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调查】他在上海工作20年 却只能换来一年数次团聚

他们的父辈为生计或更好的未来，背井离乡，加入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迁徙大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到2010年共有2.6亿劳动力离开户口所在地，占全国人口的20%。

除了少数幸运儿随父母迁居城市，他们中的大多数被留在了相对贫困的农村。其中，有父母中的一方陪伴仍是幸运的，多数或跟着年迈体弱的爷爷奶奶生活，或被送往寄宿制学校，或被委托给亲友照顾。

他们是农村留守儿童。因为长期被忽视，1994年初露端倪的这一特殊群体，在21世纪初才引起各界关注；而直到2016年，中国才出台《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系统性地明确了留守儿童的保护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

在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保守估计已有6000万。

一个被不同学科专家广泛承认的观点是，留守儿童是“制度性孤儿”。它产生于城乡二元体制松动之际，是中国社会为急剧现代化付出的沉重代价。但对于每个农民工家庭来说，陪在孩子身侧抚育教养他，还是为了孩子的未来牺牲当下，始终是个令人进退维谷的选择。

因为父母远离，留守儿童已然成为最易受伤害的群体。2014年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如溺水、交通事故，乃至被性侵。过去3年里，仅广东省就有超过2500名女童被性侵，近半数在14岁以下。

如果说，2012年，河南光山县一名精神病患者带刀冲入小学砍伤22名学生是极端案例；那么在贵州毕节，同年发生的5名留守儿童躲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以及2015年毕节四兄妹集体服农药自杀事件，显然暴露了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上国家投入薄弱的问题。

出于各种原因，留守儿童还是一个被污名化的群体。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其留守儿童的背景大多会被强调；他们还会被有意无意地贴上自卑、偏执、焦虑、情绪不稳、厌学辍学、攻击性强等负向标签。

当然，持中或意见相反的证据也不是没有。长期研究留守儿童现象的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说，留守儿童两极分化明显：有的变逆境为动力，发奋图强；有的随波逐流。

前者如今年大学毕业的金伟伟，靠着父亲在深圳打工挣来的钱，从容走出河南新县千斤乡，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后者如15岁的陈天乐，奶奶刘化兰最担心的是孙子学习不好、沉溺在手机游戏中。而在浙江象山一所民工子弟相对集中的小学老师眼里，外来务工者孩子的表现，明显优于本地差生。

民政部未成年人保护处处长杨剑认为，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上，家庭尽责是第一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学校、社会力量可以卸责。面对儿童进城樊篱难破的局面，如何吸引父母返乡、以便从根源上解决留守儿童现象，恰恰是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平台创始人邓飞与“阳光三农计划”发起人杨宗强正在探索的方向。在他们眼里，变向农村输血为造血，这条路也许曲折也许漫长，但只要出发了就有希望。

【视频】留守儿童调查报告：“候鸟式”团圆 补偿亲情亏欠

7月4日，安徽滁州的於中宇和表弟秦友昌到上海看望在汽车修理厂工作的父亲。然而，大多数时间里，兄弟俩只能待在父亲的宿舍楼里。

【上海团聚日】

8点起床、半小时内刷牙洗脸吃早饭、做1.5小时的暑假作业，玩1小时，11点去工厂食堂吃午饭；下午重复一遍上午的作息。

自7月4日到上海起，13岁的於中宇及其12岁表弟秦友昌的每日生活，规律得近乎刻板。

於中宇与秦友昌的起居和活动之所，是一幢上世纪90年代由猪肉加工厂改造而来的老厂房，其中二楼被辟成9间集体宿舍，免费供20名外地来沪的员工及其家属使用。在上海北部紧邻场中路的这家出租车修理厂内，每年夏天总会出现几张稚嫩的面孔。他们由各自的母亲或其他长辈带领着，与在沪务工的父亲团聚。

在中国，每年寒暑假从老家出发去往父母亲工作的城市短期相聚的孩童，不计其数。过去十年间，上海向阳花青年公益社曾以一家之力帮助过数千个家庭暑期短聚。孩子们有一共同的名称：留守儿童。

•单调生活

暑假与妻儿相聚一个月，是於中宇之父於仁全的坚持——为此他愿意花上500元旅费，相当于他在上海一个月的生活费。来自安徽滁州的於仁全是这家出租车修理厂技工，负责600多辆汽车的维修保养。他成长于父母常伴左右的家庭环境，深知父爱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而於中宇显然还不能够完全理解。

尽管想念父亲并想要与之相聚，但於中宇并不情愿来上海，今年尤甚。这是他到上海过暑假的第5个年头，简陋的居住环境与单调的宿舍生活已经令他熟悉到厌倦。更何况，父亲曾承诺每年带他们去一个景点，但去年失约了。

大部分时间里，於中宇与秦友昌被拘在不足10平方米的宿舍内——208室。房门上的卡通图画显示出孩子居住的痕迹；靠墙铺着4张单人床，简易橱柜上摆放着生活必需品，汽车后视镜是房间里唯一的镜子。

