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调查之二】扶贫“蚁贪”

【视频】2016扶贫样本调查：村官贪腐调查

晋陕蒙交界，黄河蜿蜒而过的东岸便是山西河曲县。

在这个贫困县中，鹿固乡辉塔村是著名的矿区严重塌陷村，最近一次进入公众视线却缘于一起扶贫贪腐丑闻：原村支书刘俊雄与原村主任刘憨雄，因骗取“以奖代补”项目资金、危房改造补助金等，上了中纪委“黑名单”。

而900公里外、在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的“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宁夏西吉县，苏堡乡（今震湖乡）张撇村同样“榜上有名”——两名村官何彦庆与王军军，通过办理“低保”优亲厚友，前后领取补贴6万余元。

扶贫如今是这两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工作重心。中央要求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贫困县摘帽，但两个县自我加码，将脱贫时间表提前了两年。

就在脱贫攻坚之时，扶贫资金这一穷人的“救命钱”，成了“村官”眼中的“唐僧肉”。在8月29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的325起扶贫腐败案例中，“村官”涉腐218起，约占67%。

另从中纪委的通报看，扶贫贪腐广泛发生在甘陕川滇黔等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中西部地区，危房改造、低保等则是问题高发区。

相比副省级以上贪官动辄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的贪贿，刘俊雄等4名村官贪腐总额仅25万余元，可谓九牛一毛。但对于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的两村贫困人口来说，不吃不喝也需八十多年才能挣下这笔“巨款”。

扶贫资金从中央层层下发到村，流失在由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上。这也暴露了基层治理薄弱以及扶贫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

“二刘”治村

从河曲县城沿黄河一路向南，穿过30公里九曲十八弯的山路，才能抵达辉塔村所在的小山头。

9月底的辉塔村就像空村，家家户户大门紧锁。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上两三公里，方能见到正忙着秋收小米和玉米的村民。

48岁的吕瑞霞笑称自己是村里最年轻的人。在这个贫困村，青壮年几乎都外出务工。四五年前村里小学停办后，适龄儿童也去了镇上或城里上学。如今，留守村里的只有六七十位中老年人，以耕作为生，他们大多住在几十年前建造的窑洞里，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2830元。

在2011年因刘憨雄举报被“突然”免职前，刘俊雄在辉塔村当了35年的村官。前28年是村委会主任，但不识字的他只是替村支书刘明打下手；后7年是村支书，与他搭档的村主任刘憨雄则是刘明之侄。

刘俊雄见证了辉塔村的发展。山西的采煤业于上世纪末迅速崛起。地下煤矿蕴藏丰富的辉塔村，在1999年成为一些小煤窑的开采区。

煤矿开采从来是祸福相倚，在给辉塔村带来严重后遗症的同时，给村民带来了一定的福利。因是矿区严重塌陷村，村民可以享受政府冬季取暖补贴，即按每户供碳2吨、每人供碳0.5吨的标准，以每吨400元进行补助。

刘俊雄和刘憨雄，从中发现了谋利的机会。

河曲县检察院查明，“二刘”在办理2009年度供碳补贴过程中，虚报私分了碳款14400元，相当于丰年时期10多亩地的年收入。

和供碳补贴的申领一样，作为贫困村的村支书和村主任，“二刘”负责扶贫领域的各类申报评定，如低保户审核、危房改造评定和申请、村扶贫项目的创建等。在充分掌握话语权的情况下，同年，二刘商量向河曲县扶贫开发办申报“整村推进”养殖项目，以每只羊420元的补助款共申请养殖补助13万元。不过，村民每户只分得300元，“二刘”截留了5.11万元。

此后二人仍一起商量如何巧立名目中饱私囊，私底下则各有算计。2010年，河曲县文化体育发展中心下拨一笔5000元的“农村健身场地修建款”，刘俊雄以虚开发票的方式据为己有。

