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 俯首朝下 仰天豪情——追记富有智慧敢于直言的报人贾安坤

俯首朝下 仰天豪情

——追记富有智慧敢于直言的报人贾安坤

我当记者，贾安坤同志对我的影响很大。

作为当年解放日报农村部的老领导和同处一个办公室近八年的同事，他与我，相互交谈之广、之深，老贾爱人叶老师有评说：“真少见。”意趣相投，以致年长我13岁的老贾动辄呼之“超兄”，让我这个当时还不到而立之年的年青记者，时有汗颜。　

70年代末，我进解放日报工作不久。一天晚上，就着一个话题闲侃，老贾突然很真诚地讲了一句：“农民真好！”我不解。怎么说？

老贾说的是一件很值得人们思考的往事。1963、1964年，解放日报仍是中共华东局机关报。大学毕业二三年、20多岁的贾安坤在报社农商部当记者，主要跑农村，到周边省份农村采访，那是常事。这年寒冬，老贾到江苏省昆山、太仓一带采访，那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与现在不能比，为了提高采访效率，也为了更好地深入基层、了解实情，抓到有价值的农村新闻，贾安坤此行足足30天。每写好一篇稿件，便急赶当地邮局，往上海汉口路274号解放日报寄。先期已发出八篇稿件了，贾安坤心满意足，整理采访资料，打算赶在第二天小年夜之前返回上海解放日报社。那几天他借宿在昆山县乡下一农户家中，下榻处是紧贴农户家猪圈的小草房，裹着一条庄户人家大厚棉被，睡在稻草垛上。冰冻三尺，风透草房，还是那个好睡呀！直到有人在外叫门，贾安坤才急穿衣服起来。拉开篱笆门，老贾，那时应为小贾惊呆了。房屋主人的妻子、50多岁的农妇，双手端着一大海碗热腾腾、银光透亮的新米饭，上边盖了两个刚起锅的油煎荷包蛋，撒在上边的小香葱碎末仍很生绿，整个就是一碗“异香”。农妇喃喃道：讲讲是大上海来的大记者，到底还是个小年青！小年夜啦，还在这，受罪。受罪。

此时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不久，人们刚刚走出饥饿的阴影，那时，物资、粮食不能说不匮乏。但乡村农民却用如此的气度和方式，对实实在在走进他们生活的党报年青记者表达了特有的钟爱和肯定。

贾安坤对此真是铭记五内。那时，我当解放日报记者时间不长，听了此事，确实有醍醐灌顶的意思。

俯首朝下真深入

一是与采访对象关系感情上的深入。二是与采访对象思想交流上的深入。其三，则是与采访对象交友境界上的深入。 

当记者，跑农村，一下去就是30天；一路采访，一路邮寄发稿；为了熟悉农村、农业、农民，可以打地铺、睡草房，这是青年贾安坤的采访作风。老贾是1937年生人，属牛。他当记者跑农村的作派，真有俯首朝下的“牛”的精神。据我所知，这也是解放日报当年一批好记者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

你说这是一种行为方式也好，是一种文化也好，是一种价值取向也好，作为一名部门负责人，贾安坤如此行事，对我这种年青属下，就是不言而教了，有着极强的启示和激励意义。接触时间一长，我渐渐觉得，老贾作为新闻工作者，其俯首朝下，作风的深入，同时还体现在其他层面上。

一是与采访对象关系感情上的深入。大凡跑过农村采访的上海新闻界人士，都有这样的体会：“此活难干”。条件艰苦、路途遥远，费时费力，投入产出性价比低，此尚是题外话。有两点更是做农村新闻之难。农村相对城市生活节奏平稳缓慢，热点新闻含量十分稀薄，此为一。其二，采访对象大都为农村基层干部，甚至农民，文化程度不高，言辞朴实，不善表述。有时遇上讷于言、明于事的群众，心中明白你是大城市大报来的笔杆子，还不是想听几句好话吗？况且上级也时有关照，就按葫芦画瓢，应个景儿说几句。这就忽悠了稍欠功力的“秀才”，笔下文章不是花拳绣腿乱吹，就总是那么几句，“套”得很。贾安坤不然，尽管这是一位在1957年曾以高分考入复旦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但与农村群众似乎自然就有真诚的情意。到什么地方，很快就能融入其中，见面自来熟。熟而为朋，相契为友。我估摸这与他的出身有关。老贾来自于江苏南京小汤山农村，按那个年代，他家庭成份不佳，颇有瑕疵。人情冷暖，就倍加珍惜工农群众的朴实，珍惜那份与农民的联系和感情。乡下经济虽然落后，但好客。贾安坤到乡下采访毕，农村朋友常拉他在食堂，有时甚至家中，弄几个农家菜，两热水瓶土酒，号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老贾年轻时便善饮，也好饮。这个笔杆子本身与泥腿子合得上话，再加上酒这好东西，时常到了个个兴高采烈才分手。这内中意味并不是在于所谓杯中交情，一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能与农村基层干部，甚至农民好到这个份上，采访时单刀直入，快言快语，了解实情，听到真话，那真是不在话下了。

