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上耀眼的明星，他们曾在这里留下身影

作为南京路东首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和平饭店多年以来一直以其高贵典雅的形象深受广大游客喜爱，如今的南京路步行街已东拓至外滩，使得这幢传奇建筑又再一次进入到了大众的焦点视野之中，而有关于它的故事我们还要从一个名叫沙逊的家族说起。

和平饭店原名沙逊大厦，底楼大堂及四楼以上部分原为“华懋饭店”，为犹太富商沙逊家族于上世纪20年代后期投资建造，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和平饭店

说起沙逊家族必然会联系到“沙逊洋行”，它由大卫.沙逊（David Sassoon）创办，1872年时其次子伊利亚斯.沙逊（Elias Sassoon）开始自立门户，是为“新沙逊洋行”并逐步开始赶超“老沙逊洋行”。伊利亚斯去世后其长子雅各布.沙逊（JacobSassoon）继位“新沙逊洋行”当家宝座，这位雅各布有位侄子名叫维克多.沙逊，其约在1916年雅各布去世后正式成为“新沙逊洋行”的实际掌舵人，因其曾在一战中受伤导致瘸腿，故而也被称为“翘脚沙逊”，而本文所要介绍的和平饭店就是在“翘脚沙逊”执掌洋行时期被建造起来的。

沙逊家族在上海的发迹主要起源于罪恶的鸦片贸易，“新沙逊洋行”兴起后开始将其业务重心逐步转移到地产领域上（“老沙逊洋行”于20世纪初“禁烟”在上海兴起后逐步没落）。值得一提的是，沙逊家族在当时上海所涉及的行业极其广泛，除了地产以外，洋布、金融、保险等诸多领域中都能寻觅到这个家族活动其中的身影，如陈其鹿在《新沙逊洋行》一文中就有这样记述到：“（新沙逊）洋布间规模较大，定货客户众多，业务发达。当时上海天津路一带的宝泰、久大、同盛、宏昌等洋布号，南京路的同茂盛洋布号及著名的三大祥（信大祥、宝大祥、协大祥）洋布店等，都是新沙逊的老客户…”由此可见单把沙逊家族作为“鸦片贩子”或是“地产商”来看待还是比较片面的，这个家族鲜为人知的地方一定还有很多。

维克多.沙逊

沙逊家族在上海投资地产约起始于1877年，至20世纪20年代初时，其在上海已拥有近30处地产，占地约300亩，每年获利数字可观，在上海地产领域俨然以王者自居。笔者归纳了一下，沙逊在当时“地产界”中的获利途径主要有二：1、押款到期：即利用抵押方到期无力偿还借款的机会乘机收走抵押人的地产，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20年代初时安利洋行为缓解经营困难故将自己名下位于迈尔西爱路霞飞路蒲石路（现茂名南路淮海中路长乐路）一带的一大块土地向新沙逊洋行抵押以此换取借款，数年后安利因无法偿还借款便只得将该块土地交与沙逊经营，新沙逊洋行便是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后来在上海地产界中声名显赫的“华懋地产公司”，现锦江饭店的北楼和中楼（原华懋公寓和格林文纳公寓，俗称“十三层楼”和“十八层楼”）就是在那以后被先后建造起来的；2、租地造房：即依靠将自己“永租”的土地再转租他人的方式获取利益，租期一到沙逊便可依照当时规定将土地包括当时租赁人建在该土地上的所有房产收归己有，沙逊以此方式所“收获”的各类房产不计其数，其中就有我们所熟悉的“国泰大戏院”与“东方饭店”（现市工人文化宫），“国泰”的英文名“Cathay”实则就是“华懋”，暗指与“华懋公寓”、“华懋饭店”等一母同胞。此外，沙逊家族还会不时的通过各种“偶然事件”来为自身的财富扩容，其中以利用1883-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上海“银根紧缺”而廉价购得富商徐润苏州河以北大片土地一事最为典型，后来新沙逊洋行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当时闻名上海的“河滨大楼”。

