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 视频｜摇摇晃晃的人间：每年约有4万个脑瘫孩子诞生

脑瘫，即脑性瘫痪，主要表现为中枢性运动障碍、肌张力异常、姿势及反射异常。它是引起儿童残疾的主要疾病之一，部分患儿长期存在肢体畸形、智力障碍等后遗症。

2013年，一份对全国12省市32万余名1-6岁儿童进行的脑瘫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脑瘫发病率为2.48‰。据此估算，我国14岁以下脑瘫儿童约有500万，按每年1600万新生儿数量估算，每年新发生脑瘫约4万例。

三年前，以一首现代诗《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而一举成名的女诗人余秀华，就是一个有着“聪慧的大脑和敏感的心”的脑瘫患者。

十岁依然离不开尿布：一个单亲母亲的十年苦守

2012 年，金雨林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刚开始那阵子，我连跳楼路线都想好了。”

白芸的孩子金雨林在出生51天后被查出患有青光眼，然而青光眼治疗手术结束后，这个38岁高龄产妇的噩梦却并没有结束。

“他做完青光眼手术已经半岁了，其他小孩半岁都会爬了，他却一身都软软的，什么表情也没有。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的头就往下栽着抬不起来。”白芸带着孩子去了深圳北大医院，医院的检查结果是“胼胝体较小，发育不良。”孩子被确诊为重度脑瘫，伴智力低下和低视力。

确诊之后，孩子的父亲对外宣称“就当没生过这个孩子”。孩子两岁时，夫妻俩终于离了婚。每月1000元的抚养费，是父亲唯一的付出。然而这笔费用对一个带着重度脑瘫患儿的单亲母亲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儿子先天性青光眼术后并发视神经萎缩，需用药物维持眼压，出生后反复发作的支气管炎也仍需治疗用药。

“他现在拉屎拉尿都还要包尿片，每个月光是尿片的支出就要两千块。”十年来，白芸花在儿子康复和治疗上的费用已经超过百万元，儿子这些年的住院单连起来有数米长。2013年12月，为了继续支付儿子的康复费用及归还前期债务，她挣扎着卖掉了婚前买的按揭房。

母子俩的衣食住行，孩子不能间断的康复治疗，没有一处不需要钱。白芸不能没有工作。之后，白芸在深圳沙湾医院做护士，出去工作的时候，她只能把孩子锁在家里。“我们请不起保姆，他又不会自己解决屎尿问题，没有人愿意照顾他。”

金雨林到今天还是没有办法开口喊出一句“妈妈”。

当初那个浑身绵软的婴儿，到去年10岁才终于能摇摇晃晃走路，十年的光阴里，母子二人共同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生死抉择和历练。

2012年，曾有一位脑瘫患儿家长给深圳社保局写过一封陈情书，建议将“脑性瘫痪”纳入深圳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大病的行列，以减轻脑瘫家庭的经济负担。如今五年过去，他们依旧在等待。

康复：贯穿一生的拉锯战

康复师正在给贾般做康复 李毅 摄

王睿趴在一个鸡蛋形的康复球上，肌张力异常使他过分瘦削的身体像一张绷紧的弓。肌张力是指肌肉静止松弛状态下的紧张度，正常的肌张力是维持身体各种姿势以及正常运动的基础，而脑瘫儿通常都存在肌张力过高或过低的问题。

康复治疗师抓住王睿的脚踝，用力地将他在球上推来又拉去。整个房间回荡着王睿撕心裂肺的哭喊，那痛苦的哭叫如此尖锐，仿佛要冲出紧闭的大门。王睿的脸涨得通红，眼睛里蓄满泪水，难受得只会反反复复地喃喃两个词。

“救救我”和“不要”。

王睿妈妈，比任何人都清楚儿子此刻的痛苦。“一般小孩学跳舞，做牵拉都会哭，他们（脑瘫儿）牵拉的程度比学跳舞的还厉害。”因为肌张力异常，他们的身体也远没有普通人那么灵活。

