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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炮”与“小炮”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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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5 10:32


最近有部电影《老炮儿》,上映以后好评如潮。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不了解北京文化,电影看下来第一反应,所谓“老炮儿”,翻译成上海话,估计就是“老流氓”。


北京的“老流氓”该是啥样的,说实话,我没见过,影视作品里倒是见过不少;而上海的流氓,和关于上海“老炮”、“小炮”们的传说,过去,倒是一直在江湖流传着……


“白相宁”

曾经,周立波的清口,让很多外地人认识了“上海流氓”,在各种场合,人们模仿着“乃伊做忒”,似乎这就是“流氓腔”——实际上,周立波的扮相,最多是只“小赤佬”;赤佬扮流氓,学个边边角角,气质还是差了很远。


旧社会,最有名的流氓,大家反正都比我清爽,就不多啰嗦了;还有一种流氓,叫“白相人”,估计小年轻不大听说了。



想来上海闲话也蛮噱的,明明是“头别在腰间”闯荡江湖的流氓,却偏偏要用上“白相”两字——主要还是因为,“白相人”一般都薄有家产。


靠祖上余萌的被称之为“小开”;骗吃骗喝的被称之为“阿诈狸”;靠女人的,则被称为“狼狗”——不要指望白相人都是好人,解放后,白相人还被视为“社会渣滓”。


“阿飞”正传

“阿飞”,正宗上海特产,尤其是49年以后的“阿飞”们,几乎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阿飞”的标配是什么?



“小裤脚管花衬衫,头发梳得耸(读cóng)出来”,是“阿飞”的外形特征。上身衬衫的颜色不是单一色,而是“花衬衫”。下身长裤,紧贴肉体,裤脚口特小,据说最小的只有三寸。脚上套的是一双尖头皮鞋,甚至是香槟色的。


当年的上海滩,哪里可以见到“阿飞”?



在热门电影院外,他们会三五成群聚集在电影院的门口,相互间交谈,也有手中拿着电影票,搭讪不相识的女青年看电影。在淮海路、南京路等热闹路段的西餐馆或咖啡厅,也可时见他们的身影。


不晓得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喜欢在“阿飞”前面加上“流氓”二字——“流氓阿飞”,性质就大不同了。


“垃三”


讲到“阿飞”,老上海脑子里一定会跳出一个词:“垃三”。


我小辰光都听说过这样一句顺口溜:上海有的三座山:“松江有佘山,长风公园铁臂山,南京路上搓垃三”。


“垃三”年纪都不怎么大,因为文革的缘故,基本上没受过什么良好的教育。有的家庭贫困,因为穷困,这些女青年有的还未成年,就早早的在社会上闯荡,当然,这种闯荡不是什么经商、做生意等经济行为,而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于社会上。



虹镇老街的传说

提到虹镇老街,很多稍上年纪的上海人,都会说起不少关于那里“民风彪悍”的传说,什么“红缨枪,拉场子”,“长宁帮”和虹镇老街火拼之类的,俨然就是《古惑仔》里的场景。



当年“江湖”上一直流传着,“虹镇老街,上海第一!有种就来砸场子!”的豪言壮语。我是没考证过这“第一”的来头,只是提起虹镇老街,脑子里总会跳出一个名字:于双戈。



为啥?


一是因为阿拉姆妈小辰光教训我的辰光,会迭嫩骂山门:“小赤佬,要死咧,再乱来,当心大起来像于双戈则枪毙鬼一样!”


另外呢,我读大学的时候,出事的那个储蓄所,还在上外校门旁边,直到上外校园改造。


于双戈为啥“有名”?


于双戈原为公交车售票员,因赌博负债起意抢劫。


1987年11月16日上午,于持枪到位于大连西路、上外校门口旁的工行储蓄所打劫。在银行工作人员启动报警系统后,他犯慌忙中朝柜台里的女出纳员朱亚娣开枪,朱当场毙命。


此案惊动上海滩。


为了及时擒获凶犯于双戈,全市出动2万多公安民警展开大搜捕。不仅如此,上海电视台当年还对于双戈案的审理过程,进行了电视转播,收视率95%,创下了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次。


图为当年上海电视台“于双戈案庭审”特别节目


于双戈的女朋友蒋佩玲,在庭审中呈现弱者姿态,并称:“想想自己终归是于双戈的女朋友了,因此在案发后才为于双戈潜逃出钱出力。”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同情。


而为其辩护的律师郑传本,则极尽调侃嘲讽之能事,几乎成了上海的平民英雄。徐根宝在庭审中也是一副老实人模样,称自己为于窝藏枪支弹药是为了讲哥们义气。


当年为蒋佩玲的辩护律师郑传本


最后二人都得到从轻发落,倒是江湖上多了一句:“讨老婆要讨蒋佩玲,交朋友要交徐根宝”的顺口溜。


“三湾一弄”

提起“三湾一弄”的流氓,最有名是啥宁,侬晓得伐?