我入报社，开始跟着他轮个儿跑人称“上、嘉、宝、川、南、奉、松、金、青、崇”10个郊县。工作完之后，这种轰轰烈烈的场面经历不少。最让我叹之为兄弟情谊的是那1981年夏天，我随他到青浦练塘人民公社采访。公社党委书记孙绍荣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干将，为人也特实诚。头天听说我们要来，天热无甚小菜招待，弄几个蕃茄削好皮，再洒上白糖，吊入深井水中凉着。又与办公室干事下水抓了好几斤黄鳝，让食堂炊事员抓炒。我们虽是坐车，赶到那里已是中午时分，大汗淋漓。孙绍荣捧来自己浸泡的药酒，要我们在他办公室边吃边聊。那天气温似有39℃，树上知了都懒得叫。但孙绍荣用深井水“冰镇”过的糖蕃茄沁人肺腑，孙氏药酒让人振奋。席间，我听到孙书记慷慨直言：农田基本建设要搞，粮食产量要稳住；但对社办企业也要网开一面，合适的项目必须上，否则农民腰包恁的鼓不起来。这是当年我听到农村建设中关于“无工不富”的最早、最直率的意见。

贾安坤与农村朋友的交情，真是别具一功。我记得在原来的嘉定县黄渡人民公社，老贾就与一户普通农民结成亲戚，逢年过节，两家时有走动。一次春节，报社有事找贾安坤，四处无着，最后设法让黄渡人民公社有线广播站通知。老贾一家在乡下角落，听到大喇叭喊话，才返城的。这种与采访对象关系上的深入，让人感叹。

二是与采访对象思想交流上的深入。那时我们的办公室内常有客人来访，找贾安坤的相当一部分是来自郊区农村的骨干通讯员，而另有一批则是农村的基层干部，大都是公社的党委书记，或者是县委、县政府的机关干部。80年代中期之前，市区与郊区的交通还相当麻烦，大部分的郊区干部到市区开会或办事都要住一夜。有些人便抓住机会赶来解放日报找贾安坤聊天。由于同在一个办公室，我边改稿件边听他们谈话，总觉得那些朋友与老贾的交流毫无顾忌。面对解放日报的部主任、大记者，他们的“镜头感”好极了。我时常听到他们对照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政策，讲述当地工作取得的进展，遇到的困难和矛盾，干部、群众思想上的一些真实想法。有结合实际，勇于探索，工作大获成功的得意之笔；也有深感政策与实际有距离，上边指示没有顾及到群众意愿的私房牢骚。我记得有一次晚上八时许，一位来自远郊、有些资格的机关干部嚷嚷着走进办公室，身上带有几分酒气，对解放日报的一篇农村报道提法有意见，找贾安坤要好好讲讲自己的看法。我听了一会，感觉不过如此，此公有些轻狂了，便整理一下东西，抓紧回宿舍。老贾却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还在那热乎着呢。

对于一位负责上海市委机关报农村报道的人而言，这种交流十分重要，犹似一棵大树虬劲的根系，四面八方，向着土壤深入，紧紧扎下去，获取甚为丰厚的营养。当然，老贾的交流，更多的是走出去，到农口的委、办、局，到郊县的基层或领导部门。当年上海几位很有思想的县委书记、农委的负责同志，都是贾安坤经常与之交流思想的对象。我曾多次陪老贾到那时的农村党委书记董家邦、农委主任万景亮、副主任潘烈，上海县委书记陶奎璋、嘉定县委书记李学广、川沙县委书记倪鸿福等各位的办公室，甚至家中长谈。记得陶奎璋有次曾这样放言：这一二个星期，贾安坤必定来莘庄找我。其理由是，已两个月没见面，他需要我的思想，我也需要他的思想。搞新闻工作，到了这种状态，认识形势，把握全局，就有了厚实的基础。

