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调：遵义会议前的三次会议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两条路线首次公开交火。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方针。毛泽东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则支持李德的观点。可以说，通道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预演，也是双方思想和智慧的较量。结果，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初战告捷。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贵州的黎平召开，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双方争论很激烈。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阐明利害，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这次较量，李德、博古又失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方乘胜跟进，强烈要求黎平会议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遵义会议是拟议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翁安县猴场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有二：一是以“决定”的形式确定了行军方向问题，即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另一个更重大的意义，是限制了李德在军事上的独断专行权。

《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关于作战方针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上作报告。”这就改变了以往李德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而个人包办的状况，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重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