丁约翰,是也!


“英雄莫问出处,丁约翰兄就是出自于三湾一弄,叱诧江湖,毁女无数,真土匪也。老柴就差多了,最多偶尔浪迹虹镇老街,疾走如风,惶惶不可终日。”



柴志强在他博客中曾这样自嘲,他提到的丁约翰,就是他的职场小说《丁约翰的打拼》中的主人公。


小说里,丁约翰原名叫丁中华,六十年代出生在“三湾一弄”里的潘家湾。和虹镇老街一样,这些棚户区被上海人称为“滚地龙”——房子相连,就如“滚地龙”一般。



这样的外因,倒也促成了棚户区居民守望相助,毕竟,这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上海人有句老话:“不要和住在滚地龙里的人打架。”因为他们招呼一下,会一下子召集到几十条汉子。



定海桥的“流氓”

定海桥,是跟“三湾一弄”、“虹镇老街”旗鼓相当的苏北移民聚集地。



到了70年代,这里的纺织厂子弟们长大成人,当年又恰逢时世动荡,不少年轻人过早辍学后,便走入了社会。


在这样的复杂社会生态里,所谓的“流氓”,是不可回避的一种存在——除了其中真正的“不法之徒”外,上海人口头上说的“流氓”,更多是一种特殊情况下、吃得开的“能人”。


国棉十七厂的“铁拳头”

在60、70年代,这些人不仅“吃得开”,还要“拳头硬”。


当年社会上流传一句话,“闸北流氓、虹口黑道,侪不如杨浦工人阶级的拳头硬”,而在这些“硬拳头”里,从定海桥就走出了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翻江倒海”的人,王洪文。


回到国棉十七厂的“市委书记”王洪文


80年代,改革开放,社会开始转型,“流氓”们自然也开始要“寻方向”了。

喇叭裤、皮夹克、奶油包头,类似的行头,通过电影电视走进上海人的视野里;“分挺不挺”,开始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指标。


“穷则思变”,定海桥的这些“能人”,也或多或少搭上了开出“穷街”的列车。他们中有经商头脑的,早早便开始在定海桥破墙开店,成为了此地的第一批个体户。



在这其中,靠近平凉路方向,有两家贴隔壁开的小店,一间是馄饨店,一间是杂货店,不晓得多少定海桥人,都在这两家日常小店吃过馄饨、买过物事——馄饨店的老板叫周正毅,杂货店的老板叫刘根山。


西新街的流氓窟

西新街,当年上海滩的“三大流氓窟”,丝毫不逊色于虹镇老街。


解放前,长宁路这一侧有不少棚户区,西新街,就是其中一个,这里也曾是上海滩著名的“苏北窟”。



这块棚户区,就在如今的凯旋路长宁路这里,就是现在凯欣豪园和联通上海总部的所在地,“多媒体大厦”。而位于现今凯旋路、武夷山路上的三泾庙,亦是当年流氓帮派所在地。


解放前,应该是1949年的一场大火,从长宁路一直烧到后浜(现安化路),整个棚户区无一幸免。


不管是北京话里的老炮儿,还是上海人说的“流氓”,当年都是最怕“刮台风”。80年代的严打,最初缘起就是79年发生在杨浦区的“控江路事件”(有兴趣的旁友,戳“刮台风”,查询我们过去的文章)。

而在一阵阵台风劲吹下,打掉的来头最大的,就是胡晓阳(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养子)、陈小蒙(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之子)、以及被道上称为“小鸽子”的葛志文。



远去的背影

事实上,除了那些违法犯罪的“真流氓”,上海人至今还会用“流氓”二字,来戏谑、调侃“路道粗”,特别能混的人。即便是小姑娘冲侬发嗲来一句:“侬只流氓”,那也是骨头好轻几斤的事——注意是发嗲,不是一记耳光,“侬只流氓!”



过去,在法治无法触及的角落,这些人和他们所形成的圈子,定立了规矩、维持着表面上的秩序;如今,即便是这个“另类上海”,也正在随着“石库门文化”的崩塌而远去。


那些江湖传闻,只存在于老上海人嘎讪胡时的不经意间,面对外来文化和人口的冲击,时不时,还有些英雄迟暮的落寞感……有时,这种回忆却是刻意的,人们怀念的,是那个上海人依然可以讲规矩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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