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 敬佩“丹娘”斗争到最后一刻，江姐也做到了

江姐在中国家喻户晓，电影中的江姐，歌剧中的江姐，教科书中的江姐，还有小说《红岩》中的江姐。今天，我们就以纪录片的形式，和您一起再一次走近江姐，江竹筠。

“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亚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这是同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何雪松献给0384号囚徒江竹筠的短诗《灵魂颂》。

江竹筠就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江姐。

特务来提人了，让江竹筠和李青林等“转移”。监狱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江竹筠换上了一件蓝布旗袍，从容地梳好头发，搀扶着战友李青林向同志们告别。

她是母亲。母亲的心里牵挂着儿子。赴刑场前，她将一张全家的合影带在了身上。这是一家三口唯一的照片。丈夫已在一年前遇害。而今天，她也将献出生命。但作为一个母亲，她放不下年幼的孩子。人们在她最后的遗书里看到了这样的文字——“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

这一年，儿子彭云三岁，江竹筠29岁。

15天后，重庆解放。

四川自贡  江家湾  江姐故居

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生于这个山村农家，小名雪琴，是这个家里第三个孩子，前两个都夭折了。

父亲常年不在家。受过蒙学，知书达理的母亲李舜华带着童年的江竹筠。

1928年，江家湾遭遇罕见的旱灾，颗粒无收。很多乡邻因吃了观音土而毙命。母亲带着江竹筠和弟弟逃荒到重庆，投靠在重庆当医生的三舅李义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父亲也失业了，一个人回了家乡，几年后病故。熬了两年，好强的母亲带着她和弟弟离开三舅家。为养活自己，供弟弟读书，江竹筠跟着妈妈到南岸大同袜厂当童工。这时她只有10岁。

为了能多挣点钱，她每天工作12个小时。因手脚伶俐，这个瘦弱的小女孩一天的工作量很快就赶上了一个成年女工。但两年不到，她就病了。

母女俩被袜厂辞退了。这是1932年，江竹筠12岁。幼小的她感受到生活的重压，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劳而获，灯红酒绿；有些人，像她的母亲，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依然衣不蔽体，食不饱腹。

她终于有了一个读书的机会，三舅安排她和弟弟进了教会办的孤儿院小学。也许是太渴望读书了，这个苦孩子异常珍惜，她的发奋令人难忘。

在这个小学里，江竹筠认识了被她称为启蒙老师的丁尧夫。

传说共产党是红眉毛，绿眼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丁老师却从不说这些。他只是讲故事，讲鸦片战争，讲辛亥革命，讲东北沦陷，给大家介绍秋瑾，刘和珍等烈士。

警察把丁老师抓走了，说他是共产党。老师消失了，今天连一张照片都找不到。江竹筠哭了，她不明白为什么要抓走这样好的老师。江竹筠心里因此有了一个朴素的想法：共产党应该是好人。她要做一个像丁老师这样的人。

1937年7月，全国性抗战爆发。重庆成了大后方，一下子有了很多的书店。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也在重庆发行了。因仰慕丁老师，想了解共产党，已经读中学的江竹筠说服妈妈订了一份《新华日报》，这个清贫的家里破天荒地奢侈了一次。

1939年春，江竹筠考入从上海流亡大后方的中国公学附中读高中。江竹筠阅读量很大，哲学、政治、经济、文学。每看完一本，她就要和身边好友交流困惑和感想，其中就有戴克宇。学校办壁报，江竹筠写得一手好字，戴克宇画得一手好画，朝夕相处，成亲密无间的朋友。

戴克宇后来成了江竹筠的入党介绍人。2016年，在成都的一家医院里，我们有幸见到了这位已是94岁高龄的老人和她的丈夫，95岁李培根。当年，他们都是地下党员，同在中国公学附中读书。

他们在一起讨论红军长征，讨论西安事变，以及中国革命道路，常常到深夜。虽然比江竹筠还小两岁，但戴克宇常常是讲解者。

一次，戴克宇借给江竹筠高尔基撰写的《母亲》，江竹筠看得热血沸腾。她不理解是什么支持小说中的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发送儿子的传单。戴克宇回答：“信仰”。

1939年夏，经戴克宇介绍，江竹筠入党了。他们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党支部，李培根是支部书记。

江竹筠不张扬的性格，平易的为人，让她结交了大量党内外的同学朋友，大家都亲切地叫她“江竹”。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大后方的党组织由半公开转到秘密状态。
在地下斗争中，单线联系江竹筠的上级叫宋林，一名有着丰富白区工作经验的党员。

1943年5月，江竹筠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与彭咏梧假扮夫妻，从事地下工作。彭咏梧比江竹筠大五岁，1938年入党。他表面上是中央信托局的职员，实为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他住在集体宿舍。

