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故都 我们回家

（一）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纪伯伦《先知》

瑞金城西沙洲坝，当年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穿过田埂，远远望见两栋白房子伫立于荷塘之畔。前面那栋就是总政旧址，屋前的水塘荷叶蔽日，池畔数株绿竹矗立，直指青天，将当年的红军总政旧址衬得如此苍凉萧瑟。这里早已不见昔日烽火连天的壮观，那种壮烈已在岁月的风霜中泯灭。我陡生一种莫可名状的激情和一丝战栗，仿佛重回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脚步也变得如此沉重，仿佛历史的脚步在这一刻由我带动！

步入屋内，一方天井，日月于中，四水归堂。正厅左右有两道耳房，邓小平卧室兼《红星报》编辑部就位于右手耳房第二间。门前的回廊苔痕斑斑，处处可见岁月的沧桑。我的心有一丝慌乱，又有一丝期待。屋内一床一几一凳，浸润着历史原色的手滚油印机，似乎还散发着《解放军报》前身最初的油墨芳香。

就在这里，时任主编的邓小平亲自撰文、亲手刻写《红星报》，平均5天出一期，共编写了70多期。长征途中，《红星报》更是成为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唯一喉舌。它写下的不止是新闻，更是号令，是历史。

从这里出发，与时代同行，继承《红星报》血脉的《解放军报》沿着先辈的足迹已经成长为拥有一张主报、七种子报子刊以及包括中国军网、国防部网、八一网络电视、军报记者微博微信、解放军报客户端等10余个网络和新媒体发布平台在内的中国最大的官方军事传媒集团。

凭栏窗外，虫鸣鸟啼，一问一答，昨天与今天在这里形成深刻地对照与互文。

从来没有哪一个城，会成为如此众多媒体的寻根之地。

新华社记者在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前微笑合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于红色中华新闻台斑驳电台前驻足聆听，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处那块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红底黑字的牌匾，历史静谧中，我们与先辈在这里一前一后地抵达。血脉相连中，我们穿行在那些复活的灵魂里彩色行军。

瑞金，我们回家了！

（二）对于世界来说，你是一个人；但对于某个人来说，你是他的整个世界。

——玛格丽特•米切尔《飘》

一路上，发现很多人家的门牌上有“烈属”字样，蓦然惊觉，有些人，永远都回不了家了。

“妈妈，爸爸是什么样子的？”83岁的华崇林曾无数次地问过母亲。他的父亲，华钦材，早已化为村后那片山上的17棵苍老遒劲、嵯峨挺拔的青松之一。

在它旁边是与他同生共死的弟弟，华钦梁。掩映在草丛中的石碑已被岁月侵蚀，站在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下，手抚树干，松脂如泪。

青松依旧在，不见离人归。17位血性方刚的华家后生，全部牺牲在当年的战场上。仅有43户人家的华屋村，17个青年就是他们对红军的最后奉献。那17棵他们亲手种下的松树，成了他们最后的象征。人未归来，松在，魂就在。

等待的不仅仅是儿子，还有妻子、母亲。

池煜华，新婚第3天，丈夫李才莲就参加革命去了。临别前，丈夫告诉她：如果哪一天别人说我牺牲了，你千万不要相信，你要等着我。革命成功了，我一定会回家！

为了一句等我回家，池煜华痴情盼夫72年，30年未出村口，始终不相信丈夫再也回不来了。猜望着有一天，平安带回她的可人儿。她甚至认为解放了，胜利了，长征的丈夫还没回来，是因为他又被派到台湾去做秘密工作了。把新中国盼成立后，她又开始盼着台湾回归……

2005年4月，95岁高龄的池煜华，呼唤着“才莲”“才莲”而离世。

战争，让女人等待。她们，倚在门前，在无数个月光下远眺，仅仅用等待，就过完了一生。

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里，一个母亲终身都在等待参加红军的8个儿子回家。青丝变白发，盼到眼睛都瞎了，依然每天点亮马灯，坐在石阶上等儿归。“我眼睛看不见了，但马灯不能灭，要让儿子看清楚回家的路。”可等来的只是那随风飘扬的纸带，满地的纸钱，8个冰凉的牌位和那块没有温度的牌匾……

满门忠烈，君问归期，是怎样的悲壮呀？

当年瑞金全县24万人，参加红军的有4.9万人，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甚至十四五岁的红小鬼都参加了革命。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7166人。

血色故都，在这片富含金沙的土地上，百姓们为新生政权付出的是比黄金更为珍贵的血脉。穿越时光的年轮，我仿佛看见一队队年轻后生，一路高歌，将骸骨写进青春。正是这些默默的牺牲，在红色大地上恣意流淌、传递、聚集，汇流成河，化为民族的精神图腾。

（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家以人为本，国以民为根。

沙州坝的“红井”，据说红军长征后，卷土重来的国民党将这口井填了5次，百姓又挖了5次。如今的“红井”，四周种满了向日葵。金色的花盘在晨光照耀下，热烈而辉煌，深情地凝视着“红井”，整齐划一，似一个个军礼，向着心中的太阳，朝气蓬勃地绽放。

“红井”宽、深不及两米，水清凛冽。旁边置一木桶系索，汲水而饮，清甘沁腹。这不正像苏区的人民吗？用自己的清冽甘甜，养育了弱小的红军、孕育了婴儿般的共和国，他们才是共和国之根。

叶坪革命旧址群中的红军广场上，耸立着红军烈士纪念塔，相传是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原形。整个纪念塔形如子弹，落地成碑。塔上数不清的石子凝固着曾经的血色记忆，历史又将这些石子变成了星星。

当年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扑至此，不少的国民党官兵在塔前留影，引起国民党高层恐慌，炸掉了该塔。在一片废墟中，一位大娘冒着生命危险，将一个完整的“烈”字拆回家来，藏了起来。全国解放后，大娘将这个“烈”字献了出来，整个烈士塔就按它的尺幅制定。

广场上，樟树下，绿草如茵，静穆壮美。历史在这里荡涤前行，一眼百年，和平如斯。

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瑞金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节衣缩食，倾其所有支持革命战争，从1932年到1934年，瑞金人民认购了战争公债68万元，借出25万担谷子。其中41.5万元公债和捐集的所有粮食全部无偿奉献给了苏维埃政府。“早做鞋，暮织鞋，做鞋不为上街卖。送与前方战士们，冲锋杀敌更轻快。”歌是历史，民歌，是民心。

一路走来，忘不了那千年古樟下的乌瓦黄墙，忘不了那装下整个共和国的私家祠堂，忘不了那以整个村庄划分的烈士墙，破旧的草鞋、血染的枕巾、弹洞的墙壁，浸染在红色记忆中的这个边远千年小县，像一个巨大向心力的漩涡，吸引着所有的力量，散发出照耀古今的光芒。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的选择永远代表着历史的自觉与走向。中国共产党从瑞金走向北京，人民始终是其力量的源泉和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