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丨首场出击

2020年春节前后，“新冠病毒”袭击了武汉，袭击了全国，现在全球蔓延形势也非常严峻。有人说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无论怎么说，这场灾难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当代人不幸遇上，同时又“有幸”亲历，这从另一角度也算是“难得”。人类的命运并非总是向好的，不遇坏事，也不正常。然而这其中有许多是我们必须去思考的，否则所有苦难和死亡等于白经历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我们亲历了“非典”，但“非典”到底是什么，我们其实并没有弄清楚。新冠病毒就弄清楚了？估计依然如此。到现在为止，对全世界的医学专家而言，仍然是个谜。

但如此大的一场疫情，还是有些地方保留了一套完整的关于疫情诱发到遏制的全套方案措施和清晰的“路线图”，这太重要！而且看完这样的“全套方案”与病毒的兴衰史，能总结出许多可贵的成效与教训。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上海抗疫从“病人的发现”到治疗再到痊愈的“史”实告诉大家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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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上海敏感地“嗅”到了不安因素。“有情况！”这一天是2020年元旦的前一天，即2019年12月31日。上海疾病防控中心的专家们的神经一下被拨动了。

“喂，你们在开会呢？！我收到一个情报，说武汉那边发现‘不明原因肺炎’传染，你们马上收集些情况，尽快将对我们上海可能造成的影响出份报告给我！要快！”

潘浩，上海市疾控中心急性流行性传染病调查科主任，此次上海抗击新冠病毒领导小组现场技术指挥组副组长、流调专家，这一天正在1380院的2号楼二楼会议室开会。“回顾上海正在进行的抗击新冠病毒战役的整个战斗，那真的应该是从付晨主任打给我们的那通电话算起，至少在那个时间点，我们搞专业流行性疾病控制条线上的战斗准备就这样起步了……”潘浩说得非常肯定。

他找出了12月31日当天他们几个人在下午4点前递交给上级的报告原件。这份报告可以说明两点：一是上海的反应是及时的，二是上海疾病防控是非常专业的。这份由潘浩他们起草并呈报上级的报告全称为《关于武汉“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事件”的舆情监测及我市不明原因肺炎发生风险和防控工作建议的报告》，它对上海防控战“疫”的意义非同一般！

《报告》在经潘浩起草后呈到“中心”，由中心主任付晨等领导与专家讨论修改后，正式以“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名义上报，落款时间是“2019年12月31日”。

上海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务必加强市区范围内的“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立即启动相关医学培训工作，同时密切关注武汉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事件的最新进展。

这个时间点是：2019年12月31日。就应对传染病等重要公共卫生事件和人类面临疫情、灾情而言，第一时间的反应，第一时间的判断，第一时间的决策和行动，多么重要呵！

因为迟缓一刻，犹豫一刻，所产生和造成的后果则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当天交完报告后，我的心其实就已经开始收紧了。‘敌人’已经开始发动进攻了，我们能无动于衷吗？那是绝对不行的！”“有人以为武汉离我们很远，直径距离有760多公里！可我当时算的时间是武汉到上海高铁全程运营时间是2小时58分钟，也就是说，只要不到3个小时就可能到了我们上海……”潘浩的话想想也真挺吓人的。

元旦两天假期，对上海疾控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来说，心情都是紧张的：一面通过各自的渠道把神经盯在武汉那边，一面盯在上海自己的地盘。

2020年1月3日，上班第一天，疾控中心立即组织应对“不明原因肺炎”的医学专业培训。

地处中山西路1380号的上海市疾病防控中心，现在也是全上海抗击新冠病毒战“疫”的总指挥部办公地。在这个不算小的院子内，有好几栋楼房都相隔一定距离。因为是专业机构，又是预防公共卫生疾病的地方，保持楼距是专业需要。

“我自己的小单位在1号楼，2号楼有病毒实验室等部门，元旦前后那两三天时间，我和许多同事都在这两栋楼里来回地跑……”潘浩这样回忆说。1月3日，对第一批约80名市级流行性病毒调查人员的培训正式开始，培训要求是：按照医学流调专业、针对所掌握的武汉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病毒的有限情况，进行技术培训。“别小看了这一个培训，其实它把我们上海控制病毒疫情侵袭设下的篱笆给扎紧了！”

“老实说，从1月3日开始，我们的内心就特别紧张，那培训的几十个人像网一样的撒到各医院发热门诊去了解情况，看看有没有异常发热者，主要是寻找武汉来的发热就诊者……一方面生怕漏掉，一方面又怕出现。漏掉一个就是莫大的隐患，真要出来一个，就意味着仗就打到了我们上海跟前。这种心境下紧张不紧张？”

