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信被执行人通过黄牛中介购买高铁票，视限高令于不顾，近日，执行法官就上门强制传唤了这样一位失信被执行人。

在传唤失信人的同时，其他涉案人员也纷纷到案。四十岁的董某就是其中的一名涉案人员。在广州经营着一家火车票代售点，卖了十多年的车票，不知道给多少人卖过到上海的车票，但他自己却从来没来过上海。2020年的一天，他终于踏上了到上海的火车。

正如检察官所说，倒卖车票的案子如今少之又少了，自从实名制购票在2011年前后开始实施后，购票行业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像以前，卖火车票可是个好生意。

倒卖车票行为肯定违法，但是否构成犯罪，则不一定。我国刑法对“倒卖车票罪”有着严格的量化规定。

凡是从嫌疑人董某的售票点打出的火车票，都在出票系统留有记录，因此，他给哪些人打了票，一查就查出来了，而董某也承认，他知道限制高消费的人是不能买高铁动车票的。

董某或多或少有些疑问，虽然票打出来了，但到底能不能坐上车，他也不知道。而就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有两个人为这事专门成立了公司，雇了人。

电话那边的杨某，就是这家票务公司的员工，她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打电话，打给那些可能被限制高消费、并且有买票需求的人。

事实上杨某的行为也已经涉嫌犯罪，她的两位老板此前已经进了看守所。孟某，实际管理公司的日常工作，开张三个月，他算了一笔账。

从公司开张到被抓，短短三个月，经检察机关认定，买票金额8万多，足以构成倒卖车票罪。虽然还没怎么赚钱，孟某分析，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他们很快就会赚到钱。

孟某的经营能力和认真做事的态度曾经让公司另一位老板施某深感放心，可如今，坐在看守所里的施某觉得是自己把孟某给害了。

从孟某的简历可以看出来，他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五百强企业，没想到2016年生了一场大病，而后家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因为这些不幸的人生变故，请了两年病假的孟某没能再回到公司，而是跟着关心他的同学施某干起了倒票的事，没成想，一场关心把他带到了沟里。

2020年9月，施孟两人在宝山区的一个写字楼，租了间办公室，雇了三五个人，虽然刚开始还倒贴钱，孟某却感觉自己的状态好了起来。

经营时间不长，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施孟二人。他们可以搞到名录电话，他们可以雇人逐一电话筛选客户，卖票给他们并指导他们正常乘车。可是他们始终想不明白这个票是怎么出来的呢？

在施孟二人看来，能给限高人员出车票，这里面不是有大关系就是有核心技术，是他们想攻克又无能为力的，而始终困扰他们的这个问题，在董某那里简单得不足一提。

嫌疑人董某说，如果正常买火车票的话，他们一张票收5块钱手续费，那么为限制高消费的人买票要收多少手续费呢？

在董某这里加了十块二十块的票，最终到达限高人员手中是多少钱呢？我们也电话联系到了一位曾经被限高并买过这种票的崔某。

一张票，限高人员多花了近三百元钱，我们做个计算，如果说董某拿走了20元，开公司的施孟两人拿走了100元，那么还有近180元，谁拿走了呢？在这条利益链条上还有什么人呢？

在公安机关的侦破中，施孟公司所卖出的火车票最远卖给了在新疆的限高人员，而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施某也感受到了这个庞大的客户群。

其实，在施某找他的同学孟后合作之前，他就已经和崔元干了一票了，而且他们也了解了这个业务已经有人做起来了。

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公开发布失信人员的名录，原本的目的是进行曝光和督促履行法律义务，没想到，这些名录到了几名犯罪嫌疑人的眼中头脑中，却成了商机，为此他们愿意雇人在大量的电话信息中不断筛选到这百万级的潜在客户群。也正因有利可图，在施某和崔元合作后，又拉同学孟某组了队。

此案除了陈建和崔元还在审理中，董某、施某、孟某都已经受到了法院的判决：三人皆因倒卖车票罪获刑，董某被判拘役四个月，施某、孟某都是有期徒刑八个月。

在上海和全国其他省市，陆续发现了一些被限高的人员通过黄牛买高铁票，各地法院都依法做了查处。

那么，那个在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在虹桥火车站报案的限高人员崔某，他为什么要报案呢？

事后崔某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及时还清了欠款，把自己的名字从失信限高人员的名单中撤了下来。他也意识到，只有遵纪守法才能行得正坐得端。

（看看新闻Knews记者：谭悦钱浩明编辑：小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