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人在大理的爱和梦

这是一个非常治愈的故事。

他是一个日本青年，在国际大都市东京的边缘千叶县长大。他的父亲是个公司职员，朝九晚五，按部就班地打发着日子。每天父亲总是去居酒屋消磨时光，回到家已是疲惫不堪。看到父辈们为了生计，日复一日地重复劳作，渐渐懂事的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18岁，是他人生中最寂寞的时光，没有知心朋友，只有音乐为伴，大学上了一学期，他就休学了，去了澳大利亚。最初，他搭车去不同的地方旅游。后来，在一个农场里干了半年农活，然后继续旅行，一路上，他参加了很多音乐派对，遇见了各色人等。

之后，他又去了印度、蒙古、泰国、中国等多地旅行。遇到喜欢的地方就住下来，靠帮人干零活来换取食物和住处。他一路上不停地学习各种技艺、学习摘橘子，泰式按摩，学习迪吉里杜管，学习电子乐。他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融入当地的生活。22岁，他来到了云南大理，这次，他再也不想离开了，一住就是七年。

他，就是上条辽太郎，别名叫“六”，当他知道“六”这个数字在中国有着吉顺的意思，高兴极了。

在大理，六用最传统的方式从事人类最古老的职业——耕种；他用最先锋的方式，寻找人类最纯粹的追求——音乐。耕种，用的是自然农法，简单地说就是不打农药、不施肥、不翻耕土地，连杂草也很少拔。20世纪40年代，日本“自然农法之父”福冈正信就提出了构想，并在半个多世纪中成功地身体力行。六在日本自然农法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对大理风土的体会，创造了各种独具特色的农法和酿造法。

有一天，六结识了来旅行的阿雅。阿雅是一个日本女孩，对他的耕作、音乐、人生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风花雪月的大理，他们恋爱，结婚。

在大理银桥镇一个长满巨大仙人掌的破落小院里，六和阿雅用双手和时间，一点一点修葺了房屋，支起了火箭炉子和地球烤箱。他们酿酒染布，做乐器玩即兴。

六还酿醋、酿味噌。他酿造的一切都是活着的，为此他甘冒失败的风险。他说，饮酒的乐趣，就在于你喝着的是一口活着的酒。六种地时要在地里架上音箱，把音乐放给庄稼听，他要把自己追求的艺术之美，分享给土地和庄稼。

六和阿雅有第一个孩子时，也曾想过要不要回日本生活。如果回日本，他只能像父亲一样去一个公司上班，朝九晚五地度过下半辈子，但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他帮助阿雅在家里，用自然分娩的方法，生育了三个孩子。他们也用最自然的方法教育孩子。六所理解的教育，是孩子在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事物。六喜欢这样的旅行——到不同的地方试验农业和小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满足一家人生活所需。他为自己和家人朋友构筑了一个小小的却近乎完整的生活世界。

如果仅仅是这些，这个故事还不够有趣和治愈，它也不会被我们所知道，幸运的是六和阿雅又碰到了苏娅。

苏娅是一个中国女子，也很不一般。她曾经是一位媒体人，结果，竟然卖掉了在北京的房子，搬去大理做新村民。为了学习做味噌，她和六相识了。从此与六一起耕种，互相照看孩子，闲聊，对谈，后来苏娅就为六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六》。

谈到写作《六》的初衷，苏娅说：“六在劳动时，他的手、思维、心灵都是统一的，在简单的劳作里有破壳的感觉。在户外劳动，变化特别多、特别丰富，那种想要支配很多东西的意志就变弱了，自我就慢慢消失了。他是认同劳动价值的人，也是认同审美的人，他这一点激发了我，也会激发别人。”

而作家赵松特别欣赏苏娅的文字，说那些文字让人想到萧红，“好的文字是生长出来的，跟作者的生命是盘根错节、气息相通的，这是没办法教的，她的语言方式是独一份的，是原生态的、自发的、自觉的，有天然的味道。看一本书像尝一道菜一样，第一口就知道这个菜好吃不好吃。细细品，会发现她的句法很特别。”

霜降时节，上海依然温暖湿润，气候似乎和《六》的分享会特别般配。在俱舍书院里，作者苏娅和上条辽太郎，作家赵松，围绕着写作、音乐、人与自然、展开了真挚有趣的对谈。

六继续说他的梦想，“我的梦想是在世界几大洲都种上一片地，如果每个地方都要待上七年或更久，这个愿望达成时，我应该是一个酷酷的老头子了吧，”

而读者也随着苏娅的笔触，六的叙述，走进了大理，走进了他们充满创造和活力的世界。

在今天的大都市，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在每一个为成功奋斗的心灵里，谁不渴望那样一个世界: 像六一样，选择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生活选择。哪怕只是在手捧书本的一刻，哪怕只是在闭目想象的瞬间。

（看看新闻Knews记者：舒曼 编辑：刘喻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