其三，则是与采访对象交友境界上的深入。贾安坤曾好几次跟我说，他有一个很难改正的缺点，言之为“兵僚主义”。我理解这是与官僚主义相对而言的。主要是不善于接近领导，不跑领导门子。缺乏那种与领导有工作谈工作，没工作谈情况，没情况谈思想，没思想谈感情的本事。其实，他很长于交际，只是集中在工作采访范围之内。80年代上海的10个郊县及农口系统，贾安坤的知名度很高，各色人等，说有数百名朋友也不为过。他常为朋友工作上的成绩高兴，职务上的晋升庆贺，但似乎更动情于一些处于困境，甚或尚在磨难中的朋友。有几回我问他，昨天到哪去了，他会笑笑，哎，抽空去看看那位老兄了。这老兄正是检查过不了关的时候。要知道，那时候有解放日报的贾安坤赶来看望，政治信息内涵之丰富，是可以想见的。金山县委原来的一位领导，70年代末调动工作，职务属往下走的那一档。贾安坤几次约都是朋友的原报社一位老同事去金山看望，均遭婉拒。对此，贾安坤始终耿耿：那种眼睛只往上看，不往下看的人，绝不能交。1983年，我采访过很有创新精神和改革业绩的南汇县惠南镇供销社党支部书记唐继荣，4000多字的通讯，题目为“人生在世”。稿件经贾安坤最后审定排出了小样，临上版面时，当时县委的负责人与唐继荣有意见而不同意，被压了下来。这也是我进解放日报工作24年，唯一没被采用的稿件。时间证明，这种压制是毫无道理的。从那时起，老贾和我跟唐继荣始终保持联系，至2006年4月一天的早上，老唐的儿子唐林森打来电话，告诉我其父病逝的噩耗，我翻箱倒柜用了一个下午，把20多年前几近破损的那篇通讯小样找到，并复印一份给已退休的老贾。第二天，老贾来电，说看了那通讯心潮激荡，一夜无法入眠。他决意要赶到南汇，参加唐继荣的追悼会。也代表我，向当年富有创新精神的改革者唐继荣致敬、致哀。

事后，贾安坤十分热诚地与《新闻记者》杂志联系，自己配写评论，重新刊发那压了20多年的通讯《人生在世》。老贾的评论强调了那层意思：新闻工作者只有深入到时代实践中去，才能采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同时经受得住时代的考验。

仰天豪情抓新闻

回首当初几人，夜半端着盛有崇明老白酒的茶缸，畅谈其事时，老贾的神情、态度、滔滔雄论、慷慨陈词，深深感受到了作为一名记者的正气和豪情。这是新闻工作者必不可少的精神之钙，如果一旦丧失，新闻记者不过也是一份为稻梁谋的差使。

既政治敏锐、大局在胸，又书生意气、琴心剑胆。我在进解放日报工作之前，对贾安坤就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事情的焦点发端于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徐文彩身上。

1979年早春三月，崇明县召开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大会，并邀请部分先进生产者参加。数千人马、浩浩荡荡，集聚在县城，会期很长，要三五天以上。我那时大学毕业，到崇明已工作了二年半时间。这次被抽调到大会简报组，与县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负责每天晚上情况汇总及出一份简报。依稀记得，一天晚上，大新人民公社代表团汇报来的一段讨论发言很精彩。他们有位先进生产者养猪能手徐文彩说了这样一个意思：搞农业生产，不管是种植业还是畜牧业，一定要讲苦干、实干精神，还要讲运用科学技术。他自己多年钻研相关畜牧业技术，使母猪的产仔率近三年远远超过全市的先进水平，去年已超过西德的国际先进水平。

一个在生产实践第一线的农民作出多么辉煌的成绩，讲出了多么重要的思想观点啊！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仅仅三四个月之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群众所表现出的对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的渴望。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我喜不自胜，把当天会议讨论的其他情况均作简要概括，独独为徐文彩的发言作了单篇简报。满以为此报必定会引起县委领导的重视，从而在以后的工作部署中更加突出科学性，讲究先进技术的运用，对十多年农业学大寨所风行的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做法有所修正。简报的活儿虽干到晚上12点半之后，人感觉还是异常轻松舒坦。

虽然得意，还尚未忘形之际，一个重大消息快速传来。上午11时至办公室，人们告诉我，昨天的简报闯大祸了，县委领导认为徐文彩是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简报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学大寨的旗还要不要举！这样的人没有资格戴着红花来县里参加三级干部大会，必须立即从会议上清退回去！简报组还讲不讲政治！我一下被闷住了，好在与我合作的县委办的副主任为人比较实在，讲了实话：对徐文彩的背景，搞简报的同志并不清楚；为何让其参加代表团，是公社党委的事；至于出这样内容的简报，他作为审稿者，负有责任。话虽讲到这般田地，但文革遗风犹在，于一位年青的机关干部，政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事有凑巧，贾安坤那时从报社抽调出来，参加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作为工作队的领导成员，他带领一个分队去崇明县最东端，相距县城近百里的裕安人民公社工作，他列席三级干部大会，有机会来县城。实际上我与老贾早就认识。1968年我在崇明县新河人民公社插队落户，后来成为解放日报在基层的通讯员。1971年有次为了送一篇重要稿件，专门乘船过江赶到汉口路274号的解放日报社，第一次接待我的正是贾安坤。以后七八年间，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大学和机关，老贾始终与我保持着联系，忘年之交由此渐渐形成。这次他到县城，很快就找到我。简报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晚上，相邀至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崇明县人民广播站资深编辑吴信忠宿舍聚餐。朋友客地相聚，又有大坛的崇明老白酒伺候，本当高兴。三盏过后，贾安坤仍见我酒兴未起，脸有愁云，问其缘故。我也思忖已久，此事跟县委领导再辩解反映，恐已无法奏效，向亦师亦友的解放日报大记者倾诉，不但在政治上可以得到支持，更有可能在理论和舆论上杀出一条路来。思考既定，我无所顾忌，不但把情况原原本本讲述了一番，更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把握和当前形势的看法说了出来。贾安坤先是眯着眼细听，继而神色严峻睁大眼直盯着我，冷不丁又端起一茶缸崇明老白酒咕噜噜独自干了。稍息不久，忽地拍桌站了起来：宋超，这件事上不能让！你无法动作，接下来的事情由我干。让我再作些调查研究。道理不是在于一个人，而是在于如何对待一段历史，对待政策。

