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业回流大都市：从企业的选择看城市功能的变化

一、大企业纷纷回流大都市

1769年，第一家现代意义的企业——水力纺织厂，诞生于当时英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诺丁汉，从那时起城市的发展与企业的成长就相生相伴。然而五十年前，由于高运营成本、高城市犯罪率等原因，许多企业开始将公司总部从市中心搬迁至郊区，一度制造了所谓“田园资本主义”。

但2007金融危机以来，城市的价值重新得到企业的珍视，正如《经济学人》所报道的，越来越多的大企业选择搬回市区，其中最为引入关注的就是通用电气（GE）。GE 1974年放弃纽约市而选择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68英亩的办公园区。而现在，受到康州高额的企业税影响以及企业对于高端人才的渴望，GE重新从田园般的郊县园区迁移至波士顿海边。波士顿完备的科教体系和丰富的人才资源，以及1.45亿美金的财政扶持让GE无法拒绝。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在声明中称，“我们希望成为数码-工业领域领导者，而波士顿是与我们有着共同愿景的生态系统的中心”。除此之外，摩托罗拉、波音、网络零售商Zappos、亚马逊、丰田汽车、埃克森美孚等行业引擎企业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拥抱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大都市。在“城市回归潮”中悄然搬家的不仅仅是大型企业。理查德•佛罗里达表示：“除了GE、波音，如今我们还可以看到众多的风险投资商、甚至初创企业也在回归城市中心的大潮中，在北美西海岸，这样的现象尤为明显。”

二、城市功能正悄然改变

过去五十年，欧美各国对城市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对城市中心区域进行有规划的再生和促使贫穷地区再发展，并提出了城市复兴计划。从城市更新、城市再开发等策略，向城市复兴计划的转变，暗含了城市对于人的内生需求新的理解，以及对于城市功能新的要求。可以说大都市的复兴与崛起是伴随着城市对于人的关注，以及城市功能的转移和提升。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变革的到来，企业的生存模式已非传统工业化时代单纯关注成本与效率，产业复合化和要素集聚化的大都市更能给企业带来价值增长的想象空间。

因此，观察企业与城市间的互动关系，企业迁徙动力来自于对精英阶层的追逐，以及产业变革引起的对于产业生态和要素组合的内生要求，而多元化的城市功能为现代大企业生产销售提供了最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最为优良的产业生态。故与其说企业拥抱城市，不如说企业拥抱市场竞争的价值规律，而复兴后的大都市正以丰富多元的城市功能期待着企业再一次的历史选择。研究西方大都市城市功能的变化，及其对于企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发现新的趋势正在逐渐形成。

服务功能的价值转移。二战后，欧美大部分城市都面临建筑老化、公共设施不足、交通拥挤、社会问题严重等问题，大量社会精英选择逃离城市，都市一度失去了原有的光鲜和活力。八十年代以来，部分西方城市在寻找可持续发展道路时，提出了“回归城市”的号召，就是要回归到人性尺度形成的城市形式，重新认知城市作为市民生活空间存在的基本价值。上世纪后十年以来，欧美大都市陆续推出城市更新项目使得老牌城市的基础设施得以提升，如“‘一个纽约’规划”、波士顿交通改造项目、大伦敦的“机遇增长区域和强化开发地区规划框架”等。《经济学人》在其报道中称：年轻的专业人士重新征服了交通不便的区域，在城市里生活、工作、休闲的体验不断提高，郊区反而成为交通问题的重灾区。此外，随着政府对于治安环境的持续投入，美国老牌城市的犯罪率显著下降，大城市的自杀率十年间下降16.8%。现在，城市正成为千禧一代大学毕业生的吸铁石。

生产功能的价值提升。随着技术变革和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发展，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生产的复杂度不断增长，企业发展对产业生态的依赖更为倚重。而城市更新与复兴作为空间重组的重要手段，在提升城市产业竞争力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东伦敦科技城、纽约硅巷都是城市复兴过程中产生的新兴产业空间，城市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和产品制造的生产功能价值持续提升。哈佛商学院教授戴维•J•科利斯在解释巨头企业回流潮时表示：“如今的大城市相比30年前无疑吸引力是上升的，因为它不仅提供更多的税收优惠，而且在集聚创新要素，特别在吸引年轻人才方面，也使远郊地区望其项背。”