那些日子里，每个“疾控人员”像深藏于草丛中的侦察员，警惕地注意着不明方向而来的“敌人”的突然出现。那些日子大家内心万分焦虑，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生怕目前各医院发热门诊所采用的对“不明原因肺炎”的诊断标准是不是本身就有问题，他们对此持“谨慎的高度怀疑”。

“查找一个病毒患者，你得有标准呀！医生到底如何通过‘发热’诊断其为‘不明原因肺炎’的患者呢？如果标准不对，你又怎么可能诊断得出来他到底是还是不是呢？这些问题都像一把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这些人的头顶上……”

这或许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出。然而在这里，我不得不强调一下那份发送到了各区的重要发热门诊医院的“试行意见”。上海市疾控中心迅速组织专家研究撰写出了这份“对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监测试行意见”，直接发送到各区重要发热门诊医院。这份监测“不明原因肺炎”的试行意见，对指导各大医院“逮”住后来我们所知的新冠病毒传染源和患者起了重要作用。

1月12日，上海和全国各卫生系统都收到了国家卫健委正式把“不明原因肺炎”确定为“新冠病毒”的消息。潘浩和他的团队重新振作精神，开始“阵地前移”，日夜坚守和紧盯着全上海的每一个可能会“冒”出来的病毒携带者……

那些天，每一次医院送来的采集“样本”经过病毒实验室检测之后，结论说“不是”时，“我们真的又高兴，又有些失落……”等待“敌人”到达的日子里，大上海面临的危险也越来越大：因为春节一天比一天接近，武汉的疫情一天比一天严重，要从武汉到上海来的人和要去武汉的人也在一天比一天增长……

2小时58分钟——从武汉到上海的路途，什么地方该是最前沿的阵地？虹桥，虹桥火车站。虹桥火车站既是高铁站，也是向市区转换的地铁起点站，附近还有虹桥机场，这里是通达全国的交通枢纽。

“我们这里其实就是上海疫情的风口浪尖上！”现在跟我介绍情况的是距虹桥站最近的一座著名医院的院长马骥，她是位年富力强的专家。

我刚坐定，她便“机关枪”似的开始给我“背书”：同仁医院是上海长宁区唯一一座“中心医院”，承担着全区150多万人的医疗保障任务。也是距离虹桥交通枢纽最近的一家医院，与车站、机场只有5公里。或许正是这个“时代和现实”性，使同仁医院有了许多“第一”。因为这场抗击新冠病毒战“疫”，这座医院又意外地被挺在了最前线——“2小时58分钟”的时间防线，她的同仁医院在阻击从武汉袭来的“疫”战时间，是与飞驰的高铁时间几乎处在平行状态：火车站上一旦发现“发热者”，将立即被拉到马院长他们这里的门诊再进行会诊，再由专家组和病毒实验室确诊是否为正式感染病例……后来在这里被“逮”住并确诊的22例都是这样一个“作战”过程。

我的这样一句文字非常简单，可对上海同仁医院来说，这两个多月里，每一位医务人员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中厮杀的战斗员，一个确诊者的到来，就是一场生死战役，而最紧张的时候，同仁医院每天要接待成百上千人次的“发热”就诊者……这是怎样的战斗啊！

“说来也算巧合，但又似乎是我们上海、我们医院平时的一种‘战备’意识让这次战‘疫’一开始就赢得了主动。”马骥院长说，“‘5号楼’是医院的专属专收传染病的地方，以前比较破旧。2019年下半年，我们刚刚整修，并重新装备了比较完备的先进设备，特别是建立了相当好的隔离病房，从门诊到观察室、再到病房、到危重病房都进行了改造，并更换了更先进的设备。这本来是为每年举行的进博会服务的，因为前年和去年在虹桥举办的一、二届进博会后，我们作为虹桥商务区内最大的医疗机构，需要承接越来越多的前来参加进博会的就医者，改造传染病和发热门诊楼，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哪知新装修的传染病楼宇，年底刚刚调试和试运营结束，竟然迎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战‘疫’……”

