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心大戏院的那些往事

位于茂名南路长乐路口的东北角有着这样一幢年近90岁的老建筑，它的建造历史距今虽不足百年但有关于它的故事却能追述到150多年前，它建成后虽以“大戏院”为名却并不以“放映电影”而见长，它为外国戏剧而生但却承载了深深的中国艺术记忆，这就是本期笔者要为大家分享的主题——兰心大戏院的那些往事。

兰心大戏院

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后，西方侨民开始纷纷登陆上海，在这里开启新生活的他们在面对着日常工作的同时也迫切希望着能把来自于自己家乡的文化活动“移植”到这片崭新的热土上，于是他们自发的组织起业余剧团并以洋行仓库为舞台开始了他们的自娱自乐。1866年，一个由“浪子”（Ranger）与“好汉”（Footpad）两家业余剧团合并而成的上海西人爱美剧社（Amateur DramaticClub，简称A.D.C）在当时的圆明园路诺门路（现香港路）口建造了一处木结构的剧场并于次年进行了第一场公开演出，这个剧场被取名为Lyceum Theatre，后来晚清学者王韬将Lyceum翻译成“兰心”，这便是“兰心大戏院”的开始。

说到这里有两个问题有必要与各位读者在此先说明一下。即：1、上文中提到的“第一代兰心大戏院”所在的这条圆明园路可不是现在的圆明园路，大约在1863年时公共租界工部局曾为当时两条刚修筑不久的道路分别取名为“上圆明园路”和“下圆明园路”，这两条道路也就是现在的虎丘路与圆明园路（“上圆明园路”曾被改名为“博物院路”），而“第一代兰心大戏院”所在的这条道路更确切一点说应为当时的“上圆明园路”，因此针对不少书籍中将“兰心的起点定为圆明园路”的说法各位读者在阅读后切勿产生误解；2、对于“Lyceum”这个名字的由来在不少书籍中都会写到是当时在沪侨民们照搬位于英国伦敦惠灵顿大街上知名剧院“Lyceum Theatre”的说法，那“Lyceum”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这个可能与“古希腊”还存在有一定的关联，如据薛理勇著《老上海万国总会》一书中所述：“据说Lyceum是古希腊的一个地名，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建了一个学院，并常在这里散步时向学生们授课，于是Lyceum一词多用于表示雅典学派”。供各位读者参考。

“第一代兰心大戏院”在1871年因一场火灾被毁后“第二代兰心大戏院”于1874年大约在同址上被建造起来，重建后的“第二代兰心”无论是在建筑规模与质量上都要相较其前代高出不少，我们至今仍能从不少当事者留下的文字及照片中回望到它往日的模样，如据晚清文人葛元熙撰写的《沪游杂记》中所述：(兰心)园式顶圆如球，上列煤气灯如菊花式，火光四射，朗澈如昼。台三面环以看楼。演时先有十数人排坐台上，面深黑，眼眶及唇抹以丹砂，或说白或清唱数次，然后扮演各种故事。以跳踯合拍为长技，与中国迥别。

第二代兰心大戏院内景旧照

“第二代兰心”建成后除了依旧作为以A.D.C剧社为代表的外国艺术团体的表演场地外，有中国艺术团体也开始出现在了兰心的舞台上，其中至今仍留下记录的演出有：1874年在“第二代兰心”竣工后不久北丹桂茶园戏班曾应邀来此上演过京剧与昆曲；1907年11月春阳社曾在此上演过话剧《黑奴吁天》；1913年8月新民新剧研究社曾在此首演新剧《恶家庭》；1926年6月上海雅乐社曾在此举办音乐会；1927年6月裕德龄等曾在此上演英语剧《西太后》等，但就总体演出场次而言还是十分稀少的。

春阳社上演话剧《黑奴吁天》旧照

我们现在仍能看到的这幢“兰心大戏院”已经是“第三代”，大约在1929年时当时兰心的业主将“第二代兰心”出售后开始在迈尔西爱路蒲石路（现茂名南路长乐路）口建造“第三代兰心大戏院”，“第三代兰心”由新瑞和洋行设计，于1931年初竣工，当年2月25日，时任英国驻沪总领事白利南主持开幕典礼并用一把特殊的钥匙开启了新戏院的大门，从而为兰心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法文上海日报》上的第三代兰心大戏院旧照

“第三代兰心”在开业后受到当时“电影风靡上海“的影响也曾一度将其营业重心转向”电影放映“（其在1932-1934年曾先后以放映美英两国影片居多），直至1934年5月后才又返回到以上演舞台艺术为主的演出轨迹上来，其中除了A.D.C剧社以外，工部局交响乐队，俄侨芭蕾舞团（有不少文章中也写成”上海俄罗斯芭蕾舞团“）、俄国歌舞团等也经常在这里登台演出。

“工部局交响乐队“是如今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1934年10月后将其”周日定期交响音乐会“的演出场地迁至兰心大戏院，据《上海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1934年10月3日那天的会议记录中所述：”工部局交响乐队的周日定期公演原来主要在更大规模的卡尔登大戏院和大光明大戏院举行，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工部局陷入财政困难，加上交响乐的定期公演难以获得大量听众，因此自1934年演出季将会场改至费用较低廉但是音响效果更好的兰心大戏院“。对此有学者认为”工部局交响乐队“在兰心的”定期演出“是兰心回归到”舞台艺术表演“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

