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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的“新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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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23 11:32

作为一座移民城市,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在上海的都市魅力中,潜藏着每一个个体,深深的不安全感。


1958年,黄佐临导演在著名电影《三毛学生意》的开头,用了一段纪录片中,上海解放前的街头影像:外滩的高楼大厦,排着队的时髦男女,莫名奔走的人流,眼前的这一切,吓倒了刚刚从苏北坐船来上海讨生活的三毛。



这就是上海,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都市,在贫困乡村,占据大多数版图的中国,人们相信,上海就是一个传奇,那灯火通明的不夜城,是成就每一个人梦想的希望城堡,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他们的目的地只有一个。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华灯起,乐声响,歌舞升平”,周璇在《长相思》中演唱的这首经典名曲,在之后的大半个世纪,几乎成了上海的代名词。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电影,对城市的描述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这是一种身处在城市中的人,对认识自我的本能反应,这座城市从哪里来,而我们自身又将要到何处去,导演们在追问这座城市和每一个个体的时候,潜藏着难以把握这个世界的焦虑和不安感。


和每一个移民城市一样,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移民人口占到了居民的80%,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难以维系生活的农民。



正如电影《万家灯火》中吴茵饰演的母亲,因为得知大儿子胡智清在上海“生活富庶”,便携带全家来到上海投奔老大,希望能在城里幸福的生活下来。


对于新来乍到者,最具都市特色的那些新鲜事物,带给他们的往往不是兴奋,而是困惑。在同乡聚会中,受人尊敬的老太太,完全感受不到城市的好处:


上海人笑话我们什么呀?他们要是生在乡下,还不都是乡下人。



如果说“迷失”只是都市现代性的一种表现,那么,更让人尴尬的是城市对个体的改造,初来乍到的农村人,一直以来所尊崇的生存法则,往往会受到困境。


可是他们必须告别过去,在城市里生存,甚至必须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这也许是每一个曾经闯荡上海的人,心中难以言表的痛。




生活习惯没办法,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吃香蕉还不是连皮吃。


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城市带来的活力和希望,远远超过被改造的痛苦,那些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他们不再将自己的未来寄托在象征着愚昧和落后的农村,而上海才是他们理想之地、初生之地。


《十字街头》中的这群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上海谋生,他们饱尝了失业和就业的悲喜,在融入上海的过程中,他们无疑是学的最快的。


他们没有亲人间的互相关照,一个人承受挫折,或与朋友分享快乐,尽管吵吵闹闹,还有点孩子气,但是,他们对于未来充满着憧憬。



告别远方家人的祝福,在繁华都市的十字街头,他们初出茅庐,怀抱着自己的梦想,艰难地成长,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质,虽说遭逢乱世,也必须抱着积极努力的心,这是来到这个世界而活下去的理由之一。


上海是文艺青年的理想之地,社会风气的开放,商品经济的发达,因此带来了文艺上的先锋视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时代潮流中,亭子间作家或许是最具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人物,鲁迅,叶圣陶,茅盾,几乎没有一个闯荡上海的作家,没有在亭子间居住过。




电影《都市风光》中,唐纳所扮演的文学青年,就是住在亭子间,在上海,亭子间指的是石库门楼房,一楼到二楼的楼梯中间,不到10平米的房间,虽然地方局促,冬冷夏热,却租金低廉,每一个囊中羞涩,却要闯荡上海的文艺青年都有过住亭子间的经历。


作家木心说:


也许只有住过亭子间,才不愧是科班出生的上海人,而一辈子脱不过亭子间,也就枉为上海人了。



不过,如果亭子间的房客,是一个家庭,那么这位太太就会被称为“亭子间嫂嫂”,电影《乌鸦与麻雀》中的亭子间里,住着穷教师华先生一家,这里的“亭子间嫂嫂”华太太,善良、知书达理,虽然家境穷困,却能在方寸空间中相夫教子,维持着还算体面的生活。


老上海电影塑造上海的神话,除了对歌舞升平的描写之外,同样表现在对于衣着光鲜的上班族生活的描写。



但是,当下班回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住在石库门弄堂里,弄堂是这座城市重要,也是最富特色的建筑空间,成千上万条石库门弄堂,构成了普通上海人最亲切的生活场景。这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霓虹灯,只有芸芸众生的柴米油盐。


电影《万家灯火》中,因为被上海神话吸引,而到上海住到大儿子家的母亲,当她看到而儿子的家时,神话迅速破灭了。大儿子住的的确是洋房,只不过是洋房中的一间。



这样没有私人空间的场景,很多上海人并不陌生,弄堂里的人家,又有几个人没有经历过这种,每天挂帘子、搭铺而睡的生活呢。最后大儿子想出了解决之道,和房东太太商量,在晒台上搭出了一间房间——正是这种沮破,却让人从绝望中生出了希望。为了家人,人们生机勃勃地投入到同命运交锋的生活中。


作家张爱玲曾说过:


上海人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这里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特的智慧。




不算煤、不算米、不算房钱,看每天吃这点素菜,就得十来万。他们不好活,我们也活不好。


这也许就是外地人眼里的上海人形象,精于算计,计较得失。


1935年,顺德里35号,一栋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统共住了六户人家,他们非亲非故,却同住屋檐下,他们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最大多数的群体,小市民。影片《新旧上海》,用中国电影史上少有的长镜头,将这座城市中小市民的生活场景一一描绘下来。


镜头从亭子间窗户往下移,看到了煤炉,这里应该是上海人叫的灶披间。



二房东吕太太正要烧早饭,往锅子里倒开水,这就是上海人通常处理隔夜剩饭的方法。



省吃俭用的二房东吕老太,住在后客堂,每天不到7点还要叫醒一位房客,住在阁楼里的穷教书匠,陈先生。


一楼统厢房里,传出孩子的啼哭声,吕老太便会下意识地俯下身来往里窥探,她经常用这样的方式,关注房客的一举一动。



清早如果门铃响起,那一定是一夜未归的舞女孙如梅和俞连珠。她们合住在二楼客堂间。


在他们隔壁的厢房里,住着一对夫妇,袁瑞三是大成丝厂的职员,别看他每天起床精心打扮,准备出门,其实,他最近刚刚失业,按照他的说法:


歇了生意的事情是不能让人知道的,面子要紧……二房东老太婆一早就坐在客堂里,每天看着房客一个一个地出去,我要是不出去,她要奇怪的。



即便是小小的人际圈子,做人的面子也是最要紧的,维持面子,其实和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除了让二房东太太不急于问自己要房租,还得让生意场上的朋友看得起自己,袁先生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已经失业了,其实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个残酷社会里,寻找生存的机会。


就这样,五方杂处,把自己的口音连同生活习惯带到了上海,慢慢地,就有了上海屋檐下的七十二家房客,大家互相学习,集体模仿,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那个,他们曾经羡慕又鄙夷的上海人。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根,但是,自己却成为了他们后代在上海的根,也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根。这其中,无论经历过多少的辛酸和屈辱,荣耀和荒唐,都随着雨打风吹而去了,被糊在了历史的墙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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