同仁医院与上海出现的第一例新冠病毒携带者的“遭遇战”，就在1月15日夜晚，悄悄地打响了首场出击……

2

1月15日夜晚，蒙蒙细雨。一辆私家车向医院驶来，车上共3个人：56岁的陈女士和她的女儿、女婿。

让上海严阵以待的这个新冠病人就这样出现了！

陈女士下车后，在女儿女婿的搀扶下，进了5号楼“发热门诊室”。

这一天值班的医生叫于亦鸣。“哪儿不舒服啊？”身穿白色隔离服、戴着口罩的于医生一边接待看上去已经比较疲倦乏力的陈女士，一边注意到了她的就诊挂号条——由陈女士的女婿递上的并不是“医保卡”，而是“自费卡”，这就意味着就诊者并不是上海户籍。

“我发烧了……”陈女士回答说。

“来，测一下体温。”于医生一边给陈女士测体温，一边很自然地询问道，“你不是上海人吧？”

“武汉的……”

一听“武汉”二字，于医生那双在防护镜后面的眼睛警觉地瞪了起来，当然是不作声响地睁大的。

采访于亦鸣医生之前，我对他有十种想象：个头不高不矮，中等身材，年龄看上去有五十来岁吧，非常有学者派头，一双眼睛特别锐利……总之，应该是个经验老到、一眼就能认出非常厉害的医生！

“这就是于医生，我们的‘暖男’！”马院长将一位斜挎着一只包、戴着口罩、看上去瘦削型脸的小伙子指给我看。

哈，真的是“暖男”一个，而且是属于比较听话的那种“暖男”。为上海阻击战“疫”立下“头功”的英雄，竟然是这么一个“毛头小伙子”呀！我心里一笑，亲切地跟他打了个招呼，“坐坐。”

小伙子看上去真的是平平常常，但我心想：也正是他，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时刻，绝地拉响了上海这座大都市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那一刻，这位平平常常的“暖男”，其实已经挡在了上海2400万人与这场病毒疫情大浩劫正面“遭遇战”的最前线……

下面是于亦鸣医生所讲述的他发现这位病人的整个过程——

“武汉疫情暴发后，我们医院当时就考虑到我们这边距离虹桥交通枢纽近，肯定任务比较重，所以把其他一些科室的医生抽调到了发热门诊去补充力量，我是其中之一。”于亦鸣说。

“1月15日我接的是晚班。晚上大约10点来钟，一位中年妇女在一对年轻夫妇的陪同下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她用的不是本市居民的医保卡，所以一下引起了我的注意。尤其是在我问她是什么地方的人后，她告诉我是武汉来的。加上测试体温一看，38.4℃！我的心头真是‘咯噔’了一下。但陈女士自己也很紧张地反复跟我解释，说她没有去过那个华南海鲜市场，更加让我警惕起来……”

“什么时候开始感到身体不适，有发烧症状的？”于亦鸣医生问。

陈女士很吃力地回答：“有五六天了……”

“在家时去武汉中医院挂过诊，可他们告诉我说没事，是上呼吸道感染……出武汉时我有些担心路上会不会病倒了，所以又在临走前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了一下，医生又说没事，我就这么过来了……”陈女士说。

于亦鸣迅速开了一张胸部CT单子。“马上先去做下胸部透视，回头我们再看一看……”于亦鸣站起身，指了指做透视的地方，让陈女士的女儿和女婿扶自己的母亲过去。

CT片子很快出来。于亦鸣放在灯光下一照，出现在他眼前的陈女士的双肺影像，完全是工作了13年的于亦鸣所没有见过的那种异常发白的炎症！

这不就是传说中典型的“不明原因肺炎”症状吗？此时，于亦鸣心头几乎肯定了这就是“新冠病毒肺炎”！

“你先别动！我马上就回来！”于亦鸣已经坐不住了，拿起片子三步并作两步地去了另一房间，向医务科科长顾志俭汇报道：“顾科长啊，我这里有位就诊患者，与‘新冠病毒肺炎’的症状一样啊！”

“啊——”电话那头，顾志俭科长也叫了一声，随后马上告诉于亦鸣，“我立即让感染科启动相关流程……”

就在于亦鸣回到就诊值班室的那一两分钟时间里，顾志俭科长已经通知了感染科科长张琴主任，张琴主任又迅速告诉当晚正在值班的刘岩红副主任：“马上启动相关流程，先让患者办理入院手续，同时隔离她和身边的亲属。每一步都必须要求所有的值班医生护士按照流程走！千万千万呀！”