宿舍的环境可想而知，但兄弟俩学会了自我取乐。单人床对於中宇来说过小，他会笑着诉说经常滚下来，有时床底下还会钻出老鼠；而在秦友昌眼里，那是他的“赛尔号64759783”，墙上这般写道：“秦坤与秦友昌的床，知道了吗？不知道就到对面床去睡觉。”秦坤是秦友昌的父亲、於中宇母亲秦红之弟，5年前在姐夫於仁全的推荐下入厂工作。

宿舍窗外是条货运铁路，往南的场中路是上海北部交通主动脉之一，往北则是一处在建楼盘。汽修厂就被裹挟在由火车、汽车与工地构成的小小三角形空间里。出于安全考虑，兄弟俩极少走出厂区，对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更是陌生。

毫不意外，在上海的於中宇会格外想念老家。他在安徽滁州县城的家是一套三室二厅、南北通透的商品房，与上海不足10平方米的宿舍形成天壤之别；老家还有许多同学，“可以一起到学校操场玩，还有公园，可以进去钓鱼。”於中宇说，上海太拘束，没有老家那么开心。

在老家时，於中宇通过微信视频与父亲保持着每天约半小时的沟通；在上海，他通过QQ与老家同学保持联系。不能踢足球、打篮球、不能出门，於中宇与表弟在上海打发时间的主要手段，变成玩电子游戏与扑克牌。

不能出门，打扑克便成了於中宇兄弟俩每天的“必备活动”。

汽修厂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长期与工友混住，於中宇兄弟过早浸染了成年人世界的色彩。他们很快学会了十余种扑克牌：斗地主、争上游、孙悟空、拉板车……其中最受他们喜爱的游戏叫“七怪五二三”。那是一种简单的比大小游戏，不用动脑筋，却非常“杀时间”。

宿舍逼仄，於中宇通常趴在单人床上玩战争类电子游戏“王者荣耀”。他有一台价值2000多元的苹果ipad，那是父亲对他前年期末考试进入班级前十名的奖励。於仁全至今还能回忆起儿子拿到ipad的神情：“开心得不得了，两个眼睛笑得眯在了一起！”这笔钱足够於仁全一人生活三四个月，但他心里很清楚，ipad不完全是奖励，还是学习用具。

母亲秦红初中毕业，已不再能跟上儿子的学习进度并给予足够辅导，用手机或ipad上传下载各种学习资料因此成为必需——比如7月12日这一天，一道关于噪音的题难住了於中宇，他于是从网上查到了答案：从医学角度分析，60分贝以下的噪音一般不会引起人的厌烦。

於中宇与秦友昌还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娱乐项目。每到安徽卫视“我们的法则”节目开播时，兄弟俩便紧挨一处凑在ipad前观看，对外人的搭讪心不在焉。在丛林里自己抓东西——他们对这样富有挑战的生活充满向往。

枯燥的生活同样令来自江苏阜宁的史如意姐弟百无聊赖。相隔数步的另间宿舍里，史家姐弟通常只能玩玩手机，或在台式电脑上合作玩“森林冰火人”四人游戏。“每天玩电脑大概两三个小时吧，剩下的时间就在床上躺一躺，眼睛闭一闭。”12岁的史如意说。

•天伦之乐

每天8点，当於中宇从睡梦中醒来时，於仁全已经修完了当天的第二辆车。他在这家汽修厂工作了20年。除了七天长假与春节，他把剩下的时间都奉献给了上海。

一到夏天，出租车的故障率明显上升。於仁全每天都要修理七八辆车。为了养家，他还送过外卖、开过黑摩的。

盛夏是出租车故障高发的季节，也是於仁全最忙碌的时候。他平均每天要修七八辆车，经常连续半个月泡在车间里。虽然儿子就住在车间对面10米不到的宿舍楼里，但於仁全也只能在下班后陪伴儿子三四个小时。

1997年，17岁的於仁全只身来到上海打拼。2004年儿子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欢乐也带来烦恼，一个现实问题是：孩子留在上海读书还是回老家？为孩子前途着想，於仁全思前想后，最终决定让妻子领着孩子回老家。入学门槛的限制、沪皖两地迥异的教育体制，说及此事，於仁全一脸无奈。

秦红没有固定工作，偶尔出门打零工，於仁全就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於中宇出生的头两年，於仁全月工资只有三四千元，经济上的负担随着儿子的成长加重。入不敷出便兼职，是否违规已不在当时於仁全的考虑范围内。他给肯德基送过外卖，开过黑摩的。最惨的一次差点被派出所拘留，还是汽修厂的领导给他具保开释。

回忆起做兼职的岁月，於仁全不胜唏嘘：“开摩托、送外卖，我儿子都知道，我在这里的情况他有时候也会问。他说爸爸你现在在厂里忙不忙？这两天天热了苦不苦？我说还行。听到他说这话蛮开心的。”