此顿朋友聚餐，意不在酒，完全集中在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领会，对实践与真理关系的思考，对国家与社会未来发展的希望，并以此剖析徐文彩这一个作为典型的个体。酒酣意浓情未阑，至午夜11时多方才分手。时隔一个月不到，一条新闻在崇明县引起了几乎是强烈地震般的反响。解放日报在二版右头条，加框发表了署名贾安坤的言论文章《徐文彩该不该戴红花》，此文直面一个事实：崇明县大新人民公社农民饲养员刻苦钻研畜牧养殖技术，经过连续几年艰苦努力，母猪产仔率超过国际水平，为集体经济发展创造了重大经济效益，被当地评为先进生产者。但有关上级领导认为，徐文彩在历史上有过问题，不但不应该戴红花，戴上的红花也要摘下来。这是党的政策的正确体现，还是不合时宜的“左”的思想影响？

在文革余毒尚未肃清，大量冤假错案尚未平反，“左”的思想颇有市场之际，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如此直呼其名，直言其事，直指人心，向“左”字开刀，不能不令人震惊。长期以来不问青红皂白，概以“左”的政治标准评价人、使用人，生死予夺，莫此为甚。“徐”文犹如一声从底层深处发出的极有份量的呐喊，形成“冬雷惊笋”效应，在崇明县的影响可以想见。县委常委会专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看待此事。很多人甚至说，按照“徐”文的观点，看来即使丁玲、潘汉年等人以后也会平反。于此，贾安坤之名的影响力远远超过解放日报读者的范围，当时在一个月之内，全国各地给贾安坤反映冤假错案、要求平反的信件多达近千封。

当然有个情况也必须提及。贾安坤为了让《徐文彩该不该戴红花》能顺利刊用，在崇明专门打了长途电话给当时顶替老贾负责报社农村组工作的龚心瀚同志。龚、贾两位平日知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观点十分一致。龚心瀚以后曾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当时是农村组的负责人之一。贾安坤写了封亲笔信，随稿寄出，要求龚心瀚亲手交给报社分管评论工作的储大泓副总编，陈述实情，力促此事。我不知储、龚两位是如何商议的，以后也未就此事作过询问，但从稿件被突出处理和及时刊用的情况看，储、龚是“徐”文的有力支持者。没有这种支持和力挺，解放日报也不会这么早就发出了如此解放思想的大声呐喊。

然而，事情成因的主要方面还在于贾安坤。基于正确分析形势、把握大局的水平，和政治上的敏锐性，政治上的鉴别力，加之源自于记者责任心的豪情。贾安坤以过人的胆识，于1979年的早春有此举措，这在国内当属先声。

是年十月份，我进解放日报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农村部编辑陆汉度办公桌的一堆材料中看到了那封贾安坤写给储大泓的信，共四张稿纸，信的最后部分，我记得是这样一层意思：此次报社派我赴崇明工作一年，别无个人要求，为徐文彩这个典型所写的言论能够及时刊用，就算我唯一的请求。我是站着翻阅，信纸拿在手中，读到此处，内心涌动不可抑制的震动，手中的信有种轻微的战栗。以至事过30年，我始终不忘。回首当初几人，夜半端着盛有崇明老白酒的茶缸，畅谈其事时，老贾的神情、态度、滔滔雄论、慷慨陈词，深深感受到了作为一名记者的正气和豪情。这是新闻工作者必不可少的精神之钙，如果丧失，新闻记者不过也是一份为稻梁谋的差使。这一事件在我思想上引起的震撼不小，更受贾安坤为人为文的鼓舞，应有关人士之约，我曾写了一篇反映此事的报告文学《猪棚里的世界纪录》，一万多字，刊于1981年某期《文汇月刊》。

贾安坤的俯首朝下，是指特别注意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贾安坤的仰天豪情，是指特别善于宏观思考，善于把握全局。他两者兼具，抓新闻的眼光和魄力自是高人一筹。我在他这种思想和作风的引领下，也采写了一批在当时较有影响的稿件。当年，由于报社总编辑陈念云对我的直接支持，采写了最早反映企业改革者的万言通讯《为了企业的腾飞——记夏伯阳式的改革者步鑫生》，老贾就是最后审定的责任编辑。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时任解放日报编委、评论部主任，也是七年之后撰写影响极大的“皇甫平”评论文章的主笔周瑞金，在看到此篇通讯小样之后，激动不已，当天下午写出本报评论员文章与之配合，形成舆论强势。此文没有老贾把关，及时刊用是有难度的。即使刊用之后，也有少数较为尖锐的非议，但时间证明，贾安坤等一大批同志的支持是正确的。解放日报敏锐而又深刻报道的改革典型在全国形成重大影响，在一定历史阶段产生了独特的典型意义。