但是王睿妈妈异常平静，她甚至警告儿子不要吵醒隔壁正在午休的邻居。

俯卧在瑜伽垫上的王睿翘起的上身和小腿将整个身体弯成半月形，康复师每一次标准而毫不留情的下压都让人忍不住担心那个脆弱而僵直的身体会不会在下一刻断裂开来。

这是王睿每个下午的必修课，而他每天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每天上午，王睿由父亲送到小学上半天课；下午，王睿妈妈请来的私人康复师会给他做一套三到四小时的康复训练；晚上，他还要到星光特殊儿童康复中心做感觉统合训练和言语相关的练习。

康复训练是贯穿每一个脑瘫患儿一生的必修课。“我们没办法讨论舍不舍得他遭受这种折磨”，面对这样一个孩子，“光是心疼没有用”。王睿妈妈清醒地知道什么才是对儿子最好的。

在正常人眼里，走路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对于重度肢体残疾的脑瘫患者家庭来说，学会走，无疑是康复这条幽深隧道中的一点亮光。为了追求这点光亮，他们往往要花费数年时光。

0-3岁被称为脑瘫患儿的“黄金康复期”，患儿的年龄越小，脑的可塑性、代偿能力就越强。所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也就成为了脑瘫康复的现代理念。

早年因为并发癫痫、肌张力手术以及意外摔伤，王睿的康复训练一度被耽搁。他现在已经13岁，3-14岁这一阶段的康复训练效果与“黄金康复期”相比已经大打折扣，但王睿妈妈还在努力争取14岁之前这段时期，她几乎是在与时间赛跑。

为了不让儿子失去原本可能拥有的自理能力，王睿妈妈从不过分纵容，“如果我们现在做一些努力能让他最终改变，为什么不试着让他以后的生活更好一些？”

同为脑瘫患儿的贾般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康复训练 李毅 摄

两难抉择：特殊教育还是普通学校？

在连绵不绝的火警警报声中，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正在艰难而尽快地向操场转移。

2017年3月1号，记者来到元平特殊教育学校时，这里正在进行消防演习。

元平学校是深圳市目前唯一一所公办的特殊教育学校，根据年龄划分，学校目前有六个脑瘫班，唐心是其中一员。元平学校原则上只接收深圳户口的特殊儿童，免学费和住宿费，在这里上学的孩子只需负担每月数百元的伙食费。

元平学校教学楼下的阶梯上，十几个妈妈们坐成几排，有的在打毛衣，有的在做手工串珠，而她们的孩子正在教室里上课。

该校脑瘫组教育教学组组长徐勇告诉记者，凡是需要坐轮椅的孩子基本上都需要家长陪读。还有其他一些肢体障碍比较严重的孩子，上厕所时也需要家长辅助，否则老师根本照顾不过来。

唐心在妈妈的帮助下完成课堂上的手工作业 李毅 摄

元平学校有70名脑瘫患儿，配备有20多名特殊教育老师，徐勇表示，这个接近3:1的配比在国内来看是比较不错的了。

但深圳职康协会理事长颜家睦仍旧鼓励更多的特殊孩子到普通学校去上学。在他看来，即便特殊教育学校设施完善，它仍旧像一个牢笼，困住了很多原本有机会到普通学校上学的孩子，将他们与社会隔绝开来。

“在普通学校成长起来的孩子，和这些特殊学校的孩子完全不同，他们是自然生长的。特殊学校的孩子与社会格格不入，很难适应社会，特殊学校画了一个圈把他们圈起来了。”这是颜家睦和身边的特殊儿童家长反反复复强调的一个观念。

深圳元平特校脑瘫班的教室里统一设置了专为肢体障碍学生定制的“引导式桌椅”李毅 摄

“我的孩子是脑瘫，能去哪儿上小学？”

当深户、学区房、适龄儿童，遇上重度脑瘫，小一学位申请还能顺利吗？

张春凤从去年开始就在心里盘算着给儿子申请附近小学的小一学位。家里是深圳户籍，又是在学区内，按照正常的报名标准，无需过于担心上学的问题。可是，儿子郑昊然情况比较特殊，由于出生后小儿黄疸治疗不及时，9个月时被诊断为混合型脑瘫，肢体一级残疾，属重度残疾。

