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新路如何走？

周振华 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研究员

袁志刚 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

权衡 上海市经济学会秘书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石磊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中国经济的发展永远离不开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世界经济形势和走向到底如何？当今世界经济的长期萧条，是处于老周期的平衡还是在孕育新的周期？

2008年的危机为何走不出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袁志刚指出，从全球的情况来看，现在经济到了一个真的很难走出来的状态。2008年的危机以来，全世界都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都到了负利率的时代。2008年的危机为什么走不出来？区别于过往经济危机的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当下全球总需求吸纳不了总供给，产能过剩是全球性的。

上海市经济学会秘书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权衡指出，整个世界经济按照周期来讲，新的周期并没有发生，而是处在上一轮周期的继续衰退阶段。世界经济箫条不是三年五年，可能还要十年左右。
他给出一组数据，2000~2007年，世界经济以4.48%的均速保持高速增长，而2008年至今，世界经济增速仅处于2.6%~2.8%的较低水平。世界经济复苏持续放缓，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力量持续下降，高债务问题几乎危及所有国家财政安全……

警惕反全球化趋势与M型社会形态

袁志刚指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美国本来是全球化的领导者，现在反而拖全球化后腿。比如美国不断提出反倾销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两个总统候选人都反对TPP，反对进一步的全球化。这次英国脱欧，也是反全球化的趋势。与此同时，美国中产阶级比重由60%左右下降到40%左右，整个社会形态由橄榄型向M型转变，“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权衡补充指出，世界范围内收入结构的急剧恶化导致全球有效需求不足，两百多个发达国家都出现了收入恶化问题，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全球贸易增长连续四年低于GDP增长，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而现在我们失去了这个引擎。

前有领跑者，后有追兵：新常态中国经济举步维艰

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新常态”是时下中国经济研究中最热门的词汇，中国经济新常态究竟意味着什么？

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研究员周振华认为，经济增速下降是新常态很重要的一个表现。但增速下降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是各种力量产生均衡的一个结果表现，而不是新常态实质性、本质性的问题。他用“新阶段、新环境、新动能、新模式”进一步阐述自己对新常态的理解。

首先，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原来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其次，新常态意味着新的经济环境。在WTO框架体系下，中国曾凭借人口、成本优势迅速融入了全球化浪潮，获取了很大的全球红利。但当下中国面临的世界经济环境已悄然改变：全球贸易增速减慢，跨国公司布局调整、区域合作加强……再次，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

改革开放30年来，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能主要是需求，而今产能过剩使得大规模投资对经济的驱动作用日渐衰微。最后，新常态意味着新模式的探索。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主要是出口导向型，大量引入国外投资，上海是其中的典型。现在中国开始走出去，特别是“一带一路”的提出，未来走出去的步子会更大。

资源错配现象在五大层面延展

在收敛理论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应高于GDP实际增长率，而造成潜在GDP下降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源错配。袁志刚提出，产业结构错配是资源错配的首要方面。而对比上海和深圳不难发现，经济中的所有制结构错配问题也十分明显，在上海经济占比中，央企、国企、外企占据绝大多数比例，民企比重非常低；与之相对，深圳几乎90%都是民企。
此外，北上广深有限的土地库存与西部大量“鬼城”的鲜明对比，揭示了我国区域资源的错配问题。最后，国家提倡创新，但创新的资源也存在错配，不该创新的地方拿了很多创新的钱，真正要创新的单位反而拿不到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石磊补充强调，农村地区陷入温饱型低水平发展陷阱，收到的财政补贴和对增长率的贡献极不对称。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着决定性作用。世界范围内，西方国家普遍由于缺乏有效的财政政策而导致经济不同程度失控，而我国的主要问题则在于市场配置的失灵。政府作为机制设计者，承担着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而顶层设计高昂的犯错成本，要求“政府之手”的操控范围和承担必须受到限制。权衡指出，由于政府配置资源是刚性的而非弹性的，无法自动出清，也因此滋生大量僵尸企业。袁志刚指出，从长期看，过长的“政府之手”如不切断，中国的结构问题将会持续存在。

中国供给侧改革下一步如何走

新改革年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成为帮助中国经济走出迷茫的新引擎，备受瞩目。供给侧初级红利已全面衰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究竟该怎么改？

石磊指出，过去30多年支撑经济高增长的动力，其实也来源于供给体系。撇开一些次要的因素，最主要有四大动力释放出初级红利，但目前全面衰减。一是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增量部分贡献率最高，但居然高到54%，这是非常危险的节奏，形成了流动性陷阱。二是央地分权以来，持续的高增长伴随着资源消耗系数和环境污染指数，一旦增长损害了民生，宁可不要这样的增长。三是人口红利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人口增长在科技进步几乎不起作用；另一方面，人口红利受到人口政策、劳动力供给的限制，放开二胎政策以缓解劳动力结构性问题的周期特别长，目前不能抱太多乐观的期待。四是非公经济在产权改革下功不可没，国企改革也大有成效。但能够获得成效的产权改革基本上都走到头了，所谓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

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改什么？石磊指出，供给侧改革，首先应该改政府，而政府改革必须以破除腐败为前提，同时增强顶层设计者机制设计能力。其次应该改企业，企业在供给侧改革中活了，改革就接近成功了。再次应该改市场，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重点在于，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效率低下、竞争机制不完善的市场，必然导致资源的错配。最后应该改社会组织，他们供给协调、服务、参与、监管等机制，是社会良性运行的有机构成。

周振华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政策配套体系。当前的“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思路，只是战术性调整，要真正做好供给侧改革，必须从促进服务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产能升级、体制机制改革等战略层面进行调整。石磊具体点明政策资源配套供给侧改革的十大领域：现代综合服务业；资源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互联网系统和生产生活的全面融合嫁接；生物医药，特别是生物综合靶向药物研发；中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工业；智能化制造；新型农业；健康产业。（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微信平台，公众号：tansuoyuzhengming ）

（编辑：蒋慰慧 实习编辑：祝闻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