还有两件事情也十分能说明问题。1981年，中共中央以1号文件的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农村改革的问题。中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农村改革当年的核心举措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当时，上海市的意见是“三不政策”。有位市领导明确说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的意见是不支持，不赞成，不反对。解放日报是市委机关报，理所当然应该与市里政策保持一致。但这“三不”有违中央的政策，与农村的实践也不一致。我是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出身，且负责过生产队的工作，深切知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将会调动农村巨大的生产积极性。为此，我与贾安坤几次长谈，交流看法。经过反复商讨，老贾给我一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精髓，我们有什么怕的！

此话一出，我带了一位大学来报社的实习生，到宝山县长兴岛、这一悄悄实行联产承包制的地方住了两个晚上，采写了一篇《夜访联产户》。紧接着，自己又到崇明县接连跑了五六个人民公社，抓到了一大批的各类数据。事实在手，人心了然，我决定写出一篇有分量，又有明确针对性的消息出来。自己拟好标题，肩题为：哪个好，哪个差，田里庄稼讲了话。主题为：崇明县联产户似滚雪球迅猛发展。稿成，贾安坤认真看了三遍，只是对我说：宋超你再写个编者按，就按前几次我们谈话的意思写。对这一消息和编者按，素以文字严谨行事的贾安坤一个字都不改。翌日，也就是1982年10月14日，四开四版解放日报市郊版，人称“小解放”，在头版，以通栏半个版的篇幅刊用。接着老贾又签发稿单，要求解放日报大报转用。隔日，解放日报在头版，把消息同编者按又是突出处理刊发。三天之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一消息。中央机关的一位有关领导，也是朋友，事后来信说，此文有价值，痛快。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只有四个版，除了国际、理论、文艺等专版以外，新闻版的容量空间极为有限，人民日报各地记者站的稿件也较难发出。而独独转载最早反映上海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消息，表明党中央机关报的认同。在贾安坤的领导下，解放日报市郊版于此开始从各个角度，大量报道郊区农村推行联产承包制的新鲜事、新成绩、新进展，一时沉闷的局面被冲破。

另一件事是我参加一次市农口党政负责干部会议后引发的。也是80年代初期，在那次会议上，一位市领导作了较长时间的讲话，态度之严厉，言辞之尖锐，令全场为之鸦雀，而且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很不利于中央和市委精神的贯彻和工作的推进。我听了十分惊讶，出于记者的责任，我以紧张的笔触快速记下了讲话内容。鉴于事态严重，我返回报社后立即向贾安坤作了汇报。老贾坐在办公桌前，听我报告时一言不发，手托脸腮，双眼紧紧盯着天花板，我刚讲完，他就道出一句：我们地位可以比人家低，但思想上是平等的。这事，我找王老总，建议用另外一种新闻形式，内参来反映。20多分钟后，他从总编辑王维同志办公室回来。告诉我，王老总要你写白头内参，要句句凿实，即刻反映。我顾不上吃晚饭，埋头写稿，一个半小时完稿。老贾亲手拿了稿件，到总编辑那里去。数日之后，贾安坤告诉我，王老总跟他讲：市委主要领导对此内容很重视，对涉事者已提出严肃批评，并协调稳妥处理此事。

是贾安坤之能力乎？智慧乎？豪情乎？26年之后，我泣问！

磨掉“官”字好做人

长时间乃至20多年的磨炼，可以产生多种状态，贾安坤磨出的是最佳状态：无论是当领导，还是当普通新闻工作者，其实都一样，首先是如何做人。这种价值取向，尤似老贾对文字的要求一样：简洁、朴素、通透。

初识贾安坤时，我只有21岁，还是名双脚沾着泥巴的插队落户知识青年，他那时已在负责解放日报农村组工作。年龄上有差异，地位上更是悬殊，从一开始我就对他怀有一种敬仰之意。数十年之后，某些方面的距离和落差有所改变。但师长之道从未消减，朋友之谊愈益情深。我始终认为，人生在世，不能没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典范。这种典范，可能是一二位，也可能是多位。人生不同阶段，还会有不一样的典范。有之，则可以充实智慧，净化心灵，坚强意志。行为处事，也常有敬畏之意。心中如无值得学习的典范，那就很难避免自以为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恐怕这就是人们说的行为失范。