2011年，双“雄”合议收集另外三位村民的信息成立“俊雄养殖专业合作社”，又成功骗取河曲县畜牧局“以奖代补”补助款3万元。

对3万元的去向，河曲县检察院起诉时认定刘俊雄一人侵占，但刘俊雄向看看新闻Knews记者表示，他只拿了7000元，其余2.3万元给了刘憨雄，只是没证据。
有了多次骗取补贴的经验，刘俊雄没有放弃任何可以谋取私利的机会。

检察机关的起诉书显示，2011年河曲县实施农村危房改造项目，正打算为儿子盖新房操办婚礼的刘俊雄以自己的名义申请，领取了11000元补助款。不过刘俊雄并未满足，又以刘建林、刘进良兄弟的户名虚假申请两个危房改造指标，获批后用二人的身份证和存折领取22000元财政补助款。

而当时刘建林兄弟各自住在30年左右房龄的窑洞里。“他当时是村支书，我们也没钱盖房子，就给他了。”刘建林皱着眉头说。在他看来，危房改造的最大门槛，不是补助名额上的限制，而是除了政府补贴自家还能投入多少钱。换言之，危房改造补偿实际是村里有钱人的福利。

惮于刘俊雄村支书的身份，没有多少积蓄的刘建林兄弟将危房改造名额拱手相让。

复杂的乡村派系斗争

刘俊雄猜测，自己很可能就栽在违规申领危房改造上。河曲县检察院查出二刘非法占有公共财物6.54万元，刘俊雄单独非法占有公共财物5.7万元。

但刘俊雄至今想不通，刘憨雄为何会出面举报。二人搭档多年，刘俊雄自认对其并无“不周到”的地方。

尽管无真凭实据，但他唯一能想到的原因，便是出自前任村支书刘明的指使。

与刘明搭档28年，刘俊雄深知刘明在村中权力之大。“当年都是一肩挑，村支书一人说了算。”刘俊雄说。

在刘俊雄看来，乡政府显然对此乐见其成，乡领导需要在村里找个代理人，“只要能管好整个村就行”。

刘明把持村务数十年，而2004年“退位让贤”，事出有因。

刘俊雄回忆，2000年村里因煤矿开采饮用水断绝，时任村支书刘明带着村民封堵煤窑维权，小煤窑老板迫于压力补偿了4万元。但刘明只分给村民2.4万元，“他觉得是他带人要回来的钱，要自己拿着不肯分。”

有村民讨要未果，便动手打了刘明。此事过后刘明心生退意，刘俊雄便提出自己可以取代，但被拒绝。“他说村支书交给别人他不放心。”刘俊雄觉得，事实上刘明舍不得村支书这个位置。

因为村里缺水问题迟迟未解决，村民的怨气越来越大。2004年，刘明决心“退位”，将村支书的位置留给了刘俊雄。作为回报及在刘明的要求下，刘俊雄承诺将刘憨雄发展为党员并参与村务工作。此后双“雄”治村长达7年。

鹿固乡副乡长李慧军如今是辉塔村代理村支书。他告诉看看新闻 Knews 记者，2011年刘俊雄去职后，辉塔村再未选举出新村支书，只好由鹿固乡乡干部代理。

“选谁都不认可，扯皮，这个选举进行不下去。”代理村支书只短短四个月，李慧军已感受到辉塔村内部关系的复杂。

辉塔村党员张雪冬说，辉塔村共11名党员，而刘明、刘憨雄一族的党员就有半数之多，在选举上占了绝对优势。刘俊雄“下台”后，刘明、刘憨雄一族和其余党员相互激烈反对，选举迟迟无结果。

除了党员内部的“两派之争”，辉塔村内部还有更多的“派系”。张雪冬、张彩云、张金枝、刘巨增、刘吉良等村民证实，村内确实存在各派斗争的情况。

“村里开会我不愿意回来，就是吵架。”张雪冬梳理出辉塔村至少四个派别。他们在高达百万元的集体土地塌陷补偿款分配上常常争论不休。

代理村支书者即乡里指定的包村干部。据鹿固乡党委书记邬晋波介绍，包村干部负责指导、协助和监督村干部开展各项工作。此外，扶贫项目、危房改造等具体管理工作，乡里也派专人负责把关审核。尽管有如此多的制度性监督，2011年后只剩下村主任刘憨雄“一肩挑”的辉塔村，依然出现了新的腐败。

