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于维系霸权 狂人班农欲豪赌美国国运

如何看待和认识世界大势，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一种，是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指出的，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认清世界大势，把握经济脉动，明确未来方向，解答时代命题。另一种，则是试图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面前，为一己之私，冒天下之大不韪，试图将历史从正确的轨道上偏转。2019年5月22日，被《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称为“影子总统”的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冷战活化石、被中国的崛起“折磨”得不时处于癫狂状态的斯蒂夫·班农，在接受《南华早报》电话采访时，再次大放厥词称“把华为公司从西方市场‘赶出去’比中美之间达成协议‘重要十倍’”“他不会止步（于干掉华为），将致力于将所有中国公司从西方资本市场上赶出去”。一时间，各方为之哗然，狂人班农“螳臂当车”的架势，也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从世界资本市场上“将中国踢出去”，是“影子总统”狂人班农，遵循麦卡锡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维系美国霸权开出的疯魔药方。

班农此番言论并不特别出奇，基本上是延续2017年他在日本世界白人保守主义大会上的发言。根据他那自相矛盾的叙述逻辑，绝对不能放任中国梯次实现“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以及5G等前沿技术领域的相关目标，因为这会导致中国首先变成一个技术强国，然后是一个经济强国，最终则是一个金融强国。一旦中国达成这一目标，美国霸权的核心，即通过美元体系构建的金融霸权，就会坍塌。而关键则在于抓住特朗普执政的4至8年时间，“将中国从世界资本市场踢出去”“对中国的公司进行真正的制裁”。要达到这个目标，曾经做到过高盛公司洛杉矶分部副总经理的班农知道，最大的麻烦其实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背景出身的班农非常清楚“资本的贪婪”，尤其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可能带来怎样的结果，因此，他的基本操作，就是用泛化和扭曲的国家安全概念进行政治绑架：2019年4月26日，以“当前威胁委员会：中国”成员的身份接受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班农试图直接将炮口指向华尔街，“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日常运作及其对中国的治理得到了华尔街的资助”“美国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游说机构，而华尔街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投资机构”。熟悉历史，尤其是熟悉美国历史的人，对这种歇斯底里的言论必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参议员就曾经成功地煽动类似的情绪，不仅创造了“麦卡锡主义”这个特殊的词，也让美国陷入了一段黑暗的历史，最终则以自己的身败名裂收场。

班农并不讳言自己对麦卡锡的欣赏。2013年7月，班农在采访当时出版的新书《背叛美国：对我们民族性格的秘密攻击》的作者保守主义权威人士韦斯特时，就明确作出评价，麦卡锡参议员不是恶棍，在反对“共产主义渗透”的十字军运动中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和当下的区别在于，2013年被班农盯上的目标，是“现代流行文化”“好莱坞”“在华盛顿产生深刻影响的穆斯林兄弟会”，彼时班农和韦斯特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被伊斯兰征服”，可能和在这个深信阴谋论的癫狂群体中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即当时的美国总统其实是个穆斯林，密切相关。

笃信“脱钩”和“遏制”来消除中国“威胁”的班农，因其知识结构的落后，价值观的扭曲，以及个性的缺陷，时常处于自我分裂的狂躁状态之中。

班农是一个控制欲和权力欲极强的人，在此前风靡一时的《火与怒》一书中，作者的详细描述可以让读者清晰地发现，从第一次见面开始，特朗普和班农之间的关系就是非常微妙的；自视极高甚至将自己看作是美国“救世主”的班农，从一开始就始终与特朗普处于争夺影响力和领导权的过程中，通过会面地点、肢体语言、议程安排等细节，班农试图支配特朗普的言行举止，进而确立自己的权威；特朗普则通过临时的变化和修改，来进行微妙的反制。但问题在于，从知识结构看，班农的知识结构是过时的，他在20世纪90年代确实以投资银行家的身份在高盛做到一定的职位，但他做的是与媒体产业相关的业务，其关于制造业以及信息技术的相关知识，基本上停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当今世界全球化的产业链、价值链，既缺乏第一手的了解，也没有正确的认知框架。从价值取向来看，班农的价值观是扭曲的，虽然他持续不断地否认，但本质上他的价值观是一种有着显著白人至上特征的种族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要说在全球，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是美国内部，也不是一种能够不加掩饰就行走于阳光下的价值观。因为这种价值观所导向的，是一种被世界大战证明过的灾难。从个性上来说，班农的言行，有较为显著的狂躁特质，观察他在提及美国面临的威胁等问题时，可以看到用表面理性去努力掩饰的内在狂躁。

