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音乐学院内老洋房往事寻踪

1917年8月的欧洲战火连天，“中国参战”的消息传入上海后，居住在毕勋路霞飞路（现汾阳路淮海中路）西南角的几户外国侨民被迫开启了他们归国的路程，对于他们而言这可能意味着此生中国之行的终结，而对于他们身后刚建造不久的那几幢洋房来讲，这只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如今这个街角已成为了上海音乐学院，从汾阳路20号学院入口步入其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位于右首边那幢习惯被称为“犹太总会”的红瓦屋面老洋房，当然若论及这幢洋房曾被作为“犹太总会”的历史其实时间并不是很长，如据潘光、王健著《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及王健著《上海的犹太文化地图》二书中的记述：“1947年4月，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犹太富翁资助下，上海犹太总会迁往毕勋路（今汾阳路）上的一幢花园洋房内，内设图书馆、会议室、舞厅、阅览室、棋牌室等”；“1955年12月31日，犹太总会宣布关闭”。

上海音乐学院内“犹太总会”旧址

《上海百年名楼.名宅》一书对于这幢洋房早期的历史做了较为完整的梳理，据该书中的介绍，此宅约建造于上世纪10年代，由德商倍高洋行设计，最初的住户是一位名叫马丁.克里希（Martin Krieg）的德国商人。克里希来沪后通过经营军火生意而致富，后在毕勋路置下地产建造了这幢洋房。1917年“一战”中国对德宣战克里希被迫回国后此宅被天纶洋行的大股东英籍犹太人尼西姆（Edward NIssim）收买并就此成为他在上海的住所，而上文中所提到的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犹太富翁”所对应的就是这位尼西姆。尼西姆在毕勋路20号居住的时间很长，据《字林西报行名录》中的信息显示，这位犹太富商几乎涵盖了1922-1941年有关毕勋路20号住户的所有信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音乐学院内西侧的那幢洋房原来的门牌号码曾是毕勋路30号，据《字林西报行名录》中显示，在20年代前期时，有一家名为Dr Fearn’s Sanatorium的医疗机构曾位于这里，对此1919年7月22日的《申报》做了较为详细的报道，据当天该报一则“上海之新养病院名曰青鸟”的消息中称：“中美新闻社云上海法租界毕勋路30号有一最新式之养病院系费伦夫人所创，开办于两年以前，房产从纪来克氏处购得，本系住宅改为养病院，该院定名曰青鸟养病院，青鸟二字寓有良好服务及快乐之意”。这则报道在把毕勋路30号的历史推前到1917年的同时也向我们“透露”了这里还曾经居住过一位名叫“纪来克氏”的侨民，目前尚不清楚这位“纪来克氏”是否也是一位因“一战”而离去的德国侨民。

从之后几年《字林西报行名录》中的信息来看，这位开设“青鸟养病院”的费伦夫人（《行名录》中显示为Mrs J.B.Fearn）在毕勋路30号内一直居住到了1926年，而在1926年下旬的《申报》中，笔者又查询到了多条该门牌号与“美国公使商务参赞”有关的消息。

如据1926年8月13日的《申报》消息称：“各团体定十八日欢送江苏省教育会、中国寰球学生会、清华同学会、上海美国大学会、上海女青年会、上海商科大学、南洋大学等七团体于本月十八日下午五时在法租界毕勋路30号美国公使商务参赞立德氏花园开会欢送各生”。

上海音乐学院内原毕勋路30号洋房

“美国公使商务参赞”在此办公不到一年后这里再次“改换门庭”，从1927年3月1日起比利时驻沪总领事开始迁入毕勋路30号办公，据1927年3月5日的《申报》报道：“驻沪比（利时）总领事近在法租界毕勋路30号建筑新屋业已落成，已于三月一日迁入办公，昨已函请交涉公署查照”。

与前几任住户相比，比利时驻沪总领事在此办公的时间则相对较长，根据1927-1941年《字林西报行名录》中的信息显示，在这将近15年的时间内，毕勋路30号的住户无一例外都是比利时驻沪总领事职位的担任者，直到在1947年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中此处的显示仍为“比驻沪总领事署”。

1947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中显示的“比驻沪总领事署”与“犹太总会”

三幢老洋房中最具“争议”的当属现淮海中路1131号，这幢建造于1910年代的德式洋房同样出自于倍高洋行的设计，而近年来有关于它原住户的解读也一直存在有汇丰银行买办席德濬（字鹿笙）与怡和洋行买办潘澄波两种不同的说法，有部分学者在经过考证后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席德濬旧居应位于淮海中路1131号东面的淮海中路1105号（现1105号此宅已不存）。

淮海中路1131号老洋房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笔者也尝试进行了一番考证。通过1940与1947年两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笔者首先确定如今的淮海中路1131号在当年所对应的门牌号就是霞飞路1131号。接下来笔者通过这个线索开始了探寻。

在1934、1936、1938及1941四年的《字林西报行名录》中笔者都有查到霞飞路1131号的住户曾为Zih Dzu Sing（其它年份的《行名录》中未显示有关霞飞路1131号住户的信息），从发音上来看这个名字似乎与席鹿笙更为接近，而从《申报》上查到的两则消息则更可以佐证昔日席家人的确曾在霞飞路1131号内有居住过。

据1933年10月23日《申报》上一则“汇丰买办纠纷席氏被控违约”的消息中称”席聚星、席建溪、席德炳三被告同居法租界霞飞路1131号”。

另据1940年10月15日《申报》上一则“小学生被绑”的消息中称“英商有利银行买办席聚星、苏州人、家居霞飞路1131号洋房，其子名德基年十岁、攻读于贝当路美国小学”。

那又如何解释怡和洋行买办潘澄波曾居住在霞飞路1131号内的说法呢？1947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中给我们提供了如下的可能性：即从图录中来看，原霞飞路1131号内曾有东西两幢住宅，而席潘两家可能曾经“各据其一”，故而也就出现了后来在对于淮海中路1131号洋房旧主问题上的不同说法，历史是否真就如此呢？

1947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中显示现淮海中路1131号内曾有两幢住宅

另外还值得关注的是，昔日席家在霞飞路的这处住所也有可能是从德国人处转手而来的，据马学强、叶斌采访整理《在上海的生活：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后人的回忆》一文中席德濬后人席与镐的口述回忆称：“席德濬生前有一幢房子以前曾是德国领事馆的，一战中国对德宣战后德国领事馆把房子卖给了席家，成为了席德濬父亲席立功的房子”。这番回忆为这个街角又增添了几分可能存在过的“德国色彩”。

席德濬在上海的住宅旧照（照片来自马学强著《江南望族—洞庭席氏家族人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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