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港台 城市文化向何处去？

荣跃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文化研究、文化创意产业和区域研究等。

与世界上其他国际文化大都市相比，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这四个城市的文化竞争力都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无论是取得的成绩，还是存在的差距，都与四个城市所执行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

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政策制订实施的科学与否，决定了这四个城市文化整体竞争力的强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这四个城市都有责任进一步提高自身文化政策的自觉性，从而为四个城市的文化繁荣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新变化。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动荡，给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带来巨大冲击。世界进入后危机时代，发达经济体复苏艰难，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不断衰弱，而新兴经济体实力稳步提升，东亚地区正在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

中国崛起已成客观事实，有预测表明，最早2020年，最迟2030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面对这一趋势，美国提出“重返东亚”战略，力图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策略，维护和巩固其正在衰弱的霸权地位。美国还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TPP）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计划（PPIT），并借助TPP和PPIT相关协议谈判，力主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试图影响和主导处在演进中的全球生产和贸易规则变动趋势。

从经济发展层面看，文化发展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尽管京沪港台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存在差异，但都处在高度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四个城市的文化发展及其相关政策也必将受到较大影响。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两岸四城文化融合提出新要求。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背景下，文化竞争正在成为国家尤其是一国重要城市的核心竞争因素，很多国际大都市把文化发展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主要战略。在经济增长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基础上，让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和历史使命。

这就要求京沪港台四城文化在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中，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整体传播力影响力。事实上，两岸四城的文化发展通过相互交流和开放，已在影视、演艺、旅游等各个层面呈现出融合发展态势。进一步推动四城文化深度融合发展，是四城文化政策自觉的一个重要方面。

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国家文化治理能力有新提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总目标。不断优化文化政策是提升文化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正在颠覆和重构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而建立在文化发展传统格局基础上的文化政策与文化发展的当下实践的相互关系需要重新审视，这是四城文化发展共同面临的现实课题。提升文化治理能力的提出，势必要求四城进一步完善文化政策过程，提升文化政策制定、实施和效果评价的科学化水平。

京沪港台四城都处在城市转型发展新阶段。从京沪港台四城本身发展看，几乎都处在城市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都面临一些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如香港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受到的冲击；台北政治生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干扰；北京生态环境的恶化；上海城市创新能力的不足，等等。如何实现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服务经济、由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是京沪港台完成城市发展模式转型需要共同面对的紧迫任务。

在转型过程中，文化无疑将发挥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公共文化服务的完善可以保障民众的文化权益，满足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则可以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建构起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实际上，四个城市都把文化发展作为城市发展重要动力引擎，提出了各自的文化发展目标：香港提出建设“创意城市”，成为亚洲“创意之都”；台北要打造“创意台北”，正积极申请加入“世界创意城市网络”；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和“中国文化中心”；上海则提出了“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目标。四个城市为实现各自目标，必须要通过文化政策的制订实施去引导和推动。

目前两岸四城乃至其他城市的文化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如文化政策与城市发展定位脱节、地方文化政策与国家宏观目标缺乏有效衔接、文化政策操作性不强，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科学完善文化政策制订实施过程。

（编辑：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