这种狂躁源于某种意义上由结构性原因导致的自我分裂：班农非常清楚地知道，能够打败美国的，其实只有美国自己。过度膨胀的金融资本，透支未来的消费习惯，以及在对外战略中的虚耗，让美国的霸权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但班农又不能或者说不愿去碰触正确的解药。一如历史经验证明的那样，班农只能走上滥用美国政府行政权力这条邪路，去管制市场和资本，去捏造一个外部敌人，并通过一个强势领导人去应对“外部威胁”，以此来延缓其眼中美国的衰落。这是一场豪赌，班农要对抗的是历史前行的大势，要证明这种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已经被验证过必然走向失败的尝试，能够在今天的美国凭借类似他这种“野生国师”而取得独一无二的成功。班农很清楚能够成功的概率有多小，但他又拿不出可行的其他方案，于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内心分裂，而口出看似惊人的胡言乱语，也就毫不奇怪了。

极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自诩为美国国家利益殚精竭虑，但班农的言论本质上有非常强的反市场属性，美国资本市场其实是不待见这个时常口出呓语的狂人的。根据2017年8月18日的美国财经类媒体消息，当日美国标普指数开盘后先跌了5个点，然后当有消息通过Axios网站传出说白宫可能要解雇班农时，在一分钟里立刻升了7个点，过了一个小时又涨了5个点，当纽约时报确认班农最终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中午12点40分离开白宫时，又往上涨了5个点。班农被从白宫开除，也就是班农至少是在形式上从美国决策核心圈被踢出去这件事情，可以助推标普指数涨17个点，由此传递的信息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意味深长。如今，美国市场同样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的疯狂打压。根据路透社以及纳斯达克网站的消息，数字互联和高通这两家公司，已经开始尝试通过专利授权等方式，“绕开”美国政府对华为施加的禁令，继续保持与华为的合作。

从对外战略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看，班农卖弄的针对中国的各种“解决方案”，本质上来说，都是对美国战略资源的挥霍性透支，是以美国国运为代价的豪赌。有中国问题研究者用所谓“班农主义”来概括班农的各项主张，并将在很多问题上确实受班农影响甚深的本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概括为一种中国从未见过的精妙的大战略，认为它充满了各种“出人意料之处”。这是一种典型的“国王新装式”的自欺欺人。其实，班农也好，本届美国政府也罢，哪有什么传统意义上的战略？以班农来说，无非就是遵循对美国霸权的朴素认识：凭借实力，我就是可以为所欲为；根本无须考虑什么游戏规则，更无须考虑什么破坏游戏规则之后带来的后果。班农根本看不起所谓的建制派，尤其是强调美国应该带头遵循游戏规则的建制派，他拿出的王牌，就是用美国的硬实力硬压。殊不知，其代价是在几年时间里，消耗完美国从二战后开始累积起来的各种战略声望和无形资源，并事实上让美国从引领全球化的核心位置上彻底离开；当班农狂妄地认为美国可以通过供应链优势扼杀华为等企业时，他客观上促进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对很多掌握高技术但缺乏制造能力需要与中国合作来创造利润的高新企业来说，从美国本土搬出去，脱离霸道的美国管辖，构建与中国更加良性的合作关系，成了一种理性的选择。经过一段时间后再来看这段历史，人们或许会发现更加讽刺的现实：班农注定输掉这场以美国国运为筹码的豪赌，他的一切努力，加速而非延缓了美国的衰落。

在中美经贸斗争中，短期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巨大的压力，但坚持走过这段新长征之路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美国将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累积的筹码和优势，在几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里，对着一个目标精准地全部投射出去，当然会形成巨大的局部优势。现阶段引发各方关注的中美经贸斗争，以及美方精准绞杀华为等中国企业而带来的压力，就是因为这种态势造成的。但即使当前美国在产业链和高技术创新领域的优势明显，美国的疲态仍然是清晰可见的：在遭遇中方反击导致美方股市市值蒸发超过1万亿美元之后，美国气势汹汹地转向了试图定点扼杀华为，这与其说是升级，不如说是一种“减兵增灶”“色厉内荏”的“战略转进”，也就是用气势汹汹的战术动作，掩饰战略上的挫败和由这种挫败折射出的脆弱。今天的美国，尽管看似有很多筹码可以挥霍，但是其承受中方报复，甚至仅仅是承受市场报复的能力，远比班农想象的要脆弱得多。

更加微妙的是，当美方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按照狂人班农开出的药方，挥舞着看似眼花缭乱的所谓“组合拳”，要和中国赌国运的时候，除了带来压力，还意外地充当了“义务教员”。正是来自美国的豪赌式压力，打消了那些基于美好假设的幻想，促使中国人团结一致，准备斗争。这也远非癫狂如班农者能够想象的。

2019年5月，在江西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就能把一道道坎都迈过去。所谓“大道至简”，莫不如是。

（作者：沈逸，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