我敬仰贾安坤俯首朝下，仰天豪情，对人民对事业的态度。在另外一些方面，对贾安坤也是很信服，这种信服甚至达到惊异的程度。

我惊异于贾安坤的思辨和雄辩能力。常常有些人跟老贾谈情况，有的可能知识太多，涌动不已；有的可能是习惯，絮絮叨叨，费时者要讲二三个小时。老贾听罢，会极其准确，抓住要点，用其特有的逻辑表现形式，把对方的讲话复述一遍，不过数分钟耳，最多用时不会超过一刻钟，然后回应自己的看法。颇有利剑一把处理一团乱麻之势。这可能是种禀赋，但脱不掉复旦法学本科出身的干系，求实证，讲概括。他做夜班，为新闻出标题，就很实、很简、很有力。撰写言论，条分缕析、丝丝入扣，很难拿掉其中哪句话。大会讲话或有些单位请其作报告，贾安坤的辨析能力更是充分发挥，常出新观点、新思想，然又雄论滔滔，令人不服也难。

我惊异贾安坤的记忆能力。他出去采访，没有拼着劲记，偶尔只是写些要点，更多的是集中在与采访对象不断深入的交流上。听报告更是从不带笔记本，很重要的会议也是如此，这在当年的解放日报会场中是一景。贾安坤人高1米82，不坐前排，常坐中后排的旁边，一落座便把双臂交叉于胸前，如高僧入定，只管听，从不与人接耳交头。回到办公室传达，不但头头是道，且周全丰富，领导讲话些微的关节处尤能突出地向记者、编辑述说。对与工作相关的重要文件更是烂熟于心，市里几位研究农村政策的专家有疑难处时常向其请教，他总能根据近期及以往的中央文件和市委领导重要讲话精神，说出个三四来。有次朋友聚会喝酒，不知怎的说起文革初期的那些事，他竟然能连篇背诵毛泽东在湖南滴水洞写的那封信，时隔十多年，这是异禀，也是苦功吧！

我惊异于贾安坤的热情为人。报社里但凡有人有求于贾安坤，老贾必定援手相助，有时还发动我辈年轻人的资源，予以解决。有些老职工不评议其他，只说：贾安坤，好人！那时农副产品供应极其紧张，年关之前，报社后勤部门的负责人对农村部一下变得甚是亲热，常来找贾安坤吐吐苦水。按照经营管理部门官儿与农村部的日常关系，这类事是犯不上兜着的。贾安坤不然，一个长途电话打给青浦县以淡水养殖见长的解放公社姓肖的负责人。不日，汉口路274号边门就轰隆隆开来两大卡车的水产，充实解放日报职工的年货分配。老贾说这倒不是为了经管部门哪个头，只是为报社一千多人过年桌上丰富一点。他只管拎着与人家一样的那一份，在夜半时分乘49路公交回家去了。那个徐文彩平反并受到嘉奖之后，贾安坤还赶到崇明参加徐文彩女儿婚礼贺喜。从此，徐家有事，必找贾安坤。我也于此被陪带上。

我惊异贾安坤扎实的文字底子。科技人员首先要看科研水平，当记者、编辑的文字素养这也是胜任工作的老底子。这在当时的报社，可是一条铁则。文字水平，文字作风，不仅是单纯的业务表现力，也是思想、理论素养、作风及为人的集中反映。贾安坤写字，从书法审美的角度看，不属上乘，但认真。即使完成急就章，也一撇一捺，按着方格子逐个写，绝不兴龙飞凤舞。写好了就很少改动，铁划银勾，别样的硬实。在文字的表现上，要求更是严格。贾安坤始终恪守法律以事实为依据，新闻以事实为生命。字字要有来历，不可虚言妄语，也不可张扬花哨、轻率生造，杜绝“据悉”之类无影踪的水货。我年青时曾以为，你是学法律出身，当然只求正确，不求文字审美。其实不然，读高中时，他就是文学青年，尤喜诗歌和散文。古典诗词的运用和背诵，自不在话下，有特色的新诗同样喜欢。一个旧笔记本上，他摘记了大本邵燕祥等当代诗人的作品，有些还能随口背诵。大学毕业进解放日报当记者，第一次上岗，让他去中山公园采访上海市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他兴奋不已、激动不已，回来之后文采飞扬，写了一千多字的消息。资深责任编辑林宏，将其砍削一半，只剩500字而已，还找小贾认真谈了次话，要求在采访事实、观察细节上下苦功，文字要求简洁、明快、清新。事隔多少年，他还跟我讲起这个故事，可见对这一教训的重视和顿悟程度。他当我领导期间十分强调，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自己真正领会到的东西，千万不可让文字压过了内容。在解放日报工作后期，他时常被邀给其他新闻业内人士授课，其中一节是讲“新闻的审美”。但这个审美强调的还是朴实、简洁、通透，贾安坤对此看得很重，甚至执着。认为这是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对读者的尊重、负责任的态度，文风是作风，是做人。

文才、口才皆甚出众的贾安坤，行政管理工作也是他的强项。这位先是复旦，继而社科院毕业的法律学专业人士，本是一介书生，进了解放日报又长期从事文字工作，这种能力是怎么来的？我掂量，有两个方面是重要原因，一是学习实践，二是重视实践。前者是由于长期和郊区党政干部，包括负责经济工作的干部深入打交道、交朋友，耳濡目染，无师自通。后者是本人努力，十分注重在实践中的锻炼，绝非是君子喜牛排而又远庖厨者。老贾常常亲历亲为，从抓具体工作入手，打开工作局面。

