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今昔｜高桥之“高”

从黄浦江边的东昌路渡口坐81路公交车，在第24站大同路清溪路下车，就是现在的高桥镇。

东昌路渡口搭乘81路公交，坐24站，大同路清溪路下车。

而这个“清溪”实际上是高桥镇的古名。

到了明代，高桥已经是浦东非常繁华之所在。民国17年也就是1928年，这里被设置为“高桥区”。如今浦东的高行、洋泾、杨思、塘桥都是当年上海的17个区之一。

不一般的绅商

李平书1854年出生于高桥一个中医世家。14岁父亡后，他辍学到花行、米豆行当学徒。17岁开始在科举的路上蹉跎岁月，33岁才得了优贡，34岁赴广东当了知县。知县任内，因支持农民抗击法军侵占广州湾，被“遵旨革职”。事后广东一位官员提及李平书胆大妄为时，李鸿章为他说一句公道话：“天下州县皆如李令，洋人敢要我中国土地耶？”

再往后说，武昌起义上海革命党人满腔热血，尤其是同盟会在上海的头领----蒋介石的赤膊兄弟陈其美恨不得第二天早晨也让上海换了人间，可惜革命党人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哪是清政府的对手？因此，陈其美想到了上海滩的另一种力量：绅商——他们有钱有人还有枪。

李平书不仅是一个商人，更是一个有地位有名望的上海士绅。商人不会像阿Q那洋得意之余大叫造反，士绅更不会大喊要什么就什么，欢喜谁就是谁。

但李平书和普通绅商不一般见识。他这一造反，也就达到了他的人生巅峰，成为辛亥上海光复的领袖，封建时代结束后上海地区的首位民政总长。

再说杜月笙。

杜月笙与“高桥爷叔”

“海上闻人”杜月笙1888年出生于高桥杜家宅，四岁丧母，六岁丧父，靠外祖母抚养，落难时还吃过百家饭。杜月笙后在十六铺“潘源盛”水果行发迹，并得到陈世昌和黄金荣的提携，靠三鑫公司贩鸦片军火致富，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

杜月笙(左)，张啸林(中)，黄金荣(右)

成为72家企业董事长的杜月笙对高桥还是有感情的，1931年他50岁时在家乡买地建造杜家祠堂，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祠堂落成之时，连蒋介石也送了一块匾：“孝思不匮”，杜月笙还请梨园界名角来上海演堂会，空前绝后的盛况至今还是上海人饭后茶余的谈资。抗战时，日军飞机轰炸高桥的德古火油公司，殃及杜家祠堂，现仅存藏书楼归部队所有。

还有这么个说法。杜月笙少年时得到乡邻接济，发达后对家乡人是知恩图报的。有一次，一位高桥人遇到急难，辗转来到市区华格臬路（今宁海路）杜府，看门人见是乡下人打扮，不耐烦地轰他走，正巧杜月笙送客人出门看到：“这不是高桥爷叔吗？快快请进里面坐。”并吩咐下人，以后凡有高桥爷叔来，一律请进，不准怠慢。

从此，“高桥爷叔”成了家乡人的代名词。至今高桥人遇到口角，也会息事宁人地找台阶：“算了，我不跟你多争了，你是高桥爷叔！”

年近70的王鷁翔是浦东高桥地区的文保志愿者，也被人称为“高桥爷叔”，他介绍了高桥的这家颇有名气的茶馆。

清溪茶馆

茶馆三进院落，古树参天，粉墙黛瓦，庭院深深。偶有茶客品茗，清静自然。

很难想像，88年前、这里原来就是高桥区的区政府所在地。据高桥爷叔介绍，当时这个楼也是二层楼，后来五几年的时候变成高桥中学的第三宿舍，文革以后就变成高桥镇的办公所在地了。他的父辈们来这里办过事，自己住过用这办公楼改建的集体宿舍，对高桥区的第一印象正是由来于此。

记忆中，高桥爷叔看到过家里的土地证，上面就写着高桥区凌江乡，当时是解放初期，土改的时候叫高桥区凌江。而几经搬迁，写有高桥区的土地证早已遗失，不过，有一个地方一定还保存着当年的记忆，那就是坐落在高桥东街81号的这幢中西合璧的特色老建筑——仰贤堂。

仰贤堂

高桥区的时候这是一个民宅，从1930年开始造，造了好几年，宅子的主人沈氏便是高桥本地人，最早他是在上海市区开五洋店卖洋货的，发家以后在这里买地，造了这个房子。

这幢在高桥区时人尽皆知的豪宅，眼下是高桥历史文化陈列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张民国三十年，高桥大户人家的结婚证书。这张结婚证中西合璧、精美绝伦，上面既有牡丹凤凰，也有西方的小天使安琪儿。证书上除了新婚夫妇的生辰年月，还明确提到了高桥区。

当时高桥区的西街、东街、北街的交汇处，热闹风光也是一时无二。在不少老高桥人的心里，那是童年时过年过节最向往的地方。吃穿用玩，一应俱全。

沿街的这家蓓蕾绸布行还保留着当年的样子。一匹匹的土布，挂着竹子做的价格牌，还有如今已难觅踪影的士林布。

高桥的以为原住民沈伯兴老伯伯介绍说，从1928年到1949年，那时候的高桥非常热闹，尤其是他们朝前的唐家桥三角地，小时候总盼着爸妈领出来玩，过年时候来买点洋布，做两件衣服、做双鞋子，再买点年货，都在这个充满童年回忆的地方。

回头再看看当年士林布制衣服的样子，是不是很有气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