“明白！张主任放心！”正在值班的刘岩红是位既能干、又心细的感染科骨干，她得令后，立即来到于亦鸣的值班室，马上带患者陈女士进二楼的隔离病房。

“你不能进！一步也不能往里走了！”刘岩红见陈女士的女儿欲跟进病房区，马上拦住了她。

“对了，你们两个也需要马上隔离，现在开始……”刘岩红医生此刻完全成了一名战地指挥官，她严厉而又温馨地告诉陈女士的女儿夫妇。

“我要住多长时间呀？”陈女士急得不行，想夺门出去，可身子摇晃起来——她已经很乏力了，又一边痛苦地咳嗽不止。

“别急阿姨，你静心在这里好好治疗，我们一起把烧压下去,争取让你们春节团圆……”无奈，刘岩红医生只能好言相劝。

“哎哟，这啥事嘛！”陈女士很痛苦又很无奈地长叹一声，悄悄地抹着眼泪……

“啊？真的？我马上过去！”也正是在刘岩红劝说陈女士安心住院的同一刻钟，从同仁医院医务科科长顾志俭到马骥院长，再到上海市疾控中心负责病毒医学流行性调查的潘浩、中心主任付晨，再到上海各相关部门，已经都知道了同仁医院出现了这个病人。

这个消息让所有接到电话的人在紧张的同时，内心涌出一股担忧，如黄浦江的潮水汹涌而至——那个时候，大上海是沉睡的，搂着孩子的母亲仍在甜蜜的梦中，恋爱中的情侣沉浸在爱的怀抱，努力攻博的学生们则在挑灯夜战……呵，大上海啊大上海，你可知，那凶猛的敌人已经悄然来到你们的身边，正以无法想象的速度与猖獗之势，开始向这个繁华的、温暖的、美丽的又沉浸在迎接春节的浓浓自由与欢乐气氛之中的大都市发动了袭击。

“你们务必要尽最快速度收治好这位病人，同时做好医务人员和其他人员的防护……相关方面要迅速启动应急措施，从现在开始不能有一个地方出现漏洞！”命令下达！潘浩带领的“流调”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了同仁医院，出现在隔离病房的陈女士面前。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来？来之前跟谁接触过？还去过哪些地方……”全副武装的潘浩与同样全副武装的另两位“疾控中心”流调队员肖文佳和宫霄欢，赶到同仁医院陈女士的病房，开始对她进行 “流行病学调查”，这工作简称就叫 “流调”，是传染病防控的关键措施和重要环节。

经刘岩红医生疏导劝说，患者陈女士调整了抵触情绪，耐心回答了潘浩他们的一系列问题：自己是从武汉来的，乘了某某班次高铁，坐在第几节车厢，到上海后是女婿去车站接的，后来到了女儿家，是昨天晚上到的。因为不舒服，所以啥地方都没去，这不晚上又发热，扛不住了，就上医院来了……

大约半个小时做完“流调”后，潘浩和两位助手回到办公室。

“现在是零点20分！我们争取在两点钟前把‘流调’报告写好，然后报送，并且同时准备通知相关密切接触者隔离。对了，我来通知患者的家属……”潘浩回到办公室，脱下防护服后，认真做了个人卫生清洗之后，对小肖和小宫说。

“没问题。”助手们齐声说道，随后趴在桌子上开始“干活”，那电脑键盘“噼里啪啦”地被敲得一片响声。

“喂，你是陈女士的儿子某某某先生吗？我是上海市疾病防控中心，不好意思半夜打扰你了……”潘浩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凌晨3点多，他对打不打这个电话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忍不住打了过去……

“这项工作第一时间搞定是最关键的！它等于是我们在跟病毒赛跑，谁跑在前头，谁就可能抢下一条生命，所以不能耽误一分钟！越早越好，越快越好！”潘浩一次次强调着。

“《报告》起草好了，请审阅。”肖文佳与宫霄欢相互核对了一下，将一份“流调”报告打印稿送到潘浩手中。“行！再打印两份：一份我们自己留底，一份上报中心，一份发给同仁医院……”

“通知消毒组，带上东西，马上到虹桥车站消毒去！”

“是！”

战斗队伍出发了！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开始行动……

这是“流调”的一个重要步骤：凡调查明白确诊者接触过的地方，都必须由专业人员去现场消毒。

“对上海来说，从这个病人出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整个战斗机器就开动了，从此便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现在……”3月19日下午见潘浩的那时，他说他和队友们从1月15日半夜，到我采访他的那天、那时，一直在“战场”……我对此深深地感动和敬佩。

