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应对特朗普冲击是中美战略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必修课

“特朗普冲击”并非一个偶发事件，而是用“大嘴莽汉”“政治素人”“商人总统”这些标签掩饰下的系统的战略性试探。目前，有关特朗普及其言行的大众传播，无意间忽视了这样一些基本的事实：

其一，从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走向缓和开始，美国国内对如何认识和发展中美关系始终存在不同的看法，特朗普表达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1949年中国内战的结果本身对美国来说，始终是一个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的重大事件；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的实力，理解中国实力变化对美国的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中美战略关系，始终在美国国内存在所谓的“鹰派”与“鸽派”的争论。

在这种争论的影响下，整个上世纪80、90年代乃至21世纪最初5年，中美关系始终是在各种问题的冲击下发展而来的。只是在最近的12年间，中美关系进入了相对稳健，以及在中国看来良性的发展轨道，美国国内对此的判断和分析，与中国并不完全一致。

其二，特朗普从参加总统选举开始，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背后的战略决策团队，可以看做是一种“冷战老兵”团队的集中组合，他们的思维具有冷战思想的显著特色，关注相对收益和力量对比的分配，而非绝对收益，是主要特点。对博尔顿、叶望辉、白邦瑞乃至Sutter这样的老先生来说，他们的行为偏好，更加符合沃尔兹基于结构现实主义的思维逻辑，即国家必须关注相对收益的变化，如果相对收益不利于自身实力的优势，即使绝对收益相当可观，国家仍然应该拒绝这样的合作。

说的更直白一些，他们认为冷战后的发展证明，中国在现行中美关系中的获益超过了美国，实力对比正在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必须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

在此过程中，特朗普被选为一个合适的代言人，因为他在大众传播中的影响，在国际社会上的声望，天然就适合当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角色，由他来捅破窗户纸，非常合适。

其三，改变中美关系游戏规则，在美国国内并非完全没有群众基础。一如特朗普在2016年选举中获胜反映了美国国内民众的看法一样，特朗普敢于不断释放冲击性的言论，同样迎合了美国战略精英阶层对华战略焦虑的集体心理。坦率的说，如果胜出的是希拉里，或许她在具体手段的选择上会“更加符合游戏规则”，但做的事情，应该不会有本质的区别。

中美关系从来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有关国家对外战略大政方针的发言，不存在所谓的偶然性或者纯粹意义上的个人行为。对中美经贸关系中利益分配的不满，对中国整体力量崛起的焦虑，对中国日趋有能力用实际行动捍卫自身的合理利益，美方的不满和焦虑，由来已久。有了这种土壤作为支撑，阶段性的爆发乃至某种形式的清算，就是不可避免的。

从整体的宏观战略层面来看，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即使“莽撞悍勇”如特朗普者，他也很精明的选择了在侯任总统时期就把所有试探气球全部放出来，确保足够的缓冲和反应时间，而不是一下子把调门拉高到中美直接来场冲突，给中国一个实质性突然袭击的层面。

对中国来说，需要注意的是“放弃不必要的幻想”，即不是就此彻底放弃中美合作回到全面对抗的轨道上去，而是清醒的认识到所有的合作都不是从天而降，都必须而且值得为此做好长期艰苦博弈的各种准备。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体系转型和霸权稳定的理论都曾经指出过，霸权国家存在对潜在的挑战者进行“预防性行动”，乃至“预防性战争”的可能。特朗普背后的团队，给出的，正是这样一种预防性的行动方案：以明确的信号指出美国认定的中国的“战略软肋”，进而确立中美关系新的游戏规则，最大限度的保障并巩固美国的战略优势。

特朗普本人的行为，则可以看做是托马斯谢林有关“胆小鬼博弈”中经典策略的具象化表现：以充满冒险主义的边缘政策迫使对手做出让步。这种行动告诉对手“我已经松开了刹车闸，准备和你迎头对撞”，如果怕死，请让开。

面对这种充满战略投机色彩的冒险举措，负责任和理性的行动，是经过精确研判之后，敢于迎头相撞。适度而坚定的回应信号，是不可或缺的。

这种信号需要传递的，是让美国这个充满了“熊孩子”风格的超级大个子，清醒的认识到，现在已经不是那个“过去的美好岁月”，超级大国凭借实力优势单方面改变游戏规则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围绕第一艘从中国到美国的“柳林海”号货轮上装何种货物，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插曲：原先计划装的货物是一船钉子，但后来担心口彩不好，换装了一船蜂蜜。显然，特朗普及其团队没打算用这么贴心、温暖、细致的方式，给他任内的中美关系开局。

现在，特朗普已经陆续把攻击性的直线球投到中国这边来了，中国能够做的，是清醒冷静地把所有能打出的好球都打回去，中国人民从来不会主动开启摩擦，但从不惧怕任何形式的挑衅、摩擦和冲突。相信，在以妥善方式回应了这类挑战之后，中美战略关系将战胜风浪，进入一个更加健康、良性、稳健的发展新阶段。

编者注：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沈逸。

（编辑：超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