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热播的电视剧《繁花》高度还原了90年代初期的上海“腔调”，被广大观众津津乐道。

1月8日人民日报发文点评了该剧。原文如下：

由王家卫监制导演，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繁花》近期在CCTV-1、CCTV-8、东方卫视、江苏卫视和腾讯视频播出。该剧改编自金宇澄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以阿宝为代表的奋进者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大潮中顺势而上，抓住机遇施展抱负才华的故事。《繁花》结合现实主义精神书写改革开放时代的传奇人生，不仅再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五光十色、风格各异的城市空间，更将生存于其中的五行八作、各色人等刻画得入木三分，在风云际会、世情冷暖中尽显人物在困难中拼搏、在挫折中成长的生命张力。该剧在原作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和改编，是生长在文学蓝本、影视美学和导演风格上的新作品。全剧制作精良、节奏紧凑、风格独特，为新时代电视剧创作提供了新经验。

《繁花》以现实主义精神反映时代的伟大变革。第一集中，车祸后醒来的阿宝面朝窗外修建中的东方明珠奋力跳绳，形象展示出上海发展势头锐不可当，吹动沪上儿女炽热的心。在1992-1993年的多个时间点中，主人公对时代背景的叙述配合历史画面反复出现，其目的正应了阿宝那句“生逢其时，与时代紧紧相连”。乍浦路股票舰队的聚散离合、国货三羊牌的一鸣惊人、南京路服饰公司的上市之争、深圳帮股市兵团的强势入驻等一系列戏剧化的变革事件，都与“股市修改交易规则”“国内经济万马奔腾”“机构入市大门敞开”“中国证券市场第一起兼并案”等社会改革现实遥相呼应，成为时代发展变革的鲜明注脚。在现实主义的底色上，该剧对上海城市空间的建构和人情关系的描摹又具有王家卫式的浪漫色彩。复古浓郁的色调、明暗斑驳的光影、前景遮挡的构图、香港-上海-东京交叠怀旧的文化情思……《繁花》以王氏电影的质感向观众展开这样一幅画卷——和平饭店七楼，阿宝在爷叔的指点下一跃成为宝总，开始“左手炒股票，右手做外贸”的创业之旅；进贤路夜东京，以玲子为首的好友们聚集在这里，烟火气下是小市民的吵闹温情、暗流涌动；外滩27号外贸公司，汪小姐本想成为金科长那样的“一朵金花”，却被阿宝送的一对珍珠耳环改变了命运；霓虹闪耀的黄河路，李李凭一张汇丰银行存折建起金碧辉煌的至真园，更要借势老板们把店开成做生意的风水宝地。《繁花》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城市空间中进行散点叙事，其特点是既尊重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肯定人的主体性；既审美化、艺术化地展现对那个时代“上海”意象的想象与召唤，又辩证看待了时代背景下人的选择和命运。

《繁花》书写人物成长，是建立在“响”与“不响”的区别落差和由此形成的戏剧张力上的。尽管剧情一开头借爷叔之口强调做生意要讲“派头、噱头、苗头”，剧中人物在衣食住行、待人接物、方言表达上也做足“腔调”。但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逐渐察觉出纸醉金迷的表象下，实力才是最终的筹码——范总掌握货源和核心技术，所以三羊牌能乘势而起获得成功；魏总没有铺货的能力，点八十八只“霸王别姬”也是枉然。那些在生活世界里表面很“响”的人物，譬如精打细算的玲子、众星捧月的汪小姐、做足排场的魏总、泼辣暴躁的卢美琳，往往不能得偿所愿，是要吃些苦头的；那些在生活世界里表面“不响”，但在意义世界中抵达更高精神之境的人物，譬如爷叔、金花、阿宝、李李，反而运筹帷幄，制胜于无形。该剧还从细处体现了人物的“响”与“不响”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变化发展的。从人物间的彼此描述，以及黑底白字的原著引用中，观众得以窥见主要人物的人生经历——爷叔进过提篮桥监狱，金花曾举报自己的亲人，阿宝因贫穷痛失所爱，李李的经历“真可以出一本书”，这已然暗示拥有“不响”的精神意义和心灵智慧是需要经历磨砺、付出代价的。剧中人物的成长规律，往往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正如汪小姐和玲子的变故虽掺杂无数巧合，却最终要归因于自身，才能迎来新的开始。后期这两人也变沉静了许多，映射着她们从“响”到“不响”的精神转变。在人物刻画上，《繁花》有意进行了留白，“单相思大楼”里，史老师精心装扮，等的人却没有来；黄河路上，烟纸店老板景秀在迎来送往中冷眼旁观，却心系汪小姐的一举一动。剧情轻轻一笔，却不深究了，让观众自行想象人物背后那个跌宕起伏、感慨万千的内心世界。这种生活世界里的“不响”非但没有令人物形象模糊，反而使得人物的心灵轨迹更加深邃，从而更引人思索，回味悠长。

文学作品改编电视剧的例子屡见不鲜，《繁花》则独辟蹊径。导演在原作的框架下书写了新的故事——补足了阿宝成为宝总的成长历程，颠覆性地改写一些女性人物的命运，努力彰显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飞速发展、人民奋力向前的时代精神。电视剧少了些繁花将落的沉痛悲凉，多了些通过阿宝等人的传奇故事去引人看那个朝气蓬勃、百花盛开的变革时代，体会那段豪情万丈、鹏程万里的峥嵘岁月。花开花落自有时，不变的是一代代人不屈于命运的奋进之力，不论结果如何，这种力量本身就令人感动。电视剧《繁花》是一重境界，小说《繁花》是另一重境界，把两者放到一起，则极可能在对比中品读出第三重境界来。期望全剧能在彰显中华美学精神的运作思维的“托物言志、寓理于情”之“理”上，在审美宗旨的“形神兼备、意境深远”之“意境”上，在强调“知、情、意、行的统一”之“意”上，更上一层楼，而电视剧时不时援引文学意象，正是要启迪观众“带着繁花看繁花”，去往第二重、第三重更高远的艺术境界探究。作为时下的热播剧，《繁花》引发了观众对两部作品和那个时代的热烈讨论，长周期、高质量的制作模式也给电视剧行业带来新的思考和借鉴，这便是该剧的又一价值。

（编辑：詹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