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编辑室】“两亿拆迁”的荒诞与现实

这两天，一则"深圳市水贝村每户平均可获2亿拆迁款"的消息刷爆了朋友圈，消息中有村民大摆宴席庆贺和上亿元补偿款收据这样的配图，貌似有图有真相，于是，引来了网友们的各种羡慕嫉妒恨。

 水贝村的一顿"集体盛宴"，之所以会引来网友对拆迁补偿庆祝的猜忌，并非空穴来风。就在今年10月2日，广州杨箕村摆千桌酒席宴请万名村民回迁的消息，就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当时，由于房价大涨，回迁的村民户均都坐拥1000万资产。

不过，同样是拆迁获利，杨箕村与水贝村却走过了截然不同的路。杨箕村是广州有名的城中村，2010年4月，"城中村"改造方案推出之后，因为违建过多、出租获利等原因，遭到了部分"钉子户"的阻挠。期间，已搬迁的居民和钉子户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甚至演变成了肢体冲突。直到2013年7月，随着最后1%的村民签订搬迁协议、搬离杨箕村，这场持续三年的拉锯战才得以告终。

相比之下，水贝村的拆迁之路要顺畅得多。公开资料显示，水贝村在1984年11月，就以集体名义注册了"深圳市水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当时水贝村近600村民都是公司的股东。尽管有媒体调查发现，这家公司并不从事任何实业，只是一个空壳公司，但是它却发挥了类似中国"农村合作社"的作用，是村民经济协同的共同利益体。公司总经理、水贝村村委负责人张兴祥在接受看看新闻knews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当初的拆迁事宜是由全村人召开股东大会共同商讨的，在五家开发商中，大家最终选定京基对水贝村进行开发，并由公司出面与京基方面达成了补偿方案。

看来，不管是通过村民的经济集合体与地产商博弈，还是象杨箕村那样，当上三年的钉子户，最后都能在拆迁过程中实现个体权益的最大化，尽管并不会如某些媒体夸大的那样荒诞，但拆迁暴富，却仍然有着现实的基础。

有媒体透露，2010年北京销售的8万辆进口车中的一半，卖给了北京和各地拆迁户，而在京郊，拆迁户拿到两三千万元补偿更是司空见惯；与此同时，部分人为征地拆迁补偿索价过高而导致拆迁方、开发建设方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三输"的案例已经为数不少，一些建设项目因过高的征地拆迁补偿而撤销或6烂尾。

舆论认为，一些拆迁户从社会财富中取得了过大份额，以至于造就了新的社会不公，这是公众心理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不少地方，有些拆迁户为自己几十平方米的破旧农房、危房、甚至是违章建筑，索要数百万、数千万、上亿元补偿，这些钱足够在当地房地产市场上购买上千平米中高档住宅和商铺，以至于形成了从商品房购房者、企业、城市新移民向拆迁户的过度财富转移。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舆论之所以如此关注拆迁暴富，是因为中国有倡导劳动致富的传统，对于不经劳动却因为财产补偿收益而致富，而且是财富极度失衡的现象感觉不满，情有可原。然而，在中国城镇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因为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缘故，“拆迁暴富”也是无法避免的结果。

 【视频】梅新育：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令“拆迁暴富”无法避免

看看新闻Knews注意到，2010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之后，很多人要求规定补偿上限，以防止过度补偿。最终，在2011年1月公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在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对此作了规定，力求兼顾避免拆迁暴富与侵害拆迁户合法权益。　

有分析认为，政策的限制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引导征地补偿适度集中并流向生产性投资，为失地农民提高自身素质和创造新的体面收入劳动就业机会提供条件，特别是要激励失地农民及其子女努力提高自身能力素质，通过自我奋斗提升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
 

（编辑：超慧）