如果两人假扮夫妻，既可以成为助手，也能为彭咏梧在中央信托局名正言顺获得一个独立的住房。

彭咏梧，1915年出生在川东，就读于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那里是下川东革命摇篮，早期共产党人萧楚女，恽代英都在这里活动过。彭咏梧结过婚，参加革命后，与家中失去了联系。

已经86岁高龄的杜之祥老人研究川东革命史40年，搜集了大量第一手史料，感佩于彭咏梧，江竹筠事迹，笔耕不辍直到今天。

两人假扮夫妻的生活过了一年。1944年春，一天江竹筠从《新华日报》营业部买书出来，被特务跟踪。江竹筠急中生智换了一身衣服甩掉了特务。党组织令江竹筠转移到成都，去高校开辟学生运动。她在成都苦读两个月考上四川大学。

当时江竹筠化名江志炜，就读于川大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学号331044。江竹筠填写的表格上，母亲的名字李舜华改成了李瑞华，生活状况：窘迫，入不敷出。

但谁也没想到，江母李舜华，这个苦难的母亲突发高血压，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去世。江竹筠得知消息已是三个月之后的事了。这成了江竹筠一生的遗憾。

母亲是影响她的第一个人。

在川大，江竹筠发奋读书，同时努力团结同学。解放后，与她朝夕相处的同学著文回忆，江姐“外表矮小灵活，眼睛炯炯有神，常穿一双半高跟的皮鞋，显得智慧超人而能干”。

江竹筠和彭咏梧虽然分开了，但他们有了感情。

1945年上半年，经党组织批准，两人结婚。一年后，江竹筠做了母亲。和天下的母亲一样，她爱自己的孩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协议“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但一年不到，国民党就撕毁协议。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1946年7月，正值暑假，江竹筠回到重庆，身边带着出生仅3个月的儿子。自八岁跟随母亲到重庆讨生活，已近二十年。她也已成了母亲。

秋天里，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江竹筠从川大休学，留在重庆协助彭咏梧做宣传和学运工作，负责联络重庆大中学校学生，及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

这时国共关系已完全破裂，《新华日报》也在1947年3月被查封，重庆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中共地下党组织工作重点转到川东，决定在那里发展武装斗争，配合解放军早日解放大西南。

1947年冬，彭咏梧、江竹筠夫妇按党的指示去了川东。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领导武装斗争。江竹筠是联络员。

江竹筠将这时刚满一岁的儿子彭云，托付给了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战友。离别前，一家三口在重庆千秋照相馆留下了这张唯一的全家福。

江竹筠给云儿买了一件衣服，照片上云儿穿的就是那件衣服，不料竟是他们留给儿子唯一的纪念物。

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四县，位于川陕鄂三省交界。这里山高谷深，关雄道险，适合游击战，而且还有群众基础。

彭咏梧负责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江竹筠深入群众，与农民交朋友。她给农民读《挺进报》，读《中国土地法大纲》，向农民介绍党的土地政策。

在乡间地头的十多天，是江竹筠生平第一次公开宣传革命道理，而过去的十多年里，她都处于地下工作状态。

1948年1月，因为暴动计划被泄露了，川东地下党提前发动起义。

上万的国民党军队“围剿”只有一百二十人的游击队，下川东起义最终失败了。彭咏梧牺牲，年仅33岁。他的头颅被挂在闹市“示众”。

江竹筠当时正返回重庆，向上级要求增派干部支援。下川东起义失败，彭咏梧牺牲的消息传来，江竹筠强忍悲伤，坚定地向党组织要求在老彭牺牲的地方继续战斗。只有在夜深时分，她才蒙着被子独自流泪。苦难的母亲死了，挚爱的丈夫死了，她想老彭，也想云儿。

春节到了，大年初一，江竹筠悄悄来到编《挺进报》的蒋一苇家，儿子彭云就寄养在这里。她一把抱住儿子恸哭。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儿子。

丈夫牺牲后，江竹筠一直在思考失败的原因。她叮嘱一同到川东的吴子见：“要注意隐蔽，扎扎实实地做群众工作，不能太公开，太性急，不要因一时的冲动而影响了大局，以避免无谓地过早地暴露和牺牲。”

江竹筠又回到了老彭牺牲的地方，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他们共同的事业就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幸福的阳光下。

暴动地区风声很紧，一时工作难以开展，这段时间，她留下了七封家书。内心的痛苦都呈现在她写给谭竹安的家书中。

“我下来已经快一个月了，职业无着，生活也就不安定，乡下总是闹匪，又不敢去，真闷得难受”。

“家里死过很多人，甚至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今天这样，叫人窒息的透不过气来。”

