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姑娘Clarisse：弄堂里的“翻译员”

来自法国的26岁姑娘Clarisse Le Guernic，正在上海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的一个小区里当志愿者。法语、英语、中文都说得很流利的她，成了弄堂里的“翻译员”，为外国居民化解一些日常交流困惑。

尽管社交软件如今都带有翻译功能，但并不完全达意。比如一个外国人将翻译好的中文发到群里：“谁拿了我的快递？”但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是：“我有一个快递到门口，但好像不见了。”因为没有准确表达，邻居们都有些生气了，Clarisse赶紧跟他说，你还是用英语，我来翻译就好，不要直接用翻译软件，太容易造成误会了。

Clarisse负责服务小区里来自法国、美国、巴西等国家的十几个外国居民。刚开始做志愿者的时候，她挨家挨户去通知，告诉他们如何做核酸，应该注意些什么，“因为喇叭通知是用普通话喊的，他们听不懂，所以我就上门一个个通知。”

后来她索性把这些外国居民的微信号一个个拉到社区聊天群里，每当居委发通知的时候，她就在群里做“翻译员”，让小区里的外国居民也及时了解有关情况。

Clarisse的普通话讲得很好，因为她从初中三年级就开始学中文了。那年她12岁，学校除了法语和英语，又额外开设一门语言课，可选西班牙语、德语或中文。中文试听课上，教课的法国老师特别有趣，让Clarisse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门语言。当时老师还说，“选中文课的人很少，以后这门语言就是我们在学校的秘密语言了。”

没想到，这一学，她就停不下来了。高中，中文依旧是她的第二门外语；大学本科，她选了法国一所大学的中文专业；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她来到上海的复旦大学做交换生，还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除了跟家人聊天，其他时候都只说中文。“当时其实我已经会中文了，但有口音，后来就模仿其他人说话，慢慢就变好了。”她说。

她还记得那时候一群外国人聚在一起练习中文，“有泰国、马来西亚，还有澳大利亚的，感觉那时我们都‘发明’了自己的中文，错误比较多，但我们不管，我们还是能听得懂彼此的中文。”

Clarisse说，有些家长让孩子学中文，可能是觉得中国发展越来越好，学了中文以后好找工作。但她从十几岁开始，就说自己想去中国生活，“一开始是好奇，慢慢我发现，我说中文比我说法语更自信，不害怕跟陌生人交流，也可以随性做自己，我想我可能属于这里。”

Clarisse来自法国西部一个只有5万人口的海边小城市，刚到有2500万人口的大上海时，看到车水马龙、高楼大厦，原本并不喜欢大城市的她心想：先待几年，然后去中国的乡下生活。

但时间长了，她发现自己特别喜欢上海，喜欢这里的历史、建筑，还有上海人的热情，“有时候，走进一条弄堂，就像离开了大城市，停在一个小村子里。我把上海当成有很多个小村子，聚在一起。”

大学本科学习结束之后，Clarisse想留在中国，但发现有点难，“我学了中文，但这里的所有人都会，我需要其他工具。”

于是，她继续读研究生，选择了旅游管理专业，在法国、中国两地学习。2019年毕业后，她留在了上海。一开始在一家法国人开的旅游公司工作，带着外国人骑行上海，后来因为疫情，公司关闭了。“当时我想，如果我要继续在旅游行业找工作，短期内可能有些难；回法国，我也不想，所以我就选择了在上海创业试试。”她说。

于是，她和朋友开始小规模地经营起一家公司，做的是她心心念念的历史、建筑与旅游，有时候是城市漫步，有时候是探秘上海，但都离不开上海的老建筑，以及上海的历史名人。

创业创得如何？“经济上没压力”，她说。她更看好前景，因为疫情结束后，市场将更大，顾客将更多。

Clarisse有一个中文名，叫乐盖曦。她说这是她19岁生日的时候，一位山东同学替她取的，“当时我在上海做交换生，同学问我要什么生日礼物，我说，给我取个中文名吧。后来就有了这个名字，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跟我的法语名字读音相似，另一方面是因为跟我的性格很配，我很‘乐’观。”

“有时候我也会不开心，但我会想，现在有什么值得我开心的，想想还挺多的，那就应该开心。”她说。在她看来，做人必须要乐观，不然感觉难以在这个世界生活，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完美的，就像没有完美的人一样。

如今，Clarisse和朋友住在一个她喜欢的上海石库门建筑里，她说这里有她想要的理想生活：比较自由，自己创业，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经常旅游，除了疫情期间，她经常出门走走；可以养些宠物，她现在有一条狗、三只猫；可以开车，她有中国驾照；结交了很多朋友，不会让父母担心她只身在外……

“我的生活就在这里了。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个人觉得舒服就行。”她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