1979年下半年，贾安坤、龚心瀚负责创办“小解放”，这在解放日报是开创性的。那时解放日报无其他报业，而这张四开四版的解放日报市郊版成为其自身之外唯一独立的媒体。创办《报刊文摘》《上海经济信息报》，恢复《支部生活》，都是以后的事。这就要为市郊版组建相对独立的编辑部，与农村部合署办公，又有一定分工。记者、编辑人员岗位重新划定，从夜班请来老编辑白流源，指导相关同志学习四开版面报纸的设计，逐步形成“小解放”自身特有的版式风格。贾安坤一个县一个县地跑，推介“小解放”，每个县再挑几个重点人民公社，直接面向基层，帮助大家认识解放日报市郊版的定位、性质及作用，鼓励订阅。在编辑部动员各位记者、编辑贡献金点子，集中大家智慧，抓住时机，策划活动。吸引农口系统及郊区广大读者参与到“小解放”的办报及发行之中，以现在的语言表达，就是报纸与受众形成良性互动。于是一个个富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活动在“小解放”的牵头下展开，除了“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活动”、“读报用报大赛活动”、“郊区中学生作文大赛”等等，还与上海电视台联手吸收华东建筑设计院参加，在全市开展100幢郊区优秀住宅款式评选大赛。活动结束，又深度开发附加产品，编辑出版《100幢郊区优秀住宅款式集锦》。该书上市之后，顿成洛阳纸贵。这每一项活动，贾安坤既是领导，又对具体事务抓实抓细，也不亚于一般的记者、编辑，“小解放”最高发行量达25万份之多。1983、1984年的时候，我听经理部一位姓白的负责人说：“小解放”厉害，一年下来，所有成本扣除，能盈利20万元。那个时候，市郊版不做广告，这样的发行量，这样的盈利状况，在上海，在全国是少见的，中宣部新闻局对此高度评价。这些都有力反映了主要负责人贾安坤的管理水平。

与此同时，市郊版上的不少稿件时常为大报所转载。我于1980年所采写的长篇通讯《他，永远是他——记老干部陈振夏》，刊于市郊版二版，后被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用，又经市委主要领导在全市理论工作大会上肯定和推荐，作为党校的辅导读物。反映艰难探索、创办社办企业的通讯《路，是闯出来的》分四次连载，人民日报也来电要刊用。当年郊区的读者和许多干部广泛赞誉，小解放是解放思想的旗帜。贾安坤生生地把解放日报市郊版搞得风景这边独好。

解放日报有段时间，夜班的工作与总编辑陈念云的意图不是十分吻合，已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助理的贾安坤即离开市郊版，以48岁的年龄开始做夜班。之后，我也做过总编辑助理，深知这一职务在艰难中的微妙。贾安坤一到夜班编辑部，即与分管夜班的报社副总编讲：老陆，你当君子，我当小人。这位夜班班头，业务造诣颇深，又于耿直中有几分偏执、几分可爱的老陆一下子呆了：何谓君子？何谓小人？贾安坤故作文绉绉地拉长声调：君子动口也，小人动手也！这个开场白很是滋润了老陆。贾安坤与之投缘，同时与陈念云相契，再加上夜编部主任金福安相助，夜班工作很快风生水起，日、夜班的和谐氛围渐浓。这为以后陈念云总编辑提出，报社党委集体决策，解放日报在国内率先从四版顺利扩为八版，打下了厚实的领导基础。

好人贾安坤，能人贾安坤，在仕途上的发展似乎并不顺畅。从1971年始负责农村组工作至1985年卸职农村部主任，在基本同一的岗位上前后足足磨蹭了15年。且绝大部分时间是以副代正，真正以一把手、主任的身份主持工作也不过三年不到。而在总编辑助理的位子上更是一“坐”六年，1991年，市委决定将贾安坤升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才告别解放日报。这种情况，在这样一种干部的发展中较为少见。遑论是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因素，斯人已逝，就此辨析，既无价值，更无必要。我之所以不回避、不讳言这节历史，谈及这个现象，只是想作为一个知情者、知事者，较为客观，也较为简单地反映贾安坤是如何看待、对待个人发展中遇到的些许艰难。

世事从来难分明，相逢还是开口一笑。贾安坤大体有此风范。他在农村部，在市郊版虽是迟滞不前，却也属挥斥方遒，叱咤风云。在单位烦恼事郁积成块垒时，他喜欢到郊区去，到农村最基层的地方去采访。老贾曾告诉过我一个秘方：每一次对普通人、对基层的深入了解，每一次采访后，内心都能感觉到一种全新的状态。因此，他特别尊重被采访过的人物，喜欢与采访过的普通人物交朋友。我与一位同事也照此行事，果然不差。当远离报社，远离喧嚣的市中心，在农村采访那些看似平凡、却是不平凡的人与事时，感受到的就不仅是田野的广袤、空气的清新。了解到这些普通干部和群众的默默付出，不求所得，才深切体会到人性的真实、纯朴和高尚。所谓郁闷，不过是名与利的纠缠，至此，也会风吹云烟，渐次消散。

