诞生党中央的第一座无线电台

上海，延安西路420弄（福康里）9号。

高耸入云的酒店和办公楼，与高架桥上熙熙攘攘的车流，构成现代化的立体交通。十字路口，一处不起眼的墙根，时而有人驻足，对着一排具有纪念性的石库门墙体及门头拍照。

这里见证了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的从无到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也是“红色电波”的源头之一。

“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13个金色大字镌刻在黑色大理石铭牌上。下面紧跟着一段小字：1929年秋，中共中央在这里建立第一座无线电台。由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收发报。年底，李强等到香港开设了分台。经香港分台的转递，在上海的党中央和江西中央苏区开通了无线电联系。

“李强”是谁？他是1905年出生于江苏常熟虞山脚下大户人家的曾培洪。少年时，他热爱体育，在家人支持下先后在杭州、上海接受新学教育。在南洋路矿学堂读书时，擅长理工科的他，较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的青年工作和码头工人运动等。上海斗争形势复杂，亲历五卅惨案的曾培洪有过多个化名，使用最多的就是与学堂同学在毕业时彼此互换的姓名——李强。

据《李强传》记载，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参加革命初期，李强就是党内的技术专家和发明家，他曾为支持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研制炸药、手榴弹等，斗争经验丰富。1928年深秋，周恩来将党中央计划在上海设立秘密电台的决定传达给李强，当时他心中既有专业技术人员的兴奋，也感到革命重任无比艰巨。

“那就干起来！”李强后来回忆，无线电收发报两用机的制作，完全靠自学。他从上海市面上搞到了《无线电基础原理》等书籍刊物。部分资料和图纸完全是英文的，摸到一些门道后，再东拼西凑寻找各种原材料。党组织还冒险为他配齐了车、钳、铣、刨四部机床，加工点最初就暗设在法租界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一处石库门建筑里。

“我有时连续几天把自己关在骑楼上……有时又连续好几天在外面跑，同无线电行家们交朋友，切磋技术，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他曾这样回忆。通过拆卸现成的进口收发报机，他实现了自绘图纸，再通过自己加工及采购来的零部件，最终手工试制出党的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此时已是1929年春末。

同样是在1929年，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代发报员、湖南革命青年张沈川，在“爱人”蒲秋潮的掩护下，入住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里9号。这栋石库门建筑有三层，楼顶入夜后架设发报天线，利用晾衣杆等掩护。就这样，李强和张沈川，一个负责机务，一个负责报务，上海逐步与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建立起了“比飞机还快”的秘密收发报通讯联系。

正是通过这部电台收发报，周恩来发明的“双重加密”密码得以使用，这也就是被誉为“豪密”（周恩来化名之一伍豪）的我党特殊密码。

为铭记党的无线电事业发展史上这段独特的“红色电波”传奇，位于外滩的上海电信博物馆大楼内，也复刻了同样的黑底金字铭牌，在展区醒目处安放。李强和张沈川的黑白老照片，如今镶嵌在福康里9号原址的展示墙上，以示纪念。

从秘密电台到国际电讯，党的声音传万里

今年5月，上海电信博物馆迎来大客流，不少无线电爱好者来此“朝圣”，既要与“中共中央的第一座无线电台”展区合影留念，也要探访向世界发出“上海解放了”电文的真如国际发讯台的沙盘模型。

“5月是红色的！5月27日是上海解放纪念日，之前的5月17日是世界电信日，无论是无线电爱好者，还是普通参观者，大家都对上海的这段‘红色电波’成长史肃然起敬。”上海电信博物馆的讲解员颇为自豪。

75年前的1949年5月25日下午3时，一条“上海解放了”的简便公电“XA”讯号，从位于上海普陀杨家桥桃浦河东侧的真如国际发讯台发出，以电讯形式传向世界各地。

从上海电信博物馆内的沙盘演示可以看到，整个发讯台坐落于上海普陀真如地区，当时地广人稀，当地已架设了成套大功率天线。据上海市普陀区档案馆馆藏史料显示，真如国际发讯台（简称真如电台）于1930年投入使用，曾遭侵华日军轰炸及破坏。从技术到设备，真如电台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建设，抗战胜利后恢复由当时的国民政府负责发报，到1947年，可与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电报通讯。