河曲县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刘憨雄于2012年领取他人危房改造补助款11000元；村会计刘斌以他人名义申请下来的危房改造款，被刘憨雄截留4000元；2012年和2013年共虚报供炭款53750元。

不过针对检察院的指控，刘憨雄有着自己的说法。他解释，2012年的危房改造补助款是刘明申请获批，但因其迷信不愿拆墙动土，在分管危房改造的时任副乡长李锋授意下，他才支取了刘明的危房改造款。

看看新闻Knews记者试图联系已调任河曲县楼子营镇副镇长的李锋，不过对方先是多次挂断电话，之后关机。

对于截留的4000元，刘憨雄也辩称用于村里五保户的房屋改造。而一位已故五保户的家属称，2012年自家确实重新修整了坍塌的后墙，但记不清楚具体花费多少。

刘憨雄也承认53750元供炭款是“多出来的”，不过他用于村里修路、建造加工房、戏台等公益事业。为此，他特意拿出几份收条、合同、证明等手写材料。但这些材料俱为手写，有的只有签名没有手印，有的日期和签名所用的笔不一致。

最终，河曲县检察院于今年8月29日出具了起诉书，认定了刘憨雄单独侵吞公共财物68750元的事实。

不过刘憨雄的“下台”并非因为贪腐。多位村民证实，村里集体土地塌陷补偿的分配迟迟没有定论，直到2014年末，辉塔村开始村干部换届选举，刘憨雄在与刘巨增、刘瑞鹏竞争村主任一职时落选。

村官做主的“低保”

对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村民而言，触手可及的利益就是低保补贴。

李慧军和多位村民证实，辉塔村最多时有60多位低保户，占总人口近四分之一。

“谁厉害谁吃低保。”辉塔村村民吕瑞霞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厉害”是指在村里有钱有势的，村干部便是其中之一。

多位村民表示，2012年前村里的低保户不少与村干部交好，年轻人吃低保、一家多个低保的现象不在少数。

当时，低保名额也成为村民争相抢夺的对象。办低保村干部说了算成为村民的共识。刘吉良于刘憨雄在职时便是村委会成员，但若给自己办理低保，仍得求助于刘憨雄。他曾以2000元贿赂刘憨雄，岂料低保没办成钱也未退还给他。

李慧军告诉看看新闻 Knews 记者，2012年前低保审核基本靠村干部，然后上报至县民政局；审核基本是针对材料本身，几乎未对申请村民家庭实地调查。更有甚者，有的村民直接找到县民政局，盖完县里的章再到乡里办手续。

“连县里都同意了，乡里也只好盖章通过。”李慧军说。

据李慧军回忆，2012年上半年，原河曲县民政局副局长兼低保办主任余哉江和原河曲县民政局党支部书记申艺兵双双被查，引发河曲县对低保的全面排查。辉塔村低保被取消一半，如今只剩下31名低保户。刘俊雄、刘憨雄二人及家属享受的低保指标，一并在排查后被清理。

而在900公里外的宁夏西吉县张撇村，低保的问题与辉塔村大同小异，也经历了一场低保整顿风波。

相较于辉塔村，张撇村土地更加贫瘠，没有矿藏资源，务农为生的村民只能靠天吃饭。相同的是，村里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务工，留守老人耕种农田。由于干旱，2016年至今的庄稼收成只能勉强保本。

何彦庆2007年开始在张撇村做会计，2012年任村主任，去年11月才接任村支书，但不足四个月便被免职。8月1日中纪委的通报显示，2010年以来他先后办理了8个低保指标，俱通过乡、县两级的审核。

