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颠覆人生：上海第一位“逆行者”钟鸣的武汉75日

舱门打开的时候，钟鸣已经想好了一段话。

他在武汉与疫情战斗了75天后重返上海，被要求说上几句是不可避免的了。停机坪上一眼望去，满眼的横幅、鲜花。媒体们已然摆开阵势，许多人就是冲着他这位“上海最早逆行者”来的。

可是走下舷梯后，他在举起的话筒前刚讲了一句就哽咽了。努力调整之后，他没再继续那段想好的话，只说：“我回来了，武汉很好！武汉在恢复！”

后来他回想，为什么脑子里会跳出这句话呢？

“其实是下意识在给自己找理由，告诉自己，你是可以走的，武汉已经恢复了，不要心里不安。”7天以后，坐在隔离酒店书桌前，已经回归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角色的钟鸣缓缓说着，手指拨弄着纸张。

不同于人们看到的英雄凯旋，钟鸣觉得，他和武汉的牵绊没有结束。

这是一次颠覆人生的海啸，他说。在疫情的惊涛骇浪席卷而至时，总要有人来作第一拨承受海浪冲击的人，后面的人才能知晓，海浪的破坏力有多大。作为早期派往武汉的专家组成员，他们就是最先迎击的礁石。

而这种冲击，在他们离开战场之后，依然产生着持续的作用。

海啸

隔离的第一周里，钟鸣拒绝了所有采访，却多次与一群人连线，最长进行了6小时。

就是聊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讨论原来的某位病人现在怎样了，也有人兴致来了就唱首歌。

这群人，钟鸣称之为“战友”，都是曾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南六病房支援的医护。那个城市、那个地点，就像黑洞，将他深深吸附。即使已经踏上上海的土地，他仍然想听到关于它的任何消息。

仔细回想，钟鸣与疫情最早的联结应该是在1月初。他举办了一个危重病学习班，其中有一位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来参加。见面时他曾问对方武汉疫情怎样，对方当时的描述与后来人们看到的远不一样。“所以说疫情的发展是非常快的。这是一种全新的病毒，谁也无法预料。”钟鸣说。

海啸就这样突发而至。1月23日10点半，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著名重症医学专家邱海波给钟鸣打了一通电话。“他说他跟杜斌教授（北京协和医院ICU主任）在武汉，问我能不能过去？我说我个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接着，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的相关领导就直接打电话通知我，给医院发调令。”

“ICU界的圈子不大，很多人认可钟sir在这块的专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何义舟说。私底下，他们会叫钟鸣“ECMO大神”。何义舟说，钟鸣的神在于内功深厚——他能看到很多现象背后的问题，对人体的病理生理机制融会贯通。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

1月23日，钟鸣作为上海最早“逆行”者，支援武汉。图片来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收拾停当，2点出发。1月23日当天上午武汉已经封城，钟鸣买高铁票坐到麻城北，再由一辆小车接至武汉。和另一位专家抵达住地时，已是深夜。“特别荒凉寂静”，“让人一去就接受了那个氛围”。第二天，四位专家中有一人派往肺科医院，两位去金银潭南楼七层的ICU，钟鸣则被安排在南楼六层。那是个由临时普通病房改成的ICU，条件相对艰苦一些。

“叫我做什么都行，叫我去哪都可以。”在此之前，钟鸣一直都比较自信，直到他走进南六病房办公室，看到监视器上的数字。

“呆掉了。满屏都是报警。一半以上患者氧饱和度都在百分之六七十。什么概念，就是非常差，差到心脏随时会因缺氧停跳。平时在医院里，有一个这样的病人我们都会非常紧张，要全力以赴的。现在，一个病房就这么多。你简直不知道该从哪一个病人开始下手。”

第1天第2天基本没法睡，因为大量危重症的集中在ICU里，需要不停地处理，更重要的是，钟鸣开始深刻怀疑自己。

“重病人我们见的非常多。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救回来，但至少我们能预见病情的走向。但这个病不一样，病人的恶化都是超出你的预期。本来你觉得某个病人已经要好了，告诉她，明天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结果病情急转直下，做了多大的努力也不起作用，人就这样去世了。”相似的突然不断发生，每一个突然，都对医生打击巨大。

钟鸣后来与几位同样被国家卫健委指定来的专家聊天，发现在那段时间里，基本上所有人都在怀疑自己。“这个疾病完全颠覆了我们之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知识。相当于你被敌人干掉了，连他长啥样都没见到，就这种感觉。”

因为治疗效果不好，又是全新组成的班底。治疗意见也有分歧。“比如有A跟B两条路，你坚持A是正确的道路，但是A又很难走通，人家当然会觉得B是正确的。”

黑洞

很难指出一个具体的转折点。战事就在不断总结经验、遭受打击、再总结的循环往复之中，逐渐平稳。

而始终没有消减的冲击，来自情感。

在钟鸣看来，武汉的两个多月，是把10年20年要发生的喜怒哀乐高度浓缩了塞进脑子去。

钟鸣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病房清洁区留影。图片来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资料图片