这确实就是战场：它关联着2400多万上海市民和一座伟大城市的命运，你不能出现丝毫差错。处在阻击疫情最前线的潘浩和他的队友，深感肩上的千斤重担。

3

然而，这个“新冠病人”的出现，大上海被牵动的何止潘浩他们。

1月16日上午8点，也就是上海上班前的时间，同仁医院上下已经忙碌开了。马骥院长主持召开了院级领导和专家会议，时间虽短，但任务清楚：马上组织专家团队对这个病人进行会诊。

“这不是一例普通的传染患者，它可能是我们上海拉开整个与‘新冠病毒肺炎’传染病战幕的第一枪。从今天早上到现在我至少接到近十个电话，方方面面都在关心关注这个患者，所以现在我们决定，请蒋利副院长带着院里专家们去进行会诊，要尽快形成报告。马上行动！”马骥院长刚起身，又布置了一个任务，“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护，凡接触病人的都要按规范做，绝不能有半点马虎！这是铁律！”

不到9点，蒋利副院长带着感染科、呼吸科、影像科、重症医学科、药学部等相关的六七位专家来到陈女士病房，对她的病情进行会诊。

“从病人的症状和片子来看，新冠肺炎是毫无疑问的了！而且她的这个肺炎图像与众不同，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鉴于她又来自武汉，需要马上对她提高隔离和治疗的特殊措施。因此我们建议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蒋利是院里分管业务的副院长，他的权威摆在那里，所以他的总结代表了专家们的意见。

“现在开始，病房内与患者接触的医生也尽量要少。”马骥院长又指示感染科，“你们要根据具体情况，编排专人值班医生，具体负责这个病人。其他人尽量少接触、不接触病人……明白了吗？”

“感染科明白。”科长张琴向院长报告道，“刘岩红医生主动要求入病房，她说她是第一个进入隔离病房的，所以她说由她一个人来负责接触这个病人……”

“真是好同志！”马院长一声感慨，又吩咐道，“科里要为刘医生当好后勤兵，决不能让她有丝毫危险。”

“好的！”

当张琴主任站在隔离病房门口时，正从病房内走出来的刘岩红医生向她做了一个“V”字手势。那一刻，主任张琴的眼睛酸了一下，立即回敬了刘岩红同样的一个“V”。

下午，长宁区疾控中心人员又来到病房对这个病人进行鼻咽拭子、血液、痰液等采样。16日下午，按有关要求，又对这个病人再次进行肺泡灌洗液采样。

这确实是很痛苦和难受的事。陈女士有些受不了，只是看在刘岩红医生进进出出的面上，强忍着没有当众“愤怒”。然而，她的情绪不能不再次升级，因为她的病房内又增加了几台设备：特级护理的吸氧和心电图仪器。还有，那些她不熟悉的什么叫“莫西沙星”注射液、“磷酸奥司他韦胶囊”、宣肺止嗽合剂、氨溴索片等等药物，放了一大堆……

“在第一次病人闹情绪时，我们马院长亲自到了她的病床前，告诉患者：你应该是个幸运者，因为上海医疗条件这么好，上海的医生和大专家又多，所以不用紧张和担心……配合治疗非常重要，我们医院有信心，你自己应该更有信心。”同仁医院医务科长顾志俭告诉我。

“但是毕竟这是我们上海出现的第一位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到底如何治疗，治疗的结果如何，没有一个人可以拍胸脯保证。”马骥院长回忆说，“我们从武汉那边听来的零零碎碎的一些患者情况，只知道这种病毒会让一个好端端的患者突然之间发生质的变化，明天可能蛮好的，后天就不行了！当时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1月17日下午4时，市级专家、中山医院呼吸科的宋元林教授和市第六人民医院感染科汤正好教授都来到同仁医院进行会诊。这两位专家在详察患者的情况后，建议维持莫西沙星+奥司他韦的对症治疗，并在随访血常规和胸部CT之后，又建议加用连花清瘟颗粒抗病毒治疗等很重要的“中西医混合”战术，这种治疗方法后来被运用到武汉和其他省市区的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治疗之中。

呵，这一天下来，病人的状况真的大有改观，医院上下都很兴奋，所有人都仿佛看到了一丝曙光。这确实太重要太关键了，因为那个时候，业内还没有拿出一套完整的针对新冠病毒患者的治疗方案，或者正在试探性的行进过程之中。如果有谁、有哪个地方能够治愈一例患者，它的意义、它对抗击疫情带来的影响将有多大啊！

