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鹤山“癌症”村·矿区之殇（一）

湖南省鹤山村村民张淑姚

在湖南省的这个小山村里，有着许多像张淑姚（化名）一样的老人。她们孤独，几年间频繁送走至亲；她们无助，矿区留下的“毒素”吞噬着活下去的希望。

山西省山头村村民陈雷（化名）

在山西省的这片庄稼地里，有不少像王雷（化名）这样的人。曾经他们是矿上的一员，拿着不错的收入；如今回到满目疮痍的土地，自食破坏家园的恶果，起早贪黑只求温饱。

河北省南款村村民陈勇（化名）

在河北省的村庄里，有太多和陈勇（化名）怀着一样担忧的人。矿业留给他们的是一个个悬在头顶的“定时炸弹”，和无法掌握命运的无奈。

张淑姚、王雷、陈勇，他们居住在中国不同的角落，却有着相似的身份，矿区“难民”。

曾经的矿区是火种，熊熊燃烧点亮了华夏版图；如今火种渐渐熄灭，灯火通明中有谁还会记得阴影之下的伤痛？看看新闻记者辗转湖南、山西、河北三个资源大省，记录矿区“难民”们的真实生活。

一个村庄，超过70%的村民砷中毒

张淑姚身上因砷中毒导致的斑块

“身上有斑的地方又痒又痛。” 今年82岁的张淑姚老人撩起衣服，紫褐的斑块有半个手掌大小，她说这是砷中毒的典型症状。“前几年老头子和儿子都是这个病走的，发现才9天，儿子人就没了，走之前我看着他痛，痛到撞墙，难过啊。”

（慢性砷中毒可导致众多并发症；可发生中毒性肝炎、肝硬化、神经损坏；经久不愈的溃疡，可转变为皮肤原位癌。）

如今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张淑姚一个人住，除了做些简单的农活，大多数时候她就一个人倚靠在门边上，看着远方，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

鹤山村村民龚兆元

“疼起来像火烧一样，疼得没办法走路，一夜睡不着。”78岁的龚兆元，身上的溃烂程度已经很严重，每天他都得换一张新的纸巾压在溃烂处，防止流脓。他还在衣服上加了一根铁丝，这样可以把衣服撑起来。因为皮肤碰到衣服，摩擦起来会钻心得疼。

龚兆元身上已经出现了大面积溃烂

2013年医院开具了诊断书，确诊龚兆元患的是由砷中毒引起的皮肤癌。如今已经没有劳动能力的龚兆元只能靠低保维持生活。去年，他的老伴也因为砷中毒去世，龚兆元说他的生活已经没有一点盼头：“走一步算一步，挨到哪天算哪天吧。”

在湖南省石门县鹤山村，丈夫失去妻子，母亲失去儿子，或者一家人都没了，这样的不幸不断在发生，而这一切，都和砷中毒分不开。

湖南省鹤山村的雄黄矿

鹤山村曾经有一座亚洲最大的雄黄矿。砷，俗称砒，是雄黄矿的主要元素。砷在高温之后形成化合物三氧化二砷，就是人们口中的砒霜。当年“炼砒炉”里的烟把周围的庄稼都熏死了，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周围的山体上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寸草不生。直到1978年，因为污染严重，雄黄矿被改建为硫酸厂和磷肥厂，2011年正式关停。然而半个世纪的亲密接触，雄黄矿早已给当地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村里唯一的水源地和1万多亩的耕地，砷含量都严重超标。

根据专业机构的检测数据，鹤山村的水，砷含量超过国家水质标准33倍，土壤超过29倍，种植的水稻、小麦、蔬菜，砷含量超标分别为4.6倍，28倍和21倍。

“我家里有11口人，8个人是砷中毒，还有3个是小孩， 16岁以下还不能接受检查。”唐胜勇是鹤山村的片区组长，他告诉我们，在他负责区域内的434位村民中，已经有330人被确诊为砷中毒。而村里每年都会有十几个人因为砷中毒导致的并发症，甚至癌症去世，最多的一年走了30个。