南六病房有一位特殊病人，1月27日转入ICU，住院长达2个月。“他陪伴了我们大多数的支援时间。”钟鸣说。

病人是一位神经内科专家。 1月曾为一位陷入昏迷的急性血管闭塞病人做急诊手术。术后复查时，病人的肺部CT上显示，右肺有明显毛玻璃状改变的白色阴影。

他确诊后，1月27日病情加重，被紧急转到金银潭医院ICU。2月3日，他两肺全白，看到自己“差得一塌糊涂”的呼吸机参数和心电监测指标，开始做最后的打算——托医护把钱包、银行卡带出去，交给家人。

南六病房的医护想倾尽一切留住他。钟鸣每天在呼吸机前呆很久，为的是精准调节适合他的呼吸机参数。护士在住处剥好虾仁带去给他补充蛋白质。

为帮他调整心态，医院还把另一位感染的医生安排与他同住。那位医生的情况比他要好，或许能鼓励他。可没想到，几天之后，后住进来的医生病情突然急转直下，不幸离世。

积累起来的信心再次崩塌。

钟鸣每日进病房给他鼓励。护士周玲发的水果舍不得吃，削好、切好带去病房，并每日发去微信：“今日份鼓励请查收！“今天太阳晒得人心里暖暖的，你快点好起来，自己出来感受一下”。

半个月后，他能回复护士的微信了；两个月后，他终于治愈出院。

这种关系，成为钟鸣等人对武汉难以割舍的因素。以至于有医疗队来接替，他们都从心理上抵触。

“舍不得这些病人，你知道吗？现在有个病人ECMO上了50天了，还有一个病人原来很差，经过种种努力现在慢慢已经可以脱离呼吸机了。你想这些病人你都付出了这么久的代价，你天天跟他在一起，你有感情，你总想看到他最后好了脱机的那一天，对不对？交给别人，说真的，和嫁女儿的感觉差不多。”

这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医患关系，而是战友关系。“病人知道我们这些来援助的医疗队，都是拿生命在治疗，我们是真心的，所以他们对我们有绝对的信任。”

但也正因为此，打击往往更大。“有人好转了对你说，感谢你们来援助我们，你刚感动得热泪盈眶，后面情况就突然恶化。”也有家属在患者去世后发来短信：“谢谢你们，你们尽力了。”

“这种是真的招架不了。”钟鸣说。

钟鸣在病房内。来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资料照片

疾病把所有人，医务人员、病人、病人家属，以及整个社会，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早期钟鸣很少落泪，而越到中后期，泪点越低。“触动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白天还可以用理性和逻辑占领头脑，到了下班一个人回到酒店的时候，各种情感就会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钟鸣记得，在临近交接的一天，他对一位来自山东的援助护士说：“还有几天你就可以回家了”。护士说：“我们不差这几天。”隔着面屏，钟鸣发觉护士的眼睛湿了。“其实就是身体已经吃不消，但情感上又连接在这里。跟打仗很像，没有打到最后胜利，你要提前从战场上离开，很多人都会难受。”

告别

回上海的前两天，钟鸣决定最后一次去南六病房看看。

他剩下的几位病人要么插管要么上着呼吸机，无法感知他的存在，他就穿着隔离衣进去看一眼。

那些房间，有病人的、没有病人的，他都走进去看看，回想这些床位上都收过哪些病人，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其实在后面几天就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告别，和病人告别，和病房告别，和你的队伍告别，和你的生活经历告别，和金银潭告别，甚至跟酒店里住的房间告别。”手机里存了七七八八的照片，每拍一次都在想，这是最后一次见了。

4月6日，回到上海的那天，他往隔离酒店的大床上一躺，脑子里一张张场景闪过。

隔离期第7天，“感觉脑子终于又可以正常运转了。泪点也没有那么低了。”他拿起关于新冠病毒的最新科研报告研究了一会儿。

钟鸣原来在美国研究的就是肺损伤，接下来他希望把研究重点放在新冠肺炎的致病机制上。“之前在临床上积累了一些临床经验，但依旧有很多问题回答不了，比如在细胞层面、分子水平它到底发生了什么。”

早期条件受限，没有机会做一些探索性的事情，现在也可以考虑了。比如经钟鸣申请，电阻抗CT和食道测压管等仪器被运至临床一线。这些仪器可以帮助观察呼吸机下肺的活动，能够获取一些更有价值的数据，更好了解临床特征。

还可以继续开展一系列科学研究，包括病理解剖，从疾病背后和临床表现联系起来。“我们也很想知道，刚去时的一些治疗措施，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直到现在，钟鸣依然不觉得自己很了解对手。“只能说，开始一点点地熟悉它的轮廓了。”

“医学是有天花板的。对于医学、对于自然科学，我们还有太多未知，”钟鸣说，“只是希望灾难不要重演。有生之年能够经历这么真实的一次大事件，已经足够了。”

4月17日，钟鸣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病房的黑白照片，并配发了一段文字：

“南六最后一个病人，在54天ECMO后离开我们去了天国。我没能完成对你的承诺，但南六的故事还是要结束。战友们，下个路口见。”

他牵挂的那个病人，还是离开了。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对南六真正意义上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