市场功能的价值演化。近年来，随着社会化媒体驱动的人际互动行为不断丰富与深化，消费者更多地自发选择与生产者合作，如以小米为代表的社会化价值共创开始兴起，从实体价值链到价值矩阵，到柔性价值网的构建，要求创新型企业紧密地贴近市场。在这一背景下，只有大都市才能提供庞大、丰富、多元的消费市场，城市的市场功能为企业产品创新所提供的价值巨大。以GE为例，公司计划在波士顿市区的新总部基地打造一个类似“开放博物馆”的设施，向公众展示诸如3D打印等最新技术，用GE运营与发展总监安•克利女士的话来说，所有这一切旨在打破历来大企业总部与社会区隔开来的高冷感，让企业与市场更贴近，更亲和。

文化功能的价值凸显。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其《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指出，创意对经济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使得创意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基本特质开始渗透到生活和社会之中。美国3800万创意阶层的崛起是美国创新体系最重要的基石。大都市是承载人类社交、文化、梦想的地方，只有城市拥有足够的受教育人口规模和密度，才能为孕育面向创新的文化提供基础条件。巴黎左岸、纽约格林尼治村等存在于大都市中的创意社区，都是整个国家形成、认同、延续和传承高水平创新文化的社会载体。

创新功能的价值兴起。城市，一定意义上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它代表的核心内涵是经济体，发展经济是其与生俱来的功能。而在创新驱动的当今，城市的创新功能其本质就是经济功能。与此同时，企业价值创造的方式已发生重大改变，从传统追求效率、控制成本，转向产品创新和高端供给。因此，创新作为城市未来发展的价值追求和文化认同，与科技型企业有着高度的契合，企业拥抱城市即拥抱获得成长的机会。

三、启示

比尔•毕夏在《大分类》中指出，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根据工作和社会价值而聚居于特定区域，而城市是大部分年轻人的首选地，企业回流城市伴随着对于创新要素的追逐，同时也反映了企业对城市功能价值的认可。这一趋势变化带来以下启示：

一是城市要关注人的价值追求和内在需求，为人的发展提供平台。理查德•弗罗里达认为全球性的价值观转变已经发生，即从重视经济增长转为重视生活方式，英格哈尔称之为从“谋求生存”到“表达自我”的转变。面对全球价值观的变化，城市要关注人的价值追求，塑造符合个体需求的城市功能，让企业为了人才拥抱城市，享受城市带来的价值。

二是要将创新纳入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让其成为鲜明的城市品格。科技进步与产业变革带来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创新已成为城市最为核心的功能。城市管理者应当将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塑造符合创新规律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环境，使创新的种子根植于城市每个领域，让创新成为城市品格，为企业成长提供更为有效的价值。

三是城市要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哈佛商学院科利斯教授指出，“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总部如今经历着重要的解构和重组，例如最高行政班底可能在某一市中心，但依然可以在科罗拉多州建立总部后勤功能，也可能在瑞士驻扎金融投资团队，在英国设置税务部门……”这一趋势启示城市管理者应当充分发掘城市或区域的基础禀赋和比较优势，在科技、金融、法律等领域形成差异化特质，吸引企业的功能型总部落户。

四是城市与企业是相生相伴的有机体，城市的发展需要企业注入活力。城市与企业都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产物，它本质上是承载社会关系的一种载体，有着高度的依赖性。企业回归城市表明了两者在经济社会功能上的高度适配，但即便如此，这也不是唾手可得的自然现象，其背后蕴藏着大城市间的竞争。因此，城市管理者要更多地尊重企业的价值，赢得企业的认同，毕竟企业是会流动的，城市只是建筑在社会要素之上的物理空间。

（作者：乐嘉昂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战略规划研究室 助理研究员   朱学彦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战略规划研究室 副研究员）

（编辑：潘妮 孙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