曾经的小香港，如今的毒区

“当初雄黄矿红火的时候，这里被称为小香港，任何条件都比别处强。”唐胜勇说，当年因为矿产经济发达，银行还专门在鹤山村设立了储备点，这在当时非常稀罕。

“以前能到雄黄矿工作是一种荣耀，我们都削尖脑袋想进矿工作。” 张乾宽就曾经是雄黄矿上的一名临时工，他说那时候只有退伍军人和分配来的大学生才有机会成为雄黄矿的正式员工，而鹤山村的大多数人都只能去矿上打临工，可是即便是那样，2000年的时候能拿一个月1000多元的工资,已经另很多人羡慕不已。

几十年的财富荣耀，终于因为污染严重走向衰落。雄黄矿创造的神话落幕，而留给村民们的伤痛逐渐显露出来。

“身体上会有反应，长的包只要一开花就得死。我看到过很多工友都是这样走的。当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张乾宽这样说道。

直到2011年雄黄矿关闭，张乾宽才离开矿上，他16岁进厂，到那时已经在矿上工作了44年。如果不是因为强制关停，村民们大概还会继续工作下去。

“当时闭厂的时候，说我年纪到60岁了，补偿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谈到职业病补偿的发放，张乾宽愤愤不平。他自掏腰包2000块钱开了职业病证明，却什么也没有拿到。雄黄矿留给他的，只剩下病魔纠缠的身体。

这里之所以被称为“毒区”，是因为深受砷中毒之害的，远不止当年那些在雄黄矿上工作的人。

“手上都是白点，很痒。”张丽（化名）并不在矿上工作，但是在之前的检查中仍被确诊为砷中毒。她觉得自己生这病，和雄黄矿随意排放污染物有脱不开的关系。“雄黄矿附近当时味道就很大，污水流出来很臭。”

鹤山村唯一的河流

张丽说，现在还只是砷中毒早期的症状，根据村民们的经验，身上的白点很可能会慢慢变黑，然后化脓、结痂，严重的可能转化成皮肤癌。

“雄黄厂处理污染物的时候非常随意，沟里出去的水都是红色的，鲜红鲜红的，废弃物铺天盖地，到处都有。”唐胜勇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正是由于对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矿渣没有进行正确处理，最终导致水源污染，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毒素就像瘟疫一样，在村子里漫延。

毒庄稼只能自己吃，连打工都遭人歧视

“这个水你喝，不是鹤山村的水。柚子这里种的，你怕就还是别吃了。”由于土壤受到砷污染，种出的庄稼也都砷超标，龚兆元拿着鹤山村自产的柚子想要招待记者，却略显犹豫。

“卖不出去，谁会要，基本上只能自己吃！”唐胜勇无奈地告诉记者，因为附近村子都知道鹤山村种的庄稼砷超标，鹤山村种的东西，只能自产自销，恶性循环。

雄黄矿厂关闭后，一大批鹤山村村民失去了工作。农作物卖不出去，年轻人选择了外出打工，却同样面临窘境。

“有时候，企业一看你的身份证是鹤山村的，就不要你了，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砷中毒，体力上普遍会差一些。”唐胜勇说，前几年就有十几个结伴去外省打工的鹤山村村民，被集体“退”了回来。近几年，唐胜勇也渐渐感到自己体力不支，难以胜任重体力活。他在村里找了一份水电安装的工作，勉强养家糊口。

光要赚钱已经不易，对于鹤山村村民来说，砷中毒的治疗费用更是让生活雪上加霜。

2003年，石门县政府对确诊砷中毒的患者发放了1000元的补助，确诊为癌症的患者，补偿金为一万元。每年一次的免费驱砷治疗，也终于在去年得以落实。但在村民们看来，面对急剧恶化的身体状况和高发的癌症率，这远远不够。

张国富（化名）拿出自己的驱砷记录册给记者看，他说现在这个治疗已经做了两年，至今还没有明显感受到身体的好转。

张强背上出现了溃烂

一些村民不愿坐以待毙，自掏腰包增加治疗。张强（化名）的背上、腰上都已经出现了较大的溃烂，他急切地希望能通过治疗，让病情发展缓慢一点。而看病的这些支出，把这个贫困户压得喘不过气来。“一年大概要花七、八千，自己负担不起，连累孩子也跟着压力很重。”花了那么多钱，治疗的效果究竟如何，却不得而知。

