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全球南方”是一个国际舆论热词了，连对南南国家合作不是很感兴趣的西方国家也都对它加以关注。在前段时间，中国学者跟“全球南方”学者也进行了一场对话，通过对话我们也一起感受发展中国家对未来的愿景。在7月10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携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吴新文教授，一同“对话‘全球南方’学者”。

吴教授在圆桌讨论环节提到，我们可能要注意的就是，西方在利用这个“全球南方”概念搞分化，它想搞挑拨离间，他们没有把中国放在“全球南方”国家的范围里面，他们把中国隔离出来了，然后说要争取“全球南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吊诡。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中国这个身份认同。

张教授表示，西方想这样做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总书记也讲了，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天然盟友，因为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经历，所以邓小平当年也说的，穷朋友之间最容易打交道，真是这个感觉。然后我们的外长每年第一次出访一定去非洲访问，所以这些传统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了。

但这里面有一点，我们可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邓小平的思路受到启发。当时他们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概念叫做七十七国集团，就是七十七国在联合国系统里开会的时候统一发言，表示同一个立场。因为最初开始是七十七个发展中国家，后来变成一百三十多个国家，但还是叫G77，七十七国集团，在联合国体系里边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

我们当时怎么参与的呢？一方面我们坚定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同时我们在联合国体系里叫“G77+China”。当时邓小平在见外宾时讲了很多次，因为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出头，但中国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一个是中国整体的实力还不够强大，另外当时中苏关系也不好，所以当时邓小平就说，我们当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情况比较特殊，我们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我们出头的话，可能有些发展中国家不一定高兴，所以七十七国集团会议可能还是放在古巴开比较好，巴西开比较好，但是我们对发展中国家保持一个坚定的支持的态度，同时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当时如果你成为七十七国集团的一员，比方说他们对苏联当时都比较友好，而中苏关系当时比较差，那么怎么办？所以这样我们有个独立的空间。

这对我们和“全球南方”的关系也有启发的，就是我们既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同时又有中国的特殊性。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作为政治大国，尤其是作为已经摆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这样一个角色。我们是“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跟它有一定的区隔的一种特殊的南方国家，大概是这么一个定位。

（素材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