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乃蔚：法律服务国际化要有税收支持

陈乃蔚：复旦大学高级律师学院执行校长

复旦大学高级律师学院与上海市律师协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有过多次合作，这次我们也很荣幸能够共同主办主题为“法律服务国际化”的陆家嘴法治论坛。我认为这个主题选择的非常好，正逢其时，顺应了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天时”，即中央政府推动“一带一路”国际战略实施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到国际上进行海外投资、收购兼并，因此迫切需要相应的法律服务与之配套；

所谓“地利”，即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除了“四个中心”建设外，还要建设全国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这对法律服务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同时，李克强总理第四次来到上海自贸区，对下一步自贸区的工作提出了更为明确和具体的指导意见；

所谓“人和”，即上海律师素有“海派律师”之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兼容并蓄，尤其上海有大量的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懂法律、懂外语、懂经济的律师比较多。法律服务国际化在北上广，尤其是在上海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发展空间大

首先，我先给大家几组数据，通过分析和比较可以看到中国律师在涉外法律业务或者国际法律业务中的地位和现状。

第一组数据，以国家作为主体单位，每万人当中律师的拥有量，它是代表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重要的参考指标。

在中国，每万人的律师拥有量是2.17人，美国是37人，英国是15.4人，德国是8人，最高的是哪个国家，你们猜的出来吗？以色列每万人拥有律师50人。

第二组数据，不同国家律师收入比较。

中国现阶段拥有律师30万人，去年司法部统计律师的创收总量为650亿人民币，大约占全球法律服务业总创收的1.2%；美国拥有60万律师（取整数），全年创收差不多在2600多亿美元，折合16000多亿人民币，占全球法律服务收益的41%；英国12万7千名律师，全年律师业务收入是280亿英镑，折合人民币2716亿，占全球法律服务市场收入的7%。

这个数据说明了什么？去年律师（2015年）创收650亿达到历史最高点，但是在全球法律服务业收入中占的比重相当小，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的法律服务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组数据，中国的法律服务业发展极不平衡。

北、上、广、浙、苏五个地区拥有全国30%的律师，但是创收却超过70%。换句话说，法律服务业的分布很不平衡，许多西部地区律师业务数量偏低。去年司法部公布律师人均创收21.7万，上海会高一些，可能达到80.90万。最低的是西藏，人均创收3万。

最后一组数据，律师创收在国家GDP中所占的比重。

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律师业收入占国家GDP比例为0.11%，美国律师业收入占其国家GDP比例为1.51%，英国律师收入占其国家GDP比例为1.19%。这组数据说明，我们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如何抓住机遇，通过法律服务业的国际化迅速提高法律服务的质量、水准，以及为国家的经济建设配套提供相应的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这就是本次论坛的意义所在。

中国法律服务国际化的三个阶段

第二个观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国法律服务国际化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这些都是个人近期研究，仅供参考。

第一个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国策，中央的政策是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全国相继成立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等，外资涌入中国市场，这个时期中国的法律服务业在涉外业务方面主要围绕直接投资来进行的。所有的法律服务是围绕帮助建设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这些服务来开展的，包括技术转让、技术许可。

当初上海有第三律师事务所，这是一家涉外律师事务所。还有一批海归回国开设律所，段和段律师事务所段祺华律师在美国拿到硕士学位后，回国开展涉外法律服务。

第二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

那时，律师界一片“狼来了”的呼声，外国律所进入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律师们很紧张，认为国内市场要被人夺去了，所以要坚决排除外资所进入中国市场。司法部规定外资所进入中国市场适度开放。发展到今天，大概有超过350家外资所进入中国市场，从数量上看，上海是最多的，这也足以证明上海的经济地位、国际化程度以及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心态。

据统计，目前30万律师中，真正能够熟练做国际法律服务业务的，全国差不多有3000人，占整个律师队伍1%。为了适应涉外法律业务的需求，国内的律所除了引进人才、吸纳人才，也跟国际律所纷纷开展合作，因此法律服务业形成了既合作又竞争的局面。“两反”案件、国际贸易案件数量急剧上升，中国企业在海外被诉、知识产权纠纷、国际仲裁案件数量越来越多，法律服务市场当中精法律、通外语、懂经济的人才需求非常紧缺。