“咱太贪了。”提起低保，何彦庆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低头抽了几口烟。他说，早年给前妻治疗胃癌花去七八万元，加之三个儿子娶媳妇的费用，家中几无积蓄。他因此盯上了低保。

因为无能力添钱改造，何彦庆至今住在25年前的老房子里。

与何彦庆“同进退”的原村主任王军军，2012年以来也先后为妻子和三个儿子办理了4个低保指标，同样无一被拒审。

受何彦庆与王军军事件影响，去年4月始，震湖乡对3512个低保户进行全面排查，并制定了更为严格的低保审核条件，到去年底共排查出2440个不符合条件的低保户，比例高达69%。与此同时，符合低保条件的118位村民被纳入低保。张撇村原有200多个低保，经过清理只留下80余个。

谁纵容伸向扶贫的手

宁夏的张撇村，村主任和村支书的工资是一年1.1万元；山西辉塔村，村干部的年工资更低，只有3400元。而当了村官后，由于村务琐事缠身，村官们基本无暇外出务工挣钱。

“一个月的电话费，加上骑摩托车来乡里办事，这点钱根本不够。”鹿固乡一位村支书诉苦，他们几乎就是义务劳动。

何彦庆也坦言，自己不做村支书后去工地上班，大半年就挣了3万元。

但村官一职在农村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村干部，毕竟机构上是一个国家单位人员，还是有人愿意做的。”在何彦庆看来，村委会并非村民自治组织，而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村官自然也是官。其继任者王旭光也认为做村官是“一件光荣的事”。

除了荣光外，村官也被认为“有利可图”。“因为我们村在矿区，补偿款比较多，所以有人争着当。”张雪冬自认是村里的中立派，对村里派系斗争看得比较清楚。

事实上，村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村民们对此心知肚明。刘俊雄拿走刘建林兄弟的身份证和存折时，曾明确告知是申领危房改造款之用。在辉塔村村民张滔兰和吕瑞霞眼里，刘俊雄和刘憨雄只贪了几万元，比起“大老虎”根本算不上贪腐。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周庆智多年从事村官贪腐研究。“有资源才会腐败。”他在电话中告诉看看新闻 Knews 记者，并逐一列举了当下村官贪腐存在的空间——扶贫、集体土地租售、“美丽乡村”建设等政策都是村官主导实施；具体到扶贫领域，危房改造、扶贫款、低保等，自然也是村官贪腐的资源。

为了防范扶贫贪腐，贫困县建立了包村干部、包片干部、危房改造或低保具体审核干部、以及县级审核等至少4重监管。但鹿固乡副乡长任志军说，虽然名义上多名乡干部监管一个村庄，但操作中只有一名实际分管的乡干部在把关全乡危房改造、低保等审核工作。

鹿固乡副乡长李慧军也坦言，乡干部分管几个村疲于奔命，所以会倚重村官及其递交的材料。没有实地考察的监管，给村官造就了腐败的空间。

“没有监管到位。”河曲县扶贫开发中心副主任郭玉成总结道，扶贫的各项规章制度并不缺失，欠缺的是完善的监督机制。

周庆智认为，村官亦官亦民的双重身份是贪腐滋生的另一背景。在村级自治组织行政化的情况下，面对村官被赋予的“行政权力”，乡规民约、监督小组等自治体“其实都可有可无”，发挥不了监督作用。辉塔村实际是刘俊雄和刘憨雄二人轮流“把持”，村委其他成员和普通村民无异，都被封锁信息；而在张撇村，办理低保只要村支书或村主任点头，从未有过任何公示。

因为前任村官贪腐，如今无论辉塔村还是张撇村，村民对现任村干部的信任都大打折扣。就在9月底，河曲县纪委在鹿固乡办公室约谈了4位村民。被约谈的刘命与李慧军证实，有村民举报现任村主任刘巨增贿选，县纪委为此展开了调查。

（编辑：超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