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28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围绕“美式民主的制度困境”展开了演讲。

范勇鹏提出，从时间维度来看，美国制度是缺乏历史责任的一种制度。一个国家是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人们的共同空间，不同时代的人是一个共同体。一个好的制度一定要考虑到代际因素，实现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同代际人民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大体平衡，因为我们是一个共同体。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制度恰恰具有一种非时间性、非历史性的弊端。

首先，来看美国宪法。它这个宪法本身就是一个非时间性的契约。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宪法和美国宪法就很明白了。中国宪法开头是，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等等。我们这个宪法一上来就是一个处于历史之中的宪法，代表的就是世世代代生于兹长于兹的中国人。而美国宪法开头第一句话是，“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以下六个目标立此宪法”，这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合同的形式。实际上，这就是当时的有产者阶层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签订的一份契约。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一个契约肯定是由具体的立约人来签订的，没有参加这个立约的人，我要不要受这份契约的约束呢？

其次，在美国的具体制度里，美国采取了选举这样一种即时性授权的制度。这种选举它授予的是一种非常有限的时间很短的权力，只顶四年，等于它政府的责任也仅限于四年。但是，一个政府发行货币、借债投资、发动战争、开发资源、建设大型的基础设施，乃至于环境污染，都会影响到往后很多代人的利益，但是后代人没有选票，他没有办法在决定他们命运的时候发表意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小布什政府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还有奥巴马政府在次贷危机的时候慷慨救助大银行。这些事情付出的代价也许要很多代人来偿还，甚至有可能永远都还不上了，但是当时这个决定却是由一个责任非常有限的政府做出的，而事后也没有任何办法来对它进行追责。

最后，看美国的两党竞争制度，它也加剧了这种政策的短期化。两党都是处于这种两年一次的竞选周期里，两年一次中期选举，然后再两年一次大选。当选的党前两年要完成换届调整和应付中期选举，后两年就要忙大选，败选的那个党几乎就要把四年都用来“为反而反”，给对方来添堵。这种制度之下，政党很难基于长期考虑来干正事。

（素材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