所幸孩子的智力基本未受影响。经过这些年的康复，在妈妈的搀扶下，昊然能迈着脑瘫典型的“剪刀步”吃力地走路，对于一家人来说，这已经是非常令人欣慰的“战斗成果”了。

可昊然还不能独立行走，生活也无法自理。“你说他这样的情况，也不知道普通学校收不收。”张春凤很是忧心。3月7号是郑昊然的8岁生日。按照6岁入学的标准，昊然现在本应该坐在小学二年级的教室里上课。“再不上学，我怕把孩子给耽误了。”

郑昊然遇到的问题也是很多脑瘫家庭的共同难题——“我的孩子是脑瘫，上学能去哪儿？”

2017年2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公布修订后的《残疾人教育条例》，提出“推广融合教育，保障残疾人进入普通幼儿园、学校接受教育”。这个消息在特殊儿童家长的朋友圈引起转发高潮，这对郑昊然等特殊儿童来说无疑是福音。

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特殊孩子一般进入特殊学校学习。但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我国逐渐引入了融合教育的理念。早在1989年，国家就在北京、河北等地开展了视听残疾儿童随班就读试验。

时近30年，深圳的融合教育也终于步入正轨。2016年，深圳市教育局出台了随班就读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根据残疾学生分布情况，将残疾学生相对集中的普通学校作为随班就读定点学校”，并指出义务教育阶段各类附设特教班、随班就读的学生涉及的生均公用经费，均按普通学生标准的10倍拨付。

但即便有机会，也不是每个家长都能毫无顾虑地将孩子送到普通学校。

患有轻度脑瘫的品品在深圳市一所普通小学随班就读。但他觉得“很孤单”，他下课就一个人去看书，或者去驻校社工付姐姐那里。因为自身的疾病，他和学校里的同学始终有着或深或浅的隔膜，难以完全融入其中。

同样有两个轻度脑瘫儿子的余强也在将孩子送入普通学校还是特殊学校之间挣扎。不止一个家长担心将孩子送到普通学校会“受别人欺负”或是遭受歧视。斟酌过后，余强还是把大儿子送进了元平特殊教育学校。

“2017，希望走路稳一点。”

“能考上高中。”

“希望能和正常小朋友一样。”

这是一些脑瘫患儿的家长写下的新年愿望。但从康复、教育，到就业、融入社会，他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生，抑或不生：脑瘫家庭的二胎抉择

曾有人戏称，养一个孩子要消灭一个百万富翁。

2004年，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曾对上海市徐汇区做过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一对父母将一个身体健康的孩子抚养成人，平均要花费49万元。

经过13年的发展，国内GDP从18.2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74.4万亿元，生养孩子的成本也不断水涨船高。这还只是普通孩子家庭的经济账。对已有一个脑瘫患儿的家庭来说，“生不生二胎”，他们内心翻涌着更大的挣扎。

张春凤曾想生个二胎，但她几番权衡，还是选择放弃。

她的儿子郑昊然出生不久即被诊断为脑瘫。已经8岁的郑昊然每天仍需在康复中心进行康复训练，一个上午要花费200多元，一个月下来便是6000多。对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来说，这笔费用已经让家里十分拮据，如果再要个二胎，无疑是雪上加霜。

张春凤更担心的是，一旦生了二胎，两个孩子都难以得到父母全心全意的照顾，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亏待。“感觉对两个孩子都不公平。”

郑昊然是重度脑瘫，出行必须坐轮椅，生活也无法自理。周围的朋友都劝张春凤再生一个，好让郑昊然未来有个依靠。张春凤却不得不为那个想象中的孩子考虑：“如果它一出生就背负了照顾哥哥的压力，那也太可怜了。”

相比普通家庭，已有脑瘫患儿的家庭生二胎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精神压力。

一旦生下一个脑瘫宝宝，对家长来说就是长期的心理阴影：“很怕，这样的事情经历过一次，真的经不起第二次。”

到目前为止，脑瘫是否有遗传因素，医学上尚未给出一个定论，但这些年张春凤确实碰到过不少这样的家庭——第一胎是脑瘫，第二胎仍旧是。

张春凤家的郑昊然却不想再有个弟弟妹妹，这并非出于自私。

“妈妈…带我一个…已经…够累的了…”因病而口齿不清的郑昊然，一字一顿，艰难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张春凤站在一旁，红着眼睛看着儿子说出这番话。

