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 尼帕病毒为何会成为少人问津的致命威胁？

如果说传染病的历史是一部血与泪的悲歌，那么尼帕病毒就是这部悲歌里的一把尖刀。2026年年初，印度再次暴发尼帕病毒疫情。这个致死率极高的病毒，并不是新发现的，然而到目前为止，人类既没有治疗的药物，也没有预防的疫苗。如此反直觉的现象，让人不禁疑惑：一个这么厉害的病毒，为什么会被长期忽视？答案倒也简单：它的危险，还没有触碰到让世界害怕的警戒线。

一、为什么人类对尼帕病毒疫情不上心？

如果光看数据，尼帕病毒完全没有被忽视的理由。1998年首次登场，在马来西亚的双溪尼帕村引发疫情，由此得名。这种病毒主要攻击人体的两个关键系统：大脑和肺。

患者在出现症状后的一两天内就会陷入昏迷。在之前几次疫情当中，尼帕病毒的致死率大约在40%到75%之间。即便感染者能死里逃生，也难逃神经系统的后遗症。

因此，从任何医学指标来看，尼帕病毒都不是低风险病原体。可问题是，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运转逻辑，从来不是只看单个患者有多惨，而是要看这种病毒会不会失控？换句话来说，在没有重大干预的情况下，它是否具备长时间、大规模、跨区域传播的能力？正是在这样一套以系统性风险为核心的评估逻辑当中，尼帕病毒被定位成了一个虽然极端危险，但也不着急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定位呢？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全球监测当中，尼帕病毒始终呈现出一个稳定的特征：它“杀人”很凶，但传播效率并不高。它不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无法像流感或新冠那样，通过日常接触和社交活动就能快速扩散。它的传播高度依赖一些特定条件，比如：饮用了被病毒宿主果蝠污染的新鲜枣椰汁；接触被感染的中间宿主，像是猪、马等家畜；在医院或家里与患者有近距离、无防护的接触。这次在印度，感染尼帕病毒的人群当中，不乏医生和护士，再次证明了这种病毒的人际传播，仍然高度依赖近距离接触。

值得注意的是，多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在既往暴发的疫情当中，尼帕病毒的基本传染数R0值普遍低于1。这就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名感染者，平均传染不到一个人，疫情难以形成自我放大的传播链条。用更加直白的话来讲，它是可控的。而在一个资源永远有限的世界里，可控往往意味着另一层潜台词，那就是不用着急。

二、尼帕病毒真的没人管吗？

对于尼帕病毒的科研与防控，人类似乎不太上心，但不上心不代表没人管。早在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把尼帕病毒列入了需要优先关注的高致病性病原体清单。能进这份清单的，全是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重大威胁。被选中的病原体，都不是什么“善茬”。除了尼帕之外，还有埃博拉、马尔堡等病毒。这份清单的含义很直白：这些病毒一旦失控，人类的应对手段极其有限。所以从制度层面来看，尼帕病毒并不是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病毒。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知道它危险，为什么多年之后的今天，依然没有针对尼帕病毒的治疗药物，也没有疫苗？其实，答案不在于有没有研究，而在于研究被推进到了哪一步。

在翻阅了相关文献之后，我们发现，尼帕病毒的科研版图并不是一片空白。无论是疫苗还是药物研发，都不是毫无进展。就在2025年12月，英国牛津大学在孟加拉国启动了尼帕病毒候选疫苗的二期临床试验，此外，一些既有的抗病毒药物在动物模型中也显示对尼帕病毒有效。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在尼帕病毒的治疗和预防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进展。可问题在于，这些进展几乎都停留在同一个阶段：在实验室里看上去很是不错，可到了现实世界里，还没能转化成可以被广泛应用的解决方案。这样的“龟速前行”，和同样在世卫组织清单上的埃博拉病毒相比，差距立刻就显现出来了。早在2019年，全球首款埃博拉疫苗就已经获批上市；2020年，全球首款埃博拉治疗药物也顺利获批。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距，原因并不在于病毒本身的科研难度，而在于推动疫苗和药物研究的紧迫感。

2014年之前，埃博拉和尼帕的处境其实非常相似，处于“虽然凶险但还是可以等一等”的那一档。真正的分水岭，出现在西非大规模疫情暴发之后。当埃博拉开始跨越国界，冲击全球人员流动的时候，应对疫情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埃博拉疫苗并不是突然间被发明出来的。它之所以能被快速推进，靠的不是灵感，而是一整套被迫启动的条件：有足够多的病例，可以支撑大规模临床试验；有足够高的国际关注度，可以快速整合资金和资源；有足够强的政治意愿，可以让监管和审批加速通过。这些“足够”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严峻的现实，那就是如果现在不解决，将来人类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讲到这里，一个新的问题浮出水面：防控尼帕病毒的科研工作，到底卡在了哪一环？

三、防控尼帕病毒的科研工作到底卡在哪儿？

在梳理公开资料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多少有点出乎意料的事实：自从1998年首次出现以来，尼帕病毒疫情在二十多年间，其实已经暴发了不下十次。这些疫情具有一个高度一致的地理模式：它们大多发生在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农村地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卫生条件有限，人口流动性较低。这也就意味着，尼帕病毒几乎不可能通过高频次的国际航班扩散，也几乎不会冲击到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再加上之前我们说的，一名感染者平均传染不到一个人。这样一来，尼帕病毒制造的伤害，就被精准限制在了非常有限的空间内。

从人数上看，每次疫情当中，确诊的感染者数量基本不会超过100人，大多数情况下甚至都不会超过20人。这个数量级在防疫上当然是好事，但在科研上却是个硬伤。没有足够的病例，就无法开展标准意义上的三期临床试验。没有三期临床试验数据，相关药物和疫苗就无法获批。这是一个几乎无解的悖论。

人数上的局限还会带来成本上的“副作用”。由于尼帕病毒属于最高危的病原体之一，所有研究都必须要在极高等级的实验室中进行。对于任何科研机构而言，这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花了那么多钱之后，药物和疫苗的市场规模却极为有限，商业回报的路径极不清晰。如果没有公共资金兜底，企业几乎没有动力投入研发工作。

因此，防控尼帕病毒的科研工作遭遇阻力的背后，并没有什么阴谋论，也不存在科研能力的短板，而是当一个风险不容易扩散，可以被控制，承担代价的人又是来自世界的边缘地带，那么这个风险就很难成为必须立刻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