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女，左联成员，她为何背负汉奸文人的骂名？

六部电台，上千情工，无一重大暴露，谁缔造了隐蔽战线上的传奇？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上海国家安全机关举行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红色骑行活动。在从中共一大会址迎回的党旗指引下，百余名干警追随革命先辈足迹，从上海出发，骑行百公里，前往嘉兴南湖，到南湖革命纪念馆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

从保卫党的一大开始，党的隐蔽战线就始终与党相伴而生。从一大会址到南湖红船，我们党在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而隐蔽战线的初心和使命也正是从此扬帆起航。

骑行途中，国安干警们爬坡越坎、奋勇争先，长长的队伍有如星星之火，在沪浙两地的红色旧址、青山绿水间穿梭前进。

经过四个多小时，骑行队伍到达南湖革命纪念馆。风雨和疲惫，都难以阻挡国安干警此时此刻激动的心情。

这既是一场激励斗志的红色骑行，更是一场涤荡心灵的精神洗礼。面对党旗，国安干警重温入党誓词。

百年隐蔽战线，在上海这座光荣的城市留下了许多红色印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迁至上海。面对白色恐怖，为保卫党中央安全，中央特科应运而生。特科下设四个科，主要任务就是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以及营救被捕同志。

中央特科与敌人的周旋斗争，虽然没有正面战场那样波澜壮阔，但暗中的较量却更为惊心动魄，命悬一线。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准备在上海举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为之后即将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准备，可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全国性代表大会。

当时，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得知这一举足轻重的大会将在上海召开的消息后，命他手下的密探特务倾巢出动，一定要将大会的确切会期和会址侦查清楚。而颇受熊式辉赏识的手下，四号政治密查员宋再生则主动请缨，带队进行调查与抓捕。

此时，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已经在卡尔登大戏院附近的一幢楼房里如期召开。这幢楼房是以中央特科成员李一氓的名义租下，由其与后来的抗日英雄赵一曼等人组成临时家庭。同时，将楼房的一楼布置成私人医院，每一名医生、护士、职员和勤杂工，都是特科的“红队”队员，以此掩护楼上正在召开的大会。外围警戒工作则由特科的同志乔装打扮成商贩和居民。

大会召开的第四天，熊式辉等人终于探明大会的具体位置。但当大批国民党特务冲至会场时，却扑了个空。因为他的手下宋再生已经提前通知了负责大会保卫工作的陈赓，谁能料到，深得熊式辉信任的宋再生，其实就是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

就这样，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顺利召开。当时参加会议的，除了各地代表外，还有其他革命团体代表，比如左联。

左联，全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左联在国民党政府残酷压迫下顽强战斗了6个年头，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革命文艺大军。

关露，原名胡寿楣，出生在山西，自幼父母双亡。18岁来到上海，后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因在宿舍组织“学生会”发动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上海后，关露加入左联，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救亡活动。

1937年，抗日英雄谢晋元带领“八百壮士”，在上海四行仓库奋勇杀敌，打退日军10多次疯狂进攻，击毙日军200余名。苏州河的两岸，一边是租界的歌舞升平，而另一边则是中国军人的流血牺牲，这样的矛盾，给予了视觉和情感上的双重冲突。关露在《救亡日报》上发表了《勇敢的军队——八百人》一诗，讴歌抗日将士，号召民众抗战。

关露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作家，流传最广的作品是歌曲《春天里》的歌词。

关露又是怎样从一位女诗人，转变成为顶着“汉奸”骂名的隐蔽战线女特工的？其实，接近汪伪政府在上海的情报头子李士群的任李士群的住所，在如今的愚园路749弄63号。关露为了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就借着她妹妹与李士群妻子曾是旧相识的这层关系，只身一人登门拜访。

关露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特工训练，作为一名诗人和作家，她与李士群的妻子并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但为了保持与李士群的往来，除了去李士群的家外，有时她不得不去汪伪特工总部，也就是臭名昭著的76号魔窟。

正是有了关露与李士群的联系，才为后来潘汉年情报系统对李士群开展工作创造了机会。但关露安然无恙地出入76号，在旁人眼里却有着另外一层解读。关露原本所在的诗歌小组也不再欢迎她参与任何活动。

如果关露所承受的误解仅止于此，或许日后还有解释的机会。但她后来接受了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和日本海军陆战队报道部联合创办的《女声》杂志社的邀请，担任杂志编辑，并前往日本东京参加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便彻底坐实了她“汉奸”的骂名。

甚至关露后来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也没能彻底洗脱“汉奸”的骂名。

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对关露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可即使面对误解和骂名，她在得知战友牺牲后，依然写下了一首情感纯朴而又炙热的诗歌——《党，我亲爱的母亲》，以此表达她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事业的无限热爱。

在上海地区的隐蔽斗争历史上，有着这样一群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严格遵守情报工作规律，用过人的胆识和智慧与敌人周旋。

吴克坚，这个名字在隐蔽战线历史上并不是最出名的。但是他领导的情报系统，长期遵循的单线联系的工作方法，已成为了隐蔽斗争史上的经典案例。

在电视剧《风筝》中有这样一段剧情，陆汉卿得到游击队要伏击郑耀先的消息，于是来到荣昌百货找袁农，袁农却避而不见。因为袁农必须遵守单线联络的原则，就是不同情报小组之间，不能进行横向联系。

正是因为情报人员严格遵守上下级单线联系的原则，袁农并不知道郑耀先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我党潜伏的特工风筝。

当情报网络不断发展庞大后，这种上下级单线联系的工作手法，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保护机制。

吴克坚1928年在上海加入中央特科；1929年，负责保护我党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秘密电台；1932年前往苏联学习，回国后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具有丰富的隐蔽战线工作经验。1946年后，他又被派往上海，负责上海等地的情报工作。

面对白手起家的局面，吴克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沈安娜。

当时，沈安娜因联系人徐仲航被捕，成为了一枚“闲棋冷子”。正是在吴克坚与沈安娜重新取得联系后，许多重要的情报才相继被传递出去。

同时，吴克坚不断发展情报人员，壮大情报网络。而吴克坚领导的规模达千余人的情报系统，在数年间竟未发生一起重大暴露事件。这主要得益于吴克坚情报系统在开展情报工作时，严格遵守规律和纪律。

解放战争期间，吴克坚情报系统的4部电台和2部备用电台无一暴露。

从白手起家，到逐步建立起庞大的情报网络，并安全地传递出一份份重要情报，这就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不凡功勋。

在隐蔽战线历史上，像李白、吴克坚、关露这样战斗在上海地区的无名英雄和忠诚卫士还有很多，他们对党忠诚、为党奉献、甘于无名，在各个历史时期，为这座城市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从中央特科到新时代国家安全机关，从保卫党的一大到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新征程上，上海国家安全机关誓将牢记隐蔽战线初心使命，接续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以一往无前的奋进姿态，在隐蔽战线上护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看看新闻Knews记者：吴黎明冯家琳实习编辑：林祉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