第三阶段，中央制定了“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企业纷纷走出去收购兼并、海外上市，国际贸易大量顺差，这个过程需要律师的配合。这个阶段标志性的事件是金杜跟澳大利亚Mallesons建立联盟，大成跟英国Dentons合并，bakermckenzie在自贸区收购了奋迅律师事务所，还有像盈科去国外开设“窗口”，这些都是第三阶段出现的标志性事件。

高端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出现严重不足、中国律师所占的国际法律服务市场份额小、中国律师提供的国际化法律服务质量有待提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三大任务。我们面临的是大市场的格局，但是人数上不占优，所以我们今天讲法律服务国际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法律服务国际化需要“3I”

第三点看法是，什么叫做法律服务的国际化？我就用三个“I”概括，国际化的视野、国际化的技能、国际化的市场。

International vision国际化视野

做国际化法律业务要具备国际政治的观点，国际经济、国际金融的知识，不能只有单一的法律知识。法律知识也不仅仅是对中国法律的理解，而要熟悉和掌握国际惯例、国际规则，以及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法律。要有大视野。

International ability国际化技能

娴熟的外语工具的应用、专业的法律功底、复合的知识结构、标准化的服务流程、现代化的服务工具，这是做国际化法律业务必不可少的。

International market国际化市场

我们的市场不仅是在国内，我们的市场是全球的市场。比如说，在国际仲裁领域方面，不仅在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我们还要到新加坡、瑞典、美国等国家的仲裁机构，我们要到国际商会去，我们要到ICC去，我们不仅要做案件的代理人，我们还可能成为这些机构的仲裁员。

又比如说，在国际诉讼方面，我们要敢于代表中国企业到美国积极应诉，避免中国企业在337/301条款案件中败诉；在非诉业务方面，积极参与谈判，做好尽职调查、文件准备，出具专业的法律意见，配合跨国并购，做好相关的事宜；还有资本市场、境外上市，纳斯达克、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都需要中国律师的参与。

特朗普“百日新政”第一个就是放弃TPP，涉外律师要研究这些国际上的思想和动态。“一带一路”沿线这么多国家，要去研究他们的法律、政治体制。国际贸易不仅仅是货物贸易，还有技术贸易、海事海商等相关方面。

中国律师法律业务国际化的标准化定位要清晰，涉外不仅仅等于国际化。

中国法律服务国际化的路径

最后，谈一下加快发展中国法律服务国际化的路径和基本思路。我就用提建议的方式提出来：

第一，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尽快制定振兴中国律师法律服务国际化的整体方案。

没有目标，没有阶段都是空的。当年李鸿章派了多少人去海外学习？实业救国、工业救国、科学救国。中国要搞法律服务的国际化，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和方案是不可能实施的，中央司法行政机关和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应该迅速制定方案，并且分阶段实施。

第二，人才培养方面要创新。

法学教育机构要培养的是精法律、通外语、懂经济的复合型、实务型人才，现有的教育模式要改变。全国十多家律师学院要发挥作用，敢为天下先，培养复合型实务型的高端人才。复旦高级律师学院就定位于此。

第三，对法律服务国际化要从税收、财政方面给予实惠性支持。

第四，司法部门通过具体措施鼓励中国律师、律所走出国门设“窗口”，与国外律所合作。无论是开分所还是设立代表处，只有把触角伸到海外的法律服务市场去，才有机会去竞争与合作。

第五，要鼓励中国律师通过各种方式与国际一流的律师事务所合作。既可以是合并、联营，也可以互聘顾问、业务合作，无论是松散型的还是紧密型的，都应该鼓励。不跟高手过招，水平永远提不高。

第六，充分发挥“海归”的作用。司法行政机关要鼓励他们办所，给予优惠政策，欢迎他们带着国外客户回中国。

第七，各地的行业协会、律师协会要敞开胸怀，积极主动接纳外资所律师、世界五百强的法务成为律师协会的会员。这一点上海律师有成功的经验，上海律协专门设立“两公一外”委员会，这在全国应该推广、宣传。只有中资所与外资所开展业务交流，水平才会提高。

本文根据陈乃蔚在第八届陆家嘴法治论坛上的演讲整理，本文同时刊载于“律新社” 微信公众号。

（编辑：超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