锦江饭店北楼

锦江饭店中楼

河滨大楼

在昔日诸多沙逊家族投资建造的产业中如果一定要挑选一处最为经典的建筑那笔者认为非“沙逊大厦”（即如今的“和平饭店”）莫属，这座竣工于1929年的高层建筑由当时闻名沪上的公和洋行设计师威尔逊（Messrs.G.L.Wilson）负责建筑设计，装饰艺术派风格浓郁，在国际饭店前曾雄踞“远东第一高楼”之位，顶部三角的灵感据说来自于20年代发现埃及法老图坦卡门的金字塔。大厦竣工后底楼大堂与四楼以上部分为“华懋饭店”，其余部分亦有出租（如荷兰银行与华比银行就曾在此办公），享誉中外的九国套房以中美英法德意西日印九国主题元素布置，配之以长廊中点点闪烁的古铜色镂花吊灯，整个建筑堪称艺术与奢华的完美结合。“法国拉立克玻璃”是大厦内的“一大奇观”，乳白色的玻璃在灯光照射下会呈现出蓝色或是橘色的光芒，为整个大厦的室内空间平添一抹奇异而又温馨的色彩。从大厦东部楼梯缓步而上又可见两块有人物造型的“彩色铅条玻璃”，这是当年俾根登公司为大厦所设计的艺术玻璃，这类玻璃原本在大厦主楼梯间有三块，现中间一块已失。

和平饭店内景（一）

和平饭店内景（二）

和平饭店内的彩色玻璃（一）

和平饭店内的彩色玻璃（二）

1930年1月的一天，一位神秘的客人悄然入住进了刚开业不久的“华懋饭店”内，他就是后来有着“红色谍王”之称的理查德.左尔格，这是他在上海开展“谍战活动”的开始，据胡皓磊、苏智良《左尔格小组在上海的足迹》一文中所述：“左尔格入住（华懋）饭店后，第一时间拜访了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冯.科伦贝格，并通过总领事的关系结识了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为其今后在华行动打通了人脉关系。与此同时，作为左尔格上司、上海组组长的亚历山大.乌拉诺夫斯基因为受到特务组织的重点监视和跟踪，无法开展工作而被迫返回莫斯科，从此总参四部驻上海的情报小组就由左尔格负责。不久后左尔格在出席的外国记者联谊会上，见到了同样在华懋饭店的史沫特莱…结识史沫特莱是左尔格在上海行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史沫特莱在中国社交面很广，同很多中国、日本的进步人士都有来往，正是有了她的牵线搭桥，才使左尔格后来结交了如尾崎秀实、鲁特.维尔纳、王学文夫妇、陈翰笙夫妇等重要的帮手，在广结人脉这点上，史沫特莱为左尔格小组作出了其他人无可比拟的贡献…因为（华懋饭店）租金极其昂贵，左尔格在11月中旬从广州回到上海后，便搬出了饭店”。左尔格在上海工作期间也曾给中共提供过不少的帮助，1932年当他从顾问朋友处得知蒋介石将再次对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的详细计划后，将此情报交给了陈翰笙，陈翰笙则通过宋庆龄把情报火速地传递到了苏区，为苏区红军的“反围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参考依据。

左尔格

1936年3月9日下午的华懋饭店万众瞩目，著名喜剧表演艺术家卓别林乘坐着“柯立芝总统号”轮船在抵达上海后入住进了当时华懋饭店内最为豪华的5楼A字房间。卓别林此行在上海虽说仅仅只逗留了十多个小时，但整个行程却被安排的丰富多彩，在“万国艺剧社”的欢迎茶会上，卓别林与梅兰芳这两位艺术大师继1930年在美国相遇后再度在上海重逢，卓别林充满幽默感的拍着梅兰芳的肩膀感慨到：“这真是太不公平了，几年前我见你的时候，我们的头发都是黑的，现在我的头发白了，而你还是全黑的，甚至没有一根白发”；在共舞台卓别林饶有兴致的观看了连台本戏《红烧红莲寺》中最为精彩的一幕“十四变”并为之连连叫好；另外卓别林还在梅兰芳的推荐下专程前往新光大戏院一睹了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的风采，马连良在台上的精湛唱工与一招一式使得卓别林看的津津有味并将原本预备在此观戏的15分钟时间延长到了一个多小时，演出结束后，卓别林还专门前往后台与马连良交流合影。

卓别林与梅兰芳

卓别林与马连良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沙逊家族在上海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维克多.沙逊在预感到“西方冒险家在中国开展大规模业务的日子将一去不返”后开始将他的业务重心逐步转移往海外，他的那些产业也在50年代后陆续改头换面，和平饭店、锦江饭店、新城饭店等成为了那些年上海人心目中难以忘却的回忆。

华懋饭店在成为和平饭店后风采依旧不减当年，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许多重要活动的开展及贵宾的接待都会选择在和平饭店中进行，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美国总统克林顿、从汪辜会谈到第二届进博会欢迎晚宴，和平饭店在国际舞台上频频闪亮登场并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的魅力与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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