可是，竹安弟，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活着……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的在我的心里。

谭竹安就是彭咏梧前妻谭正伦的弟弟。当姐弟俩知道彭咏梧还活着时，彭咏梧已下川东了。彭咏梧也由此得知谭正伦还活着。但没几天，彭咏梧就牺牲了。

后来，江竹筠也牺牲了，正是谭正伦抚养了他们俩的遗孤。

就是在最后一封家书寄出后，江竹筠被捕了。

敌人从《挺进报》内部打入，先后抓捕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以及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他们同时叛变。

一同被捕的还有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和副书记李青林。在万县，江竹筠和李青林就受了酷刑。其中，李青林受刑最重，她的小腿被老虎凳生生撬断。

特务们把江竹筠送进了渣滓洞。有资料记载，对外叫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有130多道酷刑，道道酷刑都可以轻易地使人致残甚至致命，但江竹筠仍然没有透露一个字。

孙重是江竹筠在渣滓洞的狱友，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大屠杀中成功地躲避了特务的子弹逃出了虎口。在重庆歌乐山上我们见到了他。

江竹筠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双脚带着沉重的脚镣。她艰难地走回牢房，狱友们在门口迎接她。从这一天起她成了大家的“江姐”。

“在那空气和阳光都成了有限的给予”的牢房里，狱友送来了一个小罐头、半个烧饼。男牢的狱友用竹签、棉絮烧成黑炭给江姐写信——

“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亚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何雪松《灵魂颂》

残酷的刑罚，江姐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但看狱友们写给她的文字，她哭了。她已不能动弹，只能请同室的狱友代她回信：“毒刑是太小的考验。筷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

大浪淘沙，人格分明。江姐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女性，有常人有的一切。在监狱里，她也常常哭泣，思念她的孩子和死去的爱人。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个弱小的女性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她和狱友给出了答案，至今，振聋发聩。

江竹筠短暂的生命中，读书学习是伴随她一生的渴望。她在狱中组织了狱友的学习，为的是将来建设新中国。

即使在监牢中，江姐和狱友仍然坚持为党工作，他们策反了国民党狱医刘石人和狱卒黄茂才,并通过他们二人和狱外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

1949年1月17日，这天是彭咏梧牺牲一周年的忌日。一早，江竹筠就在头上扎了一朵小白花。

她想到了儿子，他生活得怎样了？

这一天她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总结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这关系到党的未来。她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请大家把自己经历的情况讨论总结。

通过秘密渠道，白公馆狱友也参与了。解放后，虎口脱险的罗广斌凭记忆，留下了三万多字的追忆。这是江姐等狱中同志讨论总结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的实录。其中的“狱中八条”今天读来，震撼人心。

1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8惩办叛徒特务。——《狱中八条》

这是烈士们用自己最后的生命和精血，留给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训诫。

1949年的春节，狱友们说服狱卒打开狱门，在渣滓洞放风的小广场上办监狱新春联欢。

1949年8月的一个深夜，江姐用竹签子笔沾着棉花烧成灰的墨汁，在一张草纸上写下了著名的《狱中致谭竹安书》。

竹安弟：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幺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甚么样子……

江姐一边写，一边流泪。

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们决不要骄养，粗服淡饭足矣。

这是江姐的绝笔。她是母亲，怎能放得下自己的孩子。

11月14日，晴。

江竹筠、李青林共30位年轻的革命者被一同押赴电台岚垭刑场。儿子的照片就在她的身上，可是她的手被手铐锁着，江竹筠无法再看一眼。

这是最后的时刻，江姐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声音划破黑夜。未到刑场，特务就扣动了扳机，两里外的村民都听到了。

在川大时，她和同学讨论苏联电影《丹娘》，她说：“牺牲，斗争到最后一刻！丹娘做到了。我尊敬丹娘！”

江姐也做到了。

江竹筠出生后，母亲没有奶喂她，是江竹筠的四婶哺育了她。我们在江姐的故乡江家湾采访了四婶的孙子江子刚。

江姐牺牲13天后，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共有约200名烈士牺牲。渣滓洞只有15人幸存 ，其中就有孙重。很多年过去了，血腥的一刻仍然刻在孙老的心里。

11·27死难烈士之墓

他们都很年轻。他们也都有家人和子女。他们为理想献出了生命，融化在大地。也许你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可以相信，他们在看着我们。

1961年，以重庆共产党人地下斗争和狱中斗争事迹为背景创作的小说《红岩》出版。此书重印113次，发行量超过一千万册。

1964年，由《红岩》改编的歌剧《江姐》公映。两年里，上演286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