4

17日这一天的夜间，陈女士的体温恢复正常，乏力症状也逐渐减轻，虽仍有些咳嗽，但并无加重。

“刘医生，你几天来为我没日没夜地操心，看得我都心疼了。今天我舒服多了，你也歇歇吧！”第二天一早醒来后，陈女士对在帮忙打扫和整理房间的刘岩红说。

接下来18日、19日两天，陈女士过得挺“放松”，感觉身体没什么异样，自己甚至都觉得“快好了”。可那狡猾的病毒完全不按常理“出牌”，而陈女士并没有逃脱新冠病毒“玩”的把戏。

1月20日晚上8点40分左右，已经近三天“平安无事”的陈女士突然感到胸闷难忍……“刘、刘医生，我、我难受……难受……”她拼命地呼喊，呼喊刘岩红医生，可她的嗓子感觉像塞了棉絮，呼吸也顿感困难……

“叮铃——”

“叮铃——”

医院内几个电话几乎同时响起。

“不好，情况紧急了！”这是副院长蒋利的声音。

“马上到隔离病房！”

那一刻，几位专家“飞”一般奔向病房……

“快给她加氧！”

蒋利副院长一进陈女士的病房，见她已经处在极度的呼吸困难之际，而这种情况一般重症肺炎也是不曾见过的：患者似乎在瞬间被一种什么东西攻击而出现严重的近似窒息的地步……

“加！再加！”几个医生全力配合，给患者陈女士进行高流量的增氧……

5分钟……10分钟……

15分钟……20分钟……

所有在场的医生几乎全都在屏住自己的呼吸，一分钟一分钟地盯着患者的脸容变化……

“我抢救过不少危重症患者，可真还没有见过像这次抢救那样叫人心急如焚的!”事后，刘岩红医生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抢救现场，这般说道。

“好了……好多了！”蒋副院长看着患者慢慢自行地缓解过来，一直到最后完全恢复常态。

“我活过来了？”缓过劲的患者陈女士张开双眼，寻找到了刘岩红医生，问道。

“没事了！没事了！阿姨好了不起啊!”刘岩红说话时，两眼噙着泪光。

“谢谢医生……”陈女士也掉下了眼泪。

病人的这场急转直下的险情，让上海医生和专家们也知道了武汉那边的传言看来并非空穴来风，这新冠病毒确实与众不同，病情险恶，稍有大意，就可能被其夺去一条活活的生命呵！

22日又是一个整天，陈女士能吃能睡，一切皆好。中午时分，刘岩红医生兴奋地告诉她：“昨天给你采集的鼻咽拭子及痰液的检测结果都出来了，阿姨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啥情况？”陈女士紧张地问。

“都是阴性！”

“啊——这是不是说我的病快好了呀？！”陈女士开心得在床上摆起双手来了！

22日这天，市级专家对病人陈女士再次进行了会诊，这次来的是瑞金医院影像科严福华教授、龙华医院ICU的陈主任以及中山医院呼吸科宋元林主任。三位专家经过一番会诊后认为：“同仁医院对患者的治疗方案是正确的。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患者仍需要按原治疗方案继续巩固治疗。建议23日再做一次呼吸道采样查病毒化验，如果与21日采集化验的结果一样均呈阴性，可以考虑出院。”

专家的会诊意见一出，别说患者有多欢欣，就是医院上下都在一传十、十传百地悄悄欢呼着——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只能如此。“当时上海的疫情已经开始严重起来，但这个病人的治疗效果确实让疫情十分困难之中的我们为之欢欣鼓舞！”马院长说。

1月23日，患者陈女士的身体状况比前一天更趋好转，基本恢复了她平时的状况。“我现在一点也没感觉到有哪儿不舒服！跟发烧前完全一样，好像比以前更有精神头了！”她笑着对刘岩红说。

“阿姨，我告诉你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医院决定明天同意你出院啦！”在这一天晚上临睡之前，刘岩红把这件事告知了陈女士。

“哎呀呀！我、我要哭了！我要哭了呀……呜呜……”这一回她是喜极而泣。

第二天，无数上海市民在9点钟的电视新闻中看到了陈女士被治愈出院的镜头，听到了她含着热泪说的那句话：

“我谢谢上海！谢谢上海人民治好了我的病……让我能够回到家与亲人们一起团圆过年！”

这一天我也在上海，我也看了这条新闻。跟所有的上海人一样，我也深深地被这条喜讯所感动、所振奋……

(因篇幅原因，本文刊发时有删节)

作者：何建明 （中国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