於中宇每次来上海，父亲的同事都会在门卫间墙壁上给他记录身高。被人指挥摆弄的时候，稚气未脱的於中宇常常露出调皮的表情。

厂区门卫间的墙上有一道道黑线，旁边标明名字与日期。那是孩子们成长的标志，每年於中宇和秦友昌都会在此量一下身高。尽管分隔两地，对儿子关注有加的於仁全却总能脱口而出於中宇的生理变化：“1米55，90斤，半年前变声。”

午休1小时对於仁全来说是难得享受亲情的时刻。午餐时母亲秦红会不时给儿子和侄子挟菜，叮嘱他们喝汤。於仁全则提醒兄弟俩放下脚，端正坐姿。秦红说，父子二人颇谈得来，经常聊些她听不懂的新闻。

於家夫妇总能在工厂食堂碰到带着史家姐弟就餐的史家夫妇。史家四口坐在一起，父慈子孝，同样其乐融融。

但秦坤对亲情显然有所闪避。7月12日午餐时，他没有选择与於仁全夫妇以及儿子同坐，而是坐到了工友身边。与秦友昌住一间宿舍的他，甚至需要儿子提醒才能想起牙膏已在数天前用完。他相对内向，不善言辞。妻子患上尿毒症后，他把儿子秦友昌全权托给了姐姐秦红。“这是我老婆哎，她能活到哪一天我都不知道。”秦坤的话中包含着对妻子的情意，以及妻子患病带给他的压力。

为了延续妻子生命，他干起了兼职工作——下班后到隔壁工厂做半小时的废油处理，赚取每月500元的额外收入，但与妻子每月2000多元的治疗费相比仍是杯水车薪。

即便孩子来到上海，秦友昌也没有放弃这份兼职。与於仁全不同，他未将兼职一事告诉儿子。“跟他说这些干嘛呢，只要他在家好好学习就行了。”他说道。

不过，信息上的不对称，反而让秦友昌产生了“爸爸不关心我”的误解：“有时爸爸下班了我也看不到他。有时他下班后会到房间里来，喝口水然后又下去了，好像又去玩了吧。”比起秦坤，秦友昌更亲近姑姑秦红。

•陪伴孩子与养家的两难

无论是於家兄弟，还是史家姐弟，他们在上海的生活无异于二次留守。父亲虽在身边，但能相处的时间亦不过短短数小时。在这幢老厂房里，孩子与孩子之间远不如他们的父辈那般相处融洽，时常玩到一起。

宿舍楼二楼有一张乒乓球桌，这是孩子们唯一能参与体育运动的地方。当於中宇与表弟对打时，后进门的史家姐弟通常会默默地坐入沙发，看着兄弟俩对练。於家兄弟俩会先玩上几局，然后把球台让给史家姐弟。这里只有单打，没有混双。地域间的疏离、年龄上的差距、方言上的隔阂以及最重要的——沟通上的胆怯，使得孩子们的每次相遇都显得尴尬。他们往往以沉默开始，以沉默结束。

在上海向阳花青年公益社项目负责人伍洋眼里，留守儿童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生活条件的简朴，而是在性格养成的关键时期缺乏与旁人交流的机会。孩子长时间进行简单而重复的游戏更易形成孤僻的性格，同时造成人际沟通上的障碍。这种心性一旦在青少年时期成型，成人后很难改变。

孩子在陌生人面前不太敢说话的性子，於仁全并非毫不知情，有时他也着急和反思：“我就觉得孩子有点冲不出。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在他身边的话可能会好一点。”说到此处，於仁全不自觉地摸了摸下巴，叹了口气然后轻声说道：“也是没办法呀。”

这些年，於仁全独自留在上海打工，儿子的生活和学习全都由妻子照料。长期分隔两地，於仁全对儿子始终怀有感情上的亏欠，并总是希望能在物质方面尽量弥补。

在妻子秦红眼里，於仁全并未尽到父亲的责任。夫妻俩最近的一次小争执与於中宇9月升初中有关。秦红觉得，孩子要到新的学校新的环境，老是母亲陪同不好，父亲也应尽点责任。她要求於仁全9月1日回家，带着儿子到新中学看一看。於仁全一开始不同意，后来在秦红的坚持下妥协。“我说你9月1日一定要回家，没空也得有空。”秦红说道。

於仁全也想过回家开汽修店，但很快就放弃这一想法。前次回家时他特意抽空做了考察，一排房子几十个门面，一半左右是汽修店。而据他所知，回家开店的同行中成功者微乎其微，大多数经营一两年就关闭。老家汽车数量有限而竞争激烈、待遇与上海相比有差距、长期不在老家没人脉，於仁全很快总结出几大原因。

天天跟家人在一起，这是於仁全最向往的生活。而他更是意识到，没有八年或十年，这一想法无法实现。不过，这不妨碍他见缝插针地与妻儿相聚。7月17日，於仁全终于抽空带着妻儿及侄子去了长风公园海洋世界，那是於中宇今年到上海后的第一次出门踏青。前些年他已去过东方明珠、浦东海洋馆、西郊公园，以及浦东野生动物园。那天天气很热，但孩子的脸上洋溢着欢乐。

（编辑：王珏 陈佳雯 摄影：陈伟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