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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角、下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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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11 10:57

“上只角”和“下只角”,应该是上海人独创的词汇。上海有这样的地名用语习惯,把河岸内凹的地方叫做“湾”,而外凸的地方,就叫做“嘴”。今天的江湾、陆家嘴,就是以此得名的。如果“嘴”的地域较小,形状更尖,那里就会被叫做“角”。


“角”念“goo”(弱声)
以前,苏州河两岸就有如苏家角、吴家角、叉袋角之类的地名,如今大多已成为了“历史地名”。不过,上海人会以“角”表示方位、方向。如指示地点方向时会讲“伊住勒徐家汇一只角”,这个“角”不是“角落”、“拐角”,而是“徐家汇那个地方”。

上海滩哪里是“上只角”?哪里又是“下只角”?其实是讲不清的。

如果在开埠之初,估计除了老城厢,城墙以外的地方都是“乡下头”,全是“下只角”;而更多老上海理解中的“上只角”,是指租借地区,比如静安、黄浦、卢湾等,而“下只角”呢,自然是当年“滚地龙”和“棚户区”密集的闸北、普陀等地了。
到了我们这些70后,耳闻目睹“上只角”之时,其本意已经与过去有了差异,指的是地段繁华、环境幽静、住宅高档以及所住居民收入、职业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与之相对应的,自然就是“下只角”了。

如果按“上只角”、“下只角”的概念,来观照我们这个城市,你会发现,其中有“上”、“下”两只角泾渭分明的地方,也有一种是“你中有我”,即在“上只角”里包囊了若干的“下只角”,对此,也是有个说法的,叫做“都市里的村庄”。
真正划分“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其实是这个“角”里面的人文生活和文化。而且,上海人过去(尤其是八十年代)会非常固执于这种差异,给人带来的观念上的不同。
金宇澄在《繁花》第一章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当年阿宝十岁,邻居蓓蒂六岁。两个人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中是半个卢湾区,前面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东面偏北,有祖父独幢洋房一角......东南风一劲,黄浦江的船鸣,圆号宽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胸怀。”——字里行间描述的,就是典型的“上只角”。
而说起下只角,鲁迅先生的生花妙笔,倒是形容的最贴切:“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地在飞,孩子成队地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真是一个乱哄哄的小世界。”

可见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造几幢漂亮房子,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与社会文化习惯的不同。
嫁到“上只角”

浦东这几年发展那么快,但要是和上海人讲起来,估计没多少人会认为“浦东是上只角”;而那些个住在陕西南路、茂名路弄堂里的人,哪怕是天天倒痰盂,直到今天,在说到“下只角”时,脸上总会难掩“优越感”。

当年,如果一个住在淮海路的小姑娘,跟住在闸北区的男小孩谈恋爱,她的父母恐怕会急得睡不着觉;而那些住在棚户区的小姑娘,天天盼着能够有朝一日嫁到“上只角”去——上世纪90年代初,根据程乃珊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穷街》,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老上海在社交中会有一个习惯,会不经意问人家:“府上住啥场化?”,如果说淮海路、南昌路、陕西南路,对方就会很谦恭;如果回答“三湾两弄”,对方就会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苏北话、老派上海话、宁波话
老上海还有一个区别“上只角”和“下只角”的方法,那就是语言。

“下只角”流行什么语言?沪语腔的苏北话。解放前,“下只角”地区,集中了上海的各种制造业就业人口,多数是来自于苏鲁皖地区,遇灾逃荒来沪的农民;那么“上只角”呢?流行老派上海话和宁波话。

什么叫“老派上海话”?还记得《花样年华》和《阿飞正传》里,潘迪华扮演的角色么,她那一口就是“老派上海话”,相当精彩,老上海听了都会莫名地感慨万千的。很多1949年前去香港定居的上海人至今保留着这口上海话——不是抬高上海人,看看当年的香港电影就会发现,说上海话的角色往往都是做生意的,而说山东话的,通常是卖拳头的——成龙就是最好的例子。


“上只角”还说宁波话。因为,宁波人来沪的职业选择主要是“学生意”——去宁波人开的银行、钱庄、店铺去做学徒,然后再“自立门户”。上海的宁波人至少超过200万,宁波话甚至“严重”影响了沪语。

上面说的这些,就是上海人意识里的“经纬度”:侬是“滚地龙”枪势,还是“小洋房”派头,不同地区的文化,造成的观念、教育、价值取向、职业选择的差异,也就是“上只角”与“下只角”的真正区别所在。

想想也是,虹口区好不容易搞出了一条四川北路购物街,虽然已经是上海第三条著名的购物街,但是,还是人称“平民购物街”;当年,乍浦路美食街就算先声夺人,显赫一时,最终还是不得不让位于黄河路美食街;以前还看到有某个开发商在推介自己楼盘时打出,“真如,上海新的上只角”的广告,想想,也只好用“呵呵”来回应这个“不懂上海”的开放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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