脑瘫母亲的桎梏人生

三岁的陈晓贺被奶奶抱在怀里，他的身体像一颗弯曲的豆荚。啃完半个苹果，他无意识地在地上撒了一泡尿，尿骚味儿迅速充斥在这个不到30平米的小屋里。而他的弟弟，陈晓均，仅比他小了一岁，也学着哥哥也在地上撒了一泡尿。

程玲一边嘟囔着骂小弟弟，一边用拖把在地上随意囫囵了几下。“如果没有这两个孩子，我现在可能已经开了几家美发连锁店了。”程玲说道，“怀老大的时候生意特别好，店里每天都爆满。”

程玲原本在山东老家从事美发行业，大儿子陈晓可被诊断为脑瘫后，她放弃了老家的美发生意，带着儿子到北京、上海等地四处求医。最后留在深圳，是因为她觉得这里的气候适合陈晓可调理身体。只有陈晓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还会去工厂上班，她的丈夫也在同一家工厂做司机。后来她再次怀孕，只能留在家里养胎并照顾陈晓可。

几个月后，二儿子陈晓贺出生了，但出生后不久也被检查出发育迟缓等和哥哥相似的病状。后来程玲又意外怀上第三胎。这一次，与两个哥哥不同，小儿子陈晓均是个活泼健康的小男孩。家里三个孩子，她照看不过来，只好叫来在老家的奶奶帮忙。

第二个孩子也查出是脑瘫以后，孩子的奶奶就经常和程玲吵架。程玲趁着奶奶带小儿子出门遛弯时悄悄对记者说：“我去年给陈晓可搞轻松筹治病，爷爷奶奶不愿意，觉得没面子，山东老一辈人的思想，好面子”。

程玲一家原本在山东的生活还算富足，有房有车，但是自从生下孩子后，这些年家里的积蓄都给大儿子做检查和康复，已经没有钱可以给老二看病。

“有了这三个孩子以后，我饭都没吃上一口热的。我现在已经没资格生病，也没资格绝望，孩子在这里，必须坚强。还得面对，还得生活。”程玲平静地说出这句话，仿佛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陈晓可不能去普通学校上学，只能去特殊学校。程玲出门时，用腰墩背着十三岁的大儿子，怀里抱着二儿子，挤上深圳早高峰的公交。

程玲从17岁开始做美发，终于在27岁时事业有了起色，现在已经37岁了。一个女人梦想中的事业仅仅做了十年，她就被现实拉入了照顾三个孩子的的无底洞里，有时还要忍受家人的埋怨与白眼。这样的十年还要经历几个，程玲也不清楚。

像程玲这样的脑瘫患儿母亲，还有很多。

二胎，生还是不生？对脑瘫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

在脑瘫家庭中，大部分是由母亲充当起照顾孩子的角色。相比于普通家庭，脑瘫患儿的母亲需要全天候照顾孩子，即使孩子到了入学的年龄，这些母亲也不能够完全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学校，许多重度脑瘫患儿还需要她们寸步不离的照顾。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母亲不得不放弃她们的事业，将生活重心完全转移到家庭。

这些母亲因为脑瘫患儿，减少了与社会的接触，失去了可以拼搏的事业，这些患儿母亲的人际关系网变得越来越单薄，家庭地位也渐渐不如从前。

墙上的时钟指向了十二点，下班回家午休的陈晓可爸爸进了门。上一秒还停留在对往事回忆中的程玲恍然惊觉，自己竟忘了做午饭。于是这个三个小时前刚忙活完三个孩子早餐的女人，又陷入了厨房的锅碗瓢盆里。

在那一刻她明白，自己与曾经热爱的那份事业，这辈子怕是再也没有缘分了。

为保护隐私，文中部分脑瘫患儿为化名。

（特约记者 林淑婷 汪晓华 徐曼宁 符丽娜 付琳 李毅 看看新闻Knews记者：赖瑗 编辑：曾小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