中国共产党的严明纪律创造了战上海的奇迹，这座曾有“远东第一大”美誉的无线电国际发讯台，完整而平稳地被人民解放军接收，才使得5月25日当天“上海解放了”的电讯消息向海外传播。

为了迎接解放，保卫真如电台，1948年9月，中共地下党大场分区委先后派刘期颐和薛耘，将家住电台附近的30多名电台工人组织起来，办了夜校，学习革命道理，启发政治觉悟，实现了地下党打入电台的计划。

1949年1月，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已潜入真如电台的党员，积极开展反对破坏、反对迁移、保护工厂等斗争。5月，战上海取得大捷，离不开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对城市内部大型基础设施的从严守护。如今，走进上海电信真如园区，真如电台旧址裙楼仍静静伫立，它不仅见证了上海解放，还为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贡献。

如果说，真如电台的大功率短波通讯，直接将“上海解放了”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那么75年前的5月25日那天，比真如电台更早发声、向上海及周边地区宣告上海解放“第一声”的，主要依靠的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上海培养的第一代广播新闻人才。

上海解放“第一声”共23个字

“中国人民解放军今日凌晨攻入上海市区，大上海解放了。”

1949年5月25日清晨6时05分，“大上海解放了”的广播声音回响在上海天空。这是宣告上海解放最早的新闻报道。喜讯传到千家万户，也传到战斗前线，据记载，正在行进中的人民解放军也听到了这条广播，大大鼓舞了士气。

执行“发声”任务的关键人物是26岁的中共地下党员邹凡扬。那日，他根据上级安排，佩左轮手枪，携带新闻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布告等，只身进入位于大西路7号（今延安西路129号）的国民党上海广播电台，命令有关人员中止原有节目，立即播送上海解放的消息。当天在电台值班的进步青年、播音员施燕声果断接过了这条23个字的新闻稿，向全市播送。

为铭记当年这段“红色电波”的战斗历程，如今位于上海广播大厦二楼的上海广播博物馆开设了展览专区。上海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金亚对这段“为党发声”的历史如数家珍。

长期从事声音档案研究及节目制作的金亚介绍，75年前急中生智的邹凡扬，在进入国民党上海广播电台前，还设法联系了早有所准备的进步女学生徐炜等人。最终施燕声率先完成了5月25日的播音，赶来支援播音工作的徐炜等人后来也加入了播音行列。5月27日晚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以此正式呼号，开始播音。

上海广播博物馆中所展出的1949年5月28日创刊的上海《解放日报》（影印件）上，头版刊发了《军管会接管沪国民党广播电台 人民广播电台昨开始播音》的消息，随后在5月29日的《解放日报》上还能看到当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临时广播节目表。

在当时，绝大部分广播节目为直播节目，因此没有留下原声。“但从这些文字细节中，也能感受到‘一个崭新的大上海’气象万千，属于人民的大上海，正在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走进千家万户。”金亚感慨。

从1929年中共中央的第一座无线电台在上海设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平稳接收国民党掌管的真如国际发讯台和上海广播电台等，期间一大批隐蔽战线上的我党英雄壮烈牺牲。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还有这样一些历史细节值得被后人记忆。20世纪50年代国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剧本初创时，不仅以李白、秦鸿钧等在上海战斗到黎明前最后一刻的英烈为蓝本，也将李强、张沈川等早期创建秘密电台的事迹部分融入其中。

1929年，中共中央启用的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功率很小，仅50瓦。到解放战争时期，党在艰苦条件下使用的“马背上”的广播电台，输出功率也只有3000瓦，为增强功率，让党的声音传得更远，中国共产党人发明了特殊型号的天线等。

继往开来，今天的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5G网络，同时也已开始使用先进的量子通信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