我曾有过二三次，从有关方面听说贾安坤被推上去了，而到最后关头，又成无声无息。无论阅历与资历还是其他方面与贾安坤相比有些距离的同志，因某种机缘，走到了老贾前面，作为总编辑助理的贾安坤似乎依然故我。50多岁了，仍在夜班一线活跃，调动各方积极性，协调负责不协调之处。有次晚上，我到办公室看望老贾，旁边无人，也就单刀直入劝慰几句。他居然朝我笑了笑：呒啥，本来就是平头布衣，看重又怎样？不看重又怎样？其实当官不当官，都要做人的！说罢，深深吸了口烟。我借着写字台灯影看去，几年夜班，老贾明显苍老、清瘦，双肩微微有些佝。我刚进报社，与贾安坤在一个办公室相处，目视他身姿伟岸、容光焕发地坐在写字台前专注改稿的样子，不能不叹服于世事磨人。长时间乃至20多年的磨炼，可以产生多种状态，贾安坤磨出的是最佳状态：无论是当领导，还是当普通新闻工作者，其实都一样，首先是如何做人。这种价值取向，尤似老贾对文字的要求一样：简洁、朴素、通透。

磨去官字好做人，也好做事。贾安坤在夜班工作期间，他第一次脑溢血中风。康复之后，报社党委照顾他的身体，将贾安坤调出夜班，负责汉口路300号解放日报新大厦的建造，于是又去忙乎。为合理规划，调整设计，购买紧缺钢材，抓施工质量，扣建设进度而四处圆通。终于在1994年初，在贾安坤的负责下，保质保量、抢时抢期交出了一幢26层高、3万多平方米的解放日报新大厦。心情其实是种感觉，专注于做人做事而无他，眼前自然豁达通透，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报社内外贾安坤民意人气之高，与其职位无关。

长时期的磨炼成就了贾安坤。晴也好，阴也好；上也罢，下也罢，我自一以贯之。1991年，市委调贾安坤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分管报刊工作。局党委知人善任，又安排他负责在福州路建造上海书城，从较大规模动拆迁开始，又是几年大动静。在贾安坤的负责下，棘手的难题逐一化解。一座3.9万多平方米的上海书城，在福州路这一文化街上巍峨而立。1994年底，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的周瑞金力荐贾安坤出任人民日报华东分社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周、贾相知甚深，周瑞金曾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此荐确是出于公心，华东分社成立不久，行政及发行、广告等工作均待打开局面，极需不重官名、干实事的领导干部，而并不是为了让老同事上正局级的台阶。翌年春节，我去拜望老贾，贾安坤说起履新之后种种，最为兴奋处是他在分管工作的第一次干部会上讲话：那天我批评人了。为什么有些工作老是打不开局面，就是有些同志太把自己当成官儿了，只吃开口饭，不做事。今天话讲明白，在我们这种新闻单位，没认真做事、做人，我就不认你这个官！

今年1月16日中午，我闻讯赶至华山医院，贾安坤第二次脑溢血，正在病房救治，人已昏迷。我握着他的手，很暖，只是软软的。一种预兆我始终摆脱不了，心中一阵阵地抽紧。而真正让我控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是走出华山医院之后，我想起老贾爱人叶老师在病房中断断续续告诉我的话：贾安坤是今天凌晨送来的，躺在病床上时还很清醒，要我上午赶回家去，在写字台左手抽屉里，去拿一份刚写好的调研报告，今天一定要交卷。

我知道，这几年老贾退休之后，仍是十分繁忙，其中最重视的一项工作，是为郊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出力，或调查研究写建议，或四处联系促共识。在贾安坤和一批同志所写的情况反映、政策调研报告上，市委、市政府领导曾多次作过重要批示。贾安坤始终未能忘情于曾奉献了自己青春年华的“农民、农业、农村”这“三农”大事。

我知道，1月15日，贾安坤发病的前一天，他和几位同志就在南汇区航头镇调研。午饭之后的座谈中，老贾还滔滔不绝，颇为慷慨地讲了1个多小时……

走笔至此，尽管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但我只要稍稍凝神，就能听到老贾讲话的声音、语调、节奏，想起并非如烟的往事。

斯人无言，影响不绝。

应周瑞金等多位老领导、老朋友之约，要我为追思贾安坤的《富有智慧敢于直言的报人》一书作序，我考虑再三，觉不妥。我了解老贾，倘兜着圈子，把大家写的概括一下为序，就很不是滋味。还是从一个方面，直说老贾为好。如是，就有了这么长的文字，权充为序。

2009年8月29日凌晨二时

于北京金台饭店702室写毕

（作者：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市新闻学会名誉会长  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