生态修复真的有效？村民难有信心

“想要搬走，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张淑姚在采访中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在鹤山村，有这样心愿的绝不只是张淑姚一个。一般人的普遍心理都是安土重迁，难离故土，然而鹤山村的人，却恨不得马上逃离。

石门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要对鹤山村500多户居民进行整体搬迁，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没有这样的计划：“无论资金压力，还是移民选址，都力不从心。”

鹤山村土壤修复工程——蜈蚣草项目

当地政府的应对措施是——生态修复。记者通过石门县环保局得知，在雄黄矿被关停后，当地的污染治理工作随之启动。2011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国家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石门雄黄矿区于2012年正式实施综合整治。整治包括污染源的填埋和进行土壤修复的蜈蚣草项目。

“我们对矿区的30多万吨污染源进行了填埋，效果非常好。2015年对水质进行了检测，已经可以偶尔达标了。” 石门县环保局雄黄矿工程项目办公室的主任孙昌锦说，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另外，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合作的蜈蚣草项目，也已经在试验阶段，“吸附率在8%-10%之间，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将干净的土壤和水源归还给村民。”

和孙昌锦的信心满满相比，鹤山村的村民们却难有信心。他们依然把移民搬迁当成唯一的出路。

“他们用来填埋的就是这边（受污染）的土，不还是有污染的，没用！”张淑姚斩钉截铁地说。

“污染源遍布整个村庄，不仅仅是在矿厂内，像我们房子的下面很多也有矿渣。”唐胜勇也不相信生态修复能够还他们一个适宜生存的环境。

“金属矿污染的生态修复很困难，一方面周期长，十几年可能都不能完全修复。另一方面成本高，高到无法想象。”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戴星翼，对生态修复在短期内的效果，也并不看好。

他觉得地方政府应该在这样的教训中学会反省，坚持不能走先发展再治理的道路，否则付出的生命代价难以挽回，治理代价也会无比昂贵。

其实在鹤山村，比修复生态更重要的，是修复人心。

请让砷中毒的阴影，远离孩子

鹤山村村民有着独特的走姿，被当地人称为“螃蟹步”

那天走进鹤山村，记者体会到一种寂静的压抑感。村庄空空荡荡，老人们大多独自待在屋里，路上偶有几个蹒跚的身影，也都是左右摇晃。村民告诉记者，这样的走姿是鹤山村人独有的，因为砷中毒，他们的腿很容易弯曲和外扩。

黄厂学校

半山坡上传来隐隐的读书声，那是一所黄厂学校，里面有120多个学生。

“肯定会担心他们的健康，他们也没有检测，不知道有没有砷中毒，但是多少肯定会有影响。”

鹤山的孩子

16岁以下的孩子，没有被纳入政府免费排查和驱砷治疗的范畴。欧贤泽是黄厂学校老师，他说为了不让后代遭罪，他早早就把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送到县里去了。黄厂学校里这些走不掉的孩子，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证学校里吃的、喝的都从外面运。只是，砷中毒的迹象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

“身上会痒，之前皮肤容易长疮。”今年13岁的张浩宇（化名）有些害羞地撩起裤脚，那是他之前生病留下的疤。他身上出现的这些症状让爷爷奶奶非常担忧。

“我们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只是想给后代们一片纯净的土地。”唐胜勇曾经很多次写信反映情况，希望能够搬离鹤山村。他说，如果这只是他们这代人的命，他们已不想抗争，可是希望噩梦能停在过去，不要再让它伤害下一代人。

“砷中毒，听过啊，我小姨就会一直抓，很痒她说，但是我觉得不可怕，又不会死人。”何美丽（化名），一个12岁女孩笑着对记者说。这也许是家人对她编织的一个美丽谎言，在没有其它出路的时候，让她至少不用过早地去恐惧。

（编辑：朱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