工部局乐队指挥梅百器

“俄侨芭蕾舞团”是由20世纪20年代后迁居上海的俄国舞蹈艺术家所组成的芭蕾舞团，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亮相兰心大戏院，据汪之成著《近代上海俄国侨民生活》一书中所述：俄侨芭蕾舞团对外的正式名称为“俄国歌舞团”，又称“ADC歌舞团”，ADC是“上海西人爱美剧社”的（英文缩写），俄国歌舞团即在该社主持下组成。俄侨芭蕾舞演员中有好几位第一流的艺术家，有丰富的演出经验，名声很大。俄国歌舞团从未接受过工部局等的补助，这完全是因为该团内部领导得力，整个集体的演员均有热情献身之精神…该团主要演出的大型芭蕾舞剧如：《天鹅湖》、《舍赫拉扎达》和《神马》等，使上海观众久久难忘的还有《巴黎圣母院》、《金鸡》、《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睡美人》、《海盗》和《唐.吉柯德》等…该团的舞虽不是每一位观众都能看得明白，但在（当时的）上海却能吸引大量的观众。每届演出，总是满座。该团有好几位著名演员，在上海开办芭蕾舞学校，如马克列佐娃、斯韦特拉诺娃和索科利斯基，培养了许多中外芭蕾舞演员，如著名中国舞蹈家胡蓉蓉便曾师从索科利斯基习艺。

俄侨芭蕾舞团演出旧照

与俄侨芭蕾舞团同时期亮相兰心大戏院的还有“俄国歌剧团”，该团的“主力”也同样来自于20世纪20年代后迁居上海的俄国歌唱家与歌剧演员，仍据汪之成著《近代上海俄国侨民生活》一书中所述：自1934-1935年演出季开始，俄国歌剧团就每年举行公演，从未中断。仅据1934-1940年（4月）中6个演出季的统计，共演出了235场，剧目有71种，观众总数达12万人次…该团的演出历来成绩斐然，不仅广大俄侨及旅沪之其他外侨争相观看演出，连过去对西洋歌剧不甚了解的中国人，也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该团之演出，几乎经常客满，从而保证了较好的票房收入。但是，演出费用之多，使所有票房收入都消耗殆尽，（另）由于得不到资助或是拨款，该剧团能付的报酬极低，（故）在如此艰困的条件下，该团仍能取得如此之大的艺术成就，不能不使人肃然起敬。

若说及中国艺术团体在兰心大戏院较高频次的登台演出那还要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这一来是因为抗战爆发尤其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侨民登台演出受到影响，二来也极有可能是日本侵略者侵占上海后所谓的文化宣传不得人心，因此这些因素在客观上都助推了中国艺术团体在当时的迅速发展。如就话剧领域而言，仅在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这一年中，就有《大雷雨》、《洪宣娇》、《风波亭》等多部话剧在兰心大戏院上演，这彷佛正预示着中国艺术在兰心舞台上的蓄势待发。自1943年12月15日开始一直公演到1944年5月13日的话剧《文天祥》是在讲述这段时期的兰心时所必须要说到的话题，这部洋溢着浓浓爱国情怀的话剧原名《正气歌》，由剧作家吴祖光创作，张伐主演，曾在“日占时期“的上海鼓舞了无数人的抗战斗志，每当台上的”文天祥“大声呼喊出’还我大宋天下’、”宋朝绝不会亡“、”文天祥虽死，民众之心永恒“这几句时，台下的观众便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兰心大戏院内景（一）

在这段时期中的兰心舞台上频繁上演的除了中国话剧外还有中国现代木偶剧作品，如1943年8-9月间中国木偶剧团曾在此上演木偶剧《水帘洞》，又如1944年4月间上海木偶剧社曾在此上演木偶剧《长生殿》等，其中在上演《长生殿》时还专门请来了俞振飞夫妇到场串唱词曲。

此外，交响乐、芭蕾舞剧等舞台艺术演出仍在这一时期的兰心大戏院中有着较高的上演频率，被称为“日本正规芭蕾舞开路先锋“的日本芭蕾舞演员小牧正英正是在兰心的舞台上开始在国际芭蕾舞领域中崭露头角的。

抗战胜利后的兰心继续在舞台艺术领域内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说起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在抗战胜利后的“复出地”，读者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位于江宁路奉贤路口的美琪大戏院，实则就在1945年10月11日在兰心大戏院举行的上海市纪念抗战胜利公演大会上，梅先生就已经“重返舞台”，只不过是因为梅先生那次的演出时间短暂，从而才使得约2个半月后梅先生在美琪的公演成为了他“正式的复出”。

50年代兰心大戏院在改名为上海艺术剧场后依旧继续着它在“艺术传播”上的使命，1959年5月27日由何占豪、陈钢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上海艺术剧场进行首次公演，俞丽拿的精湛演奏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梁祝》一曲从此享誉世界…1991年兰心大